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在研究中國未來經濟中高速增長時，筆者計算以中國二元體制自然經濟增長，未來15年速度在1.5%到3.5%之間。與一元市場經濟國家不一樣的是，二元體制潛在經濟增長，其潛能在二元體制扭曲的禁錮之中。從生產側看，只有要素市場化改革，才能將體制扭曲造成的閑置和低利用，即體制性要素剩余激發和盤活出來，成為經濟增長的動能。但是，筆者及其團隊計算要素市場化改革對體制扭曲性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等剩余要素全部釋放，其給未來15年帶來年均1.5%左右的增長潛能。如果自然增長速度偏低在1.5%到2.5%，GDP增長實現不了翻一翻目標可能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筆者在觀察和分析中國二元體制歷史經濟增長時，發現其一個重要的來源是產品市場化或者要素市場化形成的全要素生產率產出。1980到1985年和1991到1995年，是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呈倒V型高漲的兩個階段。

　　1.生產要素利用效率提高的全要素生產率

　　筆者在前面寫的文章中提出，197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除了廣義技術進步TFP貢獻外，還有體制改革形成的TFP，并且后者可能占到2/3多。我們先來看要素市場化配置增長潛能的歷史。

　　一是產品市場化，雖然有城鄉戶籍分割和農村土地要素沒有市場化，但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家庭經營農戶農產品和農村鄉鎮企業生產產品市場化銷售，實現了勞動力和土地要素市場化收入。但是，表現為投入的勞動力要素和土地并沒有增加，科技也并沒有大的進步，但是產量增加了。因此，其以TFP的形式體現了產出的增加。

　　二是雖然有城鄉分割阻礙著人口遷移和市民化的進程，但是進城務工證取消和無戶籍可居住體制，農民“青出老回”，使農村剩余的勞動力要素在城鎮中得到了市場化配置；而20世紀90年代起，雖然土地沒有市場化配置，但是外資以合資經營和協議出讓購入試點等方式獲得了土地，與進入城鎮和東南沿海地區的剩余勞動力，以及自己的技術和裝備相結合，形成了生產力。這種在宏觀總量上勞動力數量沒有增加，土地要素投入數量也沒有變化情況下，其產出的增加也以TFP的增加體現出來。

　　由于一系列數值的市場競爭標準值和體制扭曲值之差可以得到數據，而通過這些差值可以計算出各種要素的體制扭曲性剩余規模，對未來的增長，則可以通過內生法求出激活投入的產出量和增長潛能。

　　前面已經提到，要素市場化改革形成的增長潛能，還是不滿足未來發展目標對增長速度的要求。還有什么存在的增長潛能，通過改革可以利用，并且是可行和靠譜的呢？

　　2.從零到市場價格的土地房屋全要素生產率溢值

　　2018年時，隱約有一種想法，即土地和房屋有一種價格市場化升值對增長的貢獻，但是沒有與投入產出計算區別開來。前面已述，進入2020年以來，反復計算，沒有土地房屋要素升值，僅僅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帶來未來15年凈增長潛能年均只有1.5%左右。除了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凈增長外，筆者又重新觀察和分析了1998年到2020年的經濟增長，覺得其中包含有二元體制下土地房屋從計劃和自然經濟中資源、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向市場經濟中資產轉變，價格從無到有—土地房屋價格從零到市場交易水平的溢值貢獻。

　　在分析1978到2020年的經濟增長時，從發展內容看，（1）溫飽到小康基本消費增長階段。1979到1997年，特征為：需要滿足吃飽，穿暖穿好，柜桌椅床、茶幾沙發等齊全，有手表、自行車、縫紉機和收音機，逐步添加洗衣機和開始購買冰箱，增加居住面積。GDP的內容主要以一般消費品輕加工生產、勞動工資分配、商品批發零售和購買為主。這一階段中，消費品價格年平均上漲率為8%。從需求和價格看，短缺經濟的平衡，收入和消費品價格的上漲，開放經濟后物品購買力平價向國際價格的變動，官定匯率改革以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升值，其實都是國民經濟從低價到開放狀態向國際均衡價格歸齊的一種溢值。

　　（2）城鎮資產化和出口導向疊加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增長階段。部分土地和城鎮房屋資產化，政府將土地作為可壟斷出讓資產積累；1998年城鎮住宅商品化和貨幣化分配改革，居民可以進行資產投資。耐用消費品、住宅改善和汽車購買，成為了生產、分配、銷售和購買的重要內容。那么，這一階段的GDP增長潛能是從哪里來的呢？從數據觀察，2001到2010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也是一個較長時間的倒V型，TFP產出量也很大。除了加入WTO和出口導向的工業化，以及國外先進技術裝備引進和人力資本的增加，以及要素配置改善外，似乎也不能全部解釋其來源。1993—2010年間土地出讓價格年平均上漲21.9%，1999—2010年城鎮房屋價格年平均上漲18.6%，其中城鎮住宅商品化改革后的2000年城鎮房價上漲了119.4%。而這個階段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率年平均僅為1.5%。

　　（3）出口導向走弱與經濟房地產化增強發展階段。2011到2020年的增長中，出口導向工業化的增長逐步在回落，戶籍和國有企業等要素市場化改革處于前面難度較大改革后推累積和膠著境地，由于經濟主力人口增長速度轉折，支撐增長的力量被房地產的擴張所替代。經濟回落，特別是由于生產過剩造成資本要素生產率下降，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和農民工向農村回流使勞動力要素的利用率下降，這些均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形成壓力，甚至利用率降低使TFP產出變為負數。

　　但是，1977—2010年TFP增長點占GDP年平均增長率的36.4%，而其后10年的TFP年平均增長仍然為2.65個百分點，其貢獻占GDP年平均增長率的37.3%。我在許多文章中提到，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其20到50年時間中TFP年平均增長率幅度也就在1.1%到0.8%之間。我認為，這一階段TFP增長主要是零價格的土地向出讓金價格升值所致。這10年中，土地出讓價格平均年上漲率為16.4%，城鎮房屋年平均價格上漲率為7.7%，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累積收入額為48.94萬億元，占到了10年累積GDP總額的6%。

　　那么2000到2020年，巨額的全要素生產率產出到底來自于哪里？我認為源于城鎮土地房屋資產化的財富溢值。與市場經濟國家不一樣的是，我們在土地房屋資產化方面安排的是一個二元體制：20世紀90年代和1998年前，土地計劃撥給，沒有價格；后來變化為一部分出讓的和城鎮的土地和住宅有價格，農村和城郊的沒有價格。于是，當一塊地出售時，包括城鎮無償分配的房屋商品化改革時，其發生的是從零價格到市場價格的升值。從產品和要素市場化改革擴張到自然資源、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資產化改革的范圍，使體制改革獲得了更多的TFP。

　　與市場經濟不一樣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許多是從無到有。土地房屋從無市場到逐步有市場，從零價格到市場價格。增長理論的研究，需要面對中國這樣二元體制轉軌40余年，還沒有完成，還需要10到15年時間這樣實際存在的特殊的經濟體。而產品和要素市場化改革形成的產出要素提高利用率形成的TFP，與自然資源、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性土地房屋資產化改革溢值形成的TFP又有區別。前者是生產側形成的，后者則是由資產化分配和支出側變動形成的溢值性TEP。

　　就中國目前的體制看，收入分配核算方面，從零到有價格的土地出讓金進入了政府部門；投資支出核算方面，房地產開發商支付了購買土地的款項，無價格和低價格的城鎮房屋商品化交易和貨幣化分配使居民也支付了房款；生產核算方面，則應當以各種方式對這種交易收入和投資支出的零到市場價格溢值部分給以平衡。

　　理論要解釋實踐，而解釋實踐發現的理論要為更好地指導實踐服務。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非常大，如果我們認真地觀察中國經濟增長的歷史，實證和清晰地刻畫出資產化改革獲得的TFP的機理，我們就可以用其仿真和模擬未來資產化蘊藏的增長潛能，通過推動有關改革保證中國經濟還可以實現中高速度的增長。

　　2020年農村住宅用地16989萬畝，農村居民建筑住宅面積280萬億平方米。由于限制或者不能夠交易，其價值總體上為零。假如現價每畝地50萬元，住宅每平方價格3000元，價值分別為85萬億元和84萬億元。筆者仿真計算，如果推進宅地、農村住宅、耕地、林地和其他建設用地資產化改革，將會為未來15年帶來年均1.5個百分點左右的增長潛能。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