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滕泰 張海冰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偉大歷程，為全國人民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此應繼續堅持改革開放以來的普惠式增長模式；企業家創業和帶領企業成長的過程，就是帶領企業股東、員工、客戶和利益相關者走向共同富裕的過程，因此實現共同富裕必須保護和更加重視企業家精神；為了不影響“做蛋糕”的積極性，最好把分蛋糕的原則和方法在“做蛋糕”之前予以明確，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作為后發的和平崛起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國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不可能復制發達國家舊路，而是要旗幟鮮明地反對不勞而獲、盲目仇富的思想，堅決不走共同貧困的老路，多渠道培育和壯大中等收入群體。

　　實現共同富裕，應堅持改革開放以來的普惠增長模式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中國經濟從1978年占全球GDP1.73%，發展到2020年占全球GDP的17.4%，各行各業、各地區、各階層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巨大的改善，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歷程是全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共同富裕探索，為實現全國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其發展的普惠性程度是世所罕見的。

　　首先從城鄉發展的角度來看，雖然階段性發展節奏不同步，但是40多年來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大幅提高。1978年，中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僅有343.4元，2020年已經達到43833.76元，增長了127倍；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從133.6元增長到2020年的17131.47元，也增長了127倍。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居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1978年時，中國的城鎮化率是17.92%，到2020年已經達到63.89%，7億多人口實現了城鎮化。2020年全國實現了全面脫貧，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

　　其次，從區域來看，雖然有東西和南北發展的不平衡，但是全國各地區都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的居民收入也都在工業化的帶動下持續增長。例如，地處東部沿海地區的廣東省，在1978年到2017年的整整四十年中，地區生產總值可比價格計算增長了101倍，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99倍，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80倍；同期作為老工業地區代表的遼寧省，地區生產總值增長了30.3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95倍和73倍；西藏自治區生產總值四十年實際增長48.3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52.3倍，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58.4倍。由于地理位置、資源和要素稟賦的不同，各地區經濟增長不可能保持同步，但是總體來看，過去四十多年中國各地區的經濟都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

　　第三，從產業來看，各行各業都是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受益者。1978年工業增加值僅有1622億元，2017年工業增加值接近28萬億元，按可比價計算增長53倍，已經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一。1978-2017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從905億元增長到427032億元，占GDP的比重從24.6%上升至51.6%；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8.4%上升至58.8%。不僅新信息產業、金融業等人群收入增長迅速，快遞小哥、外賣騎手、電商客服等普通人群也享受了持續的收入增長的機會。數據顯示，2009年到2020年，城鎮私營單位制造業員工收入增長了2.36倍，傳統服務業員工（以餐飲住宿為代表）收入增長了1.70倍，而新經濟產業（以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為代表）員工收入增長了2.59倍。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普惠性增長模式，與美國1990年以來嚴重不均衡、缺乏普惠性的增長模式形成鮮明對比。從行業上，美國很多傳統產業逐漸萎縮，工作崗位成批消失，加劇了收入分化的嚴重程度。從地區分布來看，美國過去三十年的增長主要是加州、大波士頓、紐約-新澤西等地區引領的增長，很多中西部地區經濟止步不前。正因為過去三十年美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少數新經濟產業、少數地區、少數人口主導的增長，讓大量人口成為增長的旁觀者，才使美國的中產階級占比從高峰時的70%下降到如今的50%。另據美聯儲報告顯示，1989年至2018年，美國最底層50％的家庭財富凈增長基本為零，在家庭財富總額中所占比例從4％降至1％。

　　特朗普敏銳地發現了過去三十年美國經濟增長的不平衡，并且利用這種不平衡，一次次地展現和撕裂社會傷口而撈取選票，雖然于2016年成功當選了美國總統，但是卻沒有找到改變這種不平衡、缺乏普惠性增長模式的有效方法，反而因為利用了社會分化，而造成了更嚴重的社會分裂，結果于2020年黯然落選。值得深思的是，如何避免像特朗普那樣，在缺乏系統解決方案的情況下，任由一些偏激輿論盲目煽動仇富心理、夸大社會矛盾、人為撕裂社會？如果說特朗普在缺乏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前提下擴大社會矛盾是為了撈取選票，那我們則必須繼續堅持改革開放以來的普惠式增長模式，正確引導社會輿論，保持社會和諧發展，才能引領中國人民真正實現共同富裕。

　　實現共同富裕必須保護和更加重視企業家精神

　　在改革開放中崛起的一代代民營企業，不僅為消費者提供了60%以上的產品或服務，為勞動者創造了80%的就業機會，與80%的家庭能否實現共同富裕息息相關，還通過納稅提供了社會運轉、基礎設施投資、社會保障所需50%以上的資金。只有鼓勵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創業、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和更多的社會財富，老百姓才有實現共同富裕的機會，社會才有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

　　每一個企業家創業成功和帶領企業發展壯大的過程，都是帶領股東、員工、客戶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相反，很多民營企業一旦走向衰敗，或決定不再繼續壯大企業，大批員工必將失去共同富裕的機會。

　　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指引下，改革開放以來的確有很多民營企業家積累了數目可觀的個人財富。從最初的農村跑運輸、搞多種經營，城市里開個體飯館、販運服裝而涌現出來萬元戶，到鄉鎮企業發展產生的“百萬富翁”，再到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托起的首富群體，直到新經濟巨頭和獨角獸的創富效應產生的千億級別身家的企業家階層，這些在改革開放大潮中按照黨的方針政策先富起來的中國民營企業家，與某些極端輿論中所提及的舊時期的帶有貶義的資本家有本質的不同。

　　首先，中國新時期的民營企業家作為出資人，其創業資本主要是自行籌集，不同于舊時期通過“血腥的”原始積累獲取資本的“資本家”。在資本主義早期階段，無論是英國的圈地運動、美洲的黑奴貿易，還是列強對中國的掠奪，資本的積累的確擺脫不了“血腥”的色彩；而在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民營企業的資本積累是靠節衣縮食、壓縮消費積攢起來的，還有很多企業家創業時，靠的是親朋好友湊錢支持，能夠從銀行獲得貸款支持的，則往往是抵押了自己的資產進行創業。當然，的確有少數侵吞國有資產發財的，或通過官商勾結掠奪國家資源的，以及通過壟斷地位獲取超額收益的，但并不是中國民營企業的主流。

　　其次，中國民營企業家的財富除了出資報酬，還有很大一部分是風險報酬。民營企業創業者失敗的概率很高，成功了可以為社會做貢獻，失敗了則自生自滅。民營企業家都是九生一死，在最困難的時候高管、員工都可以辭職，而創業企業家必須堅持到最后。社會往往只看到那些成功者的“鮮花著錦”，卻忽視了大量的失敗者“血本無歸”。即便是創業成功以后，民營企業也是很脆弱的，近幾年在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很多民營企業陷于困境，創始人控股權易主，甚至陷于破產境地的，屢見不鮮。

　　第三，中國民營企業家的財富積累，還有一部分是作為管理者和勞動者的報酬。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勤奮，在全球范圍內是屈指可數的，很多企業家不僅創業時沒日沒夜地工作，創業成功以后仍然把工作當生活，其積累的很大一部分財富，也是作為企業管理者和勞動者的報酬。

　　第四，除了出資人的資本報酬，風險承擔者的風險報酬，企業管理者的勞動報酬之外，中國民營企業家過去四十年不斷進行產品創新、管理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大部分中國民營企業的超額利潤都是來自于創新，是市場對創新者的獎勵。根據國家工信部公布的數據，中國民營企業貢獻了70%以上的技術成果創新，未來仍將在高質量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最后，中國民營企業家，在創業成功、實現了財富自由后的那一刻起，他們所有經營活動，主觀上可能仍然是為自己，但客觀上已經是主要為社會工作——不管這些民營企業家名義上擁有多少財富，其自身和家庭消費也是有限的，因而這些財富的主要功能不再是滿足這些企業家的個人消費欲望，而是為社會提供產品和服務并解決就業、貢獻稅收；一旦民營企業規模變大，超出了其直接管理和支配的范圍，民營企業的管理和支配權也從企業所有者轉移到一層層的職業經理人，與國有企業別無二致；除了民營企業財富的當下社會功能，從生不帶來死不帶走的意義上講，所有超出其本人消費和支配能力的財富，歸根到底都是社會的財富。

　　雖然資本仍然是匯聚其它要素、形成生產力的關鍵生產要素，但是在金融市場高度發達的今天，資本已經可以按照市場化的方法從風險投資者、資本市場、商業銀行獲取——那些真正掌握資本的金融機構并不一定是創辦企業的民營企業家；而綜合了出資人、風險承擔人、管理者和勞動者、創新者等多重角色的新時期民營企業家，已經成為提供產品和服務、創造就業、推動技術成果創新、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要引導輿論不能再沿用“資本家”這種舊時期的帶有貶義稱呼打擊民營企業家創業和發展企業的積極性。

　　如何讓分蛋糕不影響做蛋糕的積極性

　　有學者把新時期的共同富裕形象地概括為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筆者認為，所謂做大蛋糕，關鍵就是要繼續堅持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普惠性發展道路，重視民營企業在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而要分好蛋糕，關鍵是確保不傷害做蛋糕的積極性——如果分蛋糕的方法不傷害做蛋糕的積極性，就是共同富裕；如果分蛋糕的方法傷害了做蛋糕的積極性，共同富裕之路就難以實現；如果分蛋糕的方法嚴重傷害了做蛋糕的積極性，就會走向共同貧困。

　　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強調，“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我們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們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寫入了憲法、黨章，這是不會變的，也是不能變的。任何否定、懷疑、動搖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黨和國家方針政策，都不要聽、不要信！所有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謀發展！”

　　雖然最高決策層不斷重申對民營企業的政策沒有變，以后也不會變，一再釋放信號明確說共同富裕不是均貧富，但是很多民營企業家還是沒有吃下“定心丸”，這是為什么？主要是近期關于“分蛋糕”的各種似是而非的解釋、有誤導性的社會輿論給民營企業家帶來了困惑：如果做完蛋糕后，還有一種力量可以隨時決定或影響如何分蛋糕，民營企業家就不會安心，不能做到心無旁騖搞經營！

　　所以，真正讓民營企業吃吃下定心丸，必須在“做蛋糕”之前就把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原則和方法通過憲法和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確。

　　首先，必須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提高一次分配的公平性。通過生產要素參與財富創造并取得合理的要素報酬，是通過一次分配實現共同富裕的主要方式。要做到“分蛋糕”不影響“做蛋糕”的積極性，首先在一次分配中，要遵循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則，讓勞動、知識、資本、管理、技術、土地等每種要素的提供者都能按照其實際貢獻獲得合理的要素報酬。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所逐步建立起來的產權市場、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市場，是確保一次分配環節相對公平的基礎。但前些年也出現了土地、金融等部門通過壟斷地位來獲得不合理“超額要素報酬”的情況，因而要繼續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減少土地和金融等部門的“超額要素報酬”，確保讓勞動者、管理者、技術者按照其實際貢獻獲得合理的要素收入。過去幾十年來，在一次分配領域的改革，本身就是公開、透明、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只要講清楚，就不會影響名營企業“做蛋糕”的積極性。

　　其次，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建立健全社會保障機制，提高二次分配的公平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斷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不但為社會轉轉、基本建設提供了巨大的社會資金，同時也基本建立了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制。但是在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的確也存在著不公平的現象，下一步圍繞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入分配、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房產稅和遺產稅等試點、進一步深化教育和醫療體制改革、增加城市保障房和公租房供給等二次分配領域的改革，都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所有這些領域的改革，都應該是公開、透明、市場化、法制化的，不會影響“做蛋糕”的積極性。

　　最后，鼓勵三次分配，政府的主要任務是推動、引導建立起相關的社會捐贈組織，形成成熟的、多層次的社會捐贈機制，并且強調憲法早已明確的居民財產權利，確保社會捐贈都是基于自覺和自愿的原則。只要我們把上述原則都明確了，機制、機構都建立健全了，以社會捐贈為主的三次分配必然會越來越壯大，這不僅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也是人性的規律。只要不拔苗助長，三次分配不但不會傷害“做蛋糕”的積極性，反而會極大的增強民營企業家“做蛋糕”的榮譽感，進一步激發“做蛋糕”的積極性。

　　總之，只要把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原則都在“做蛋糕”之前予以明確，按照黨的十六大以來的關于居民財產權利的有關精神和憲法的明確規定，強調保護居民財產權利，不傷害民營企業家“做蛋糕”的積極性，就一定能夠實現共同富裕。

　　走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

　　中國作為后發的和平崛起的市場經濟國家，不但過去四十年的富裕之路與早期資本主義國家追求富裕的道路截然不同，而且未來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只能是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首先，共同富裕追求普惠而非平均，追求共富而非共貧。應旗幟鮮明地反對不勞而獲、盲目仇富的思想，堅決不走共同貧困的老路。鄧小平同志曾指出：“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是吃了這個虧的。”中國過去四十年的共同富裕之路，雖然也難免出現了貧富差距擴大、階層固化、要素占有不公平等現象，但是并沒有出現早期資本主義社會遍地的城市貧民窟等嚴重社會分化現象，而且從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各行各業、各階層各地區都受益的普惠式增長，今后應繼續追求普惠而非平均，追求共富而非共貧。

　　其次，要結合新時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特點，多重渠道培育和壯大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未來歷程，把中國城市和鄉村的居民都變成了有產者，除了勞動所得，農民有土地流轉和種糧補貼所得，城市居民很多有房屋出租所得，個體工商戶有經營所得，有車、有其他生產和運輸化工具者也有經營所得，知識、藝術、信息產業的從業者有知識產權所得、創作所得，全國儲蓄者都有儲蓄利息所得，近2億的股票和基金持有人都有資本市場投資所得……勞動致富永遠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但是重視居民財產性收入、通過多種方式培育和壯大中等收入群體，必然使新時期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越來越寬廣。

　　第三，未來中國的共同富裕之路注定無法復制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模式。在英國、美國、日本等國家經濟增長的起飛階段，都存在嚴重的資源掠奪、貧富分化和社會問題。例如，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經濟崛起，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印度等殖民地的財富掠奪基礎上，即便如此，彼時的英國國內也存在嚴重的貧富分化；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通過對中國、朝鮮的侵略，加速了國內的工業化進程，國力不斷增強的同時下層人民的生活卻基本沒有改善甚至更加艱難，1920年代日本基尼系數一度達到0.6的超高水平，貧富差距已經到了危及社會安定的地步；而美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也離不開美元霸權和對全球資源的控制。二戰以后，在歐洲、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不僅都出現過一段中產階級也迅速發展壯大的時期，階段性地出現了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紡錘形”社會。發達國家這樣的階段性 “共同富裕”是以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洲、南美等國家作為廉價原材料和勞動力的來源以及商品傾銷的市場為代價的。而中國的“共同富裕”道路，不但不會用殖民政策和全球霸權作保障，沒有掠取任何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廉價資源、原材料并高價出售商品，而是恰恰相反：在中國的工業化和融入全球化過程中，凡是中國從國外進口的資源和原材料都不停漲價，凡是中國出口的制成品，都不斷跌價——中國后發的共同富裕道路不但惠及全體中國人，而且注定要惠及全球。

　　總之，新時期的中國特色共同富裕之路，是后發的和平發展道路，必須在普遍地提升本國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時，為全球創造巨大財富。為此，我們必須堅持改革開放以來的普惠式增長模式，必須保持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創業和發展積極性，無論是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還是三次分配，“分蛋糕”不能傷害“做蛋糕”的積極性，而是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在保護企業家精神和居民財產權利的前提下，鼓勵繼續做大蛋糕，并通過社會組織的發育和社會捐贈機制的建立健全，水到渠成地引發和引導自愿的社會捐贈，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本文作者介紹：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經濟學博士，沃頓商學院高級訪問學者，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兼職教授，中華全國工商聯智庫委員，新供給經濟學和軟價值理論的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