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中國經濟從1978年開始步入了33年之久高速增長的軌道，至2012年增長速度跌到8%以下。2014年筆者開始研究增長為什么下行，后又研究經濟在未來有無可能保持一個中高速度的增長。感覺中國這樣一個有14億人口、經濟規模全球第二、版圖960萬平方公里的社會主義大國，有她體制上的特殊性。筆者正在將多年的思考寫一本書。這里以簡略的字數，介紹這本書學理上的分析思路、一些重要范疇、具體分析方法和邏輯分析框架。

　　中國與成熟競爭性市場經濟國家、二元結構轉型發展中國家、五年左右瞬時從計劃向市場轉軌國家都不一樣。它是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漸近轉軌了40年多年時間，到現在還沒有并軌的國家。從產品、要素和土地房屋分類看，產品市場化基本完成，勞動力、資本和土地要素市場化中土地的要素市場化還沒有完成，大部分土地房屋資源成為市場可交易性資產的市場化可能才剛剛開始。

　　中國是一個有著特長周期計劃與市場并存的二元體制國家。從基本的分析邏輯上，解釋和刻畫市場經濟、結構二元轉型和體制瞬時轉軌國家的經濟分析方法和模型，都可能有不適用的地方，需要有一個符合中國二元體制經濟客體的經濟學思路選擇、邏輯框架和分析方法。就中國經濟增長部分看，需要這樣四個方面。

　　1． 基礎分析部分

　　（1）二元體制存在和參照的市場標準值和實際扭曲值。比如企業資本利潤率、人口城市化水平、勞動力農業就業比率、土地房屋市場和價格等方面，有市場經濟要求和標準值，也存在著其特有的非市場局面和扭曲值。

　　（2）市場競爭標準值-體制扭曲值=體制扭曲差值，應該有競爭性市場+但沒有市場=0，這是二元體制國家經濟數理分析最為關鍵的一個變量。

　　（3）體制扭曲損失及其體制扭曲剩余概念。一方面，可以依據體制扭曲差值計算出假定是標準市場經濟體制狀況下的產出損失、需求損失和資產短缺；另一方面，由于它們是要素閑置低利用、體制性需求匱乏和相對于債務的資產短缺，如果對其分別進行市場化改革，就會有經濟增長、需求擴大和資產供給潛能。因此，也將其稱之為體制性要素剩余、需求剩余和資產剩余。

　　2． 供給側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能力      （1）自然經濟增長率，在二元體制國家與市場經濟國家之間有著很大的不同：前者的增長潛能是體制性要素剩余，后者的增長潛能是市場景氣回落生產能力未能滿負荷利用的空間；前者增長潛能得到充分利用的措施是改革體制消除扭曲，后者是實行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消除流動性不足。

　　（2）TFP增長是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其全要素生產率主要來自于廣義技術進步，因為其不存在體制性剩余；而二元體制國家除了來自于廣義技術進步的TFP增長外，更多地來自于體制改革使體制性剩余得以充分利用形成的TFP。在對二元體制國家經濟歷史增長奇跡進行核算時，可以用分割體制改革TFP和廣義技術進步TFP分割的辦法來解釋，也可以探索各種要素在數量投入未增加情況下各自對TFP和貢獻。從中國1980—1985年、1992—1995年、2001—2007年三次大力度的改革開放結果看，期間經濟增長曲線為倒V型，TFP增長也是倒V型。改革不是經濟體系自然發生的，而是重大改革決定而外生推動的。因此，經濟增長不呈現為線性或者非線性倒U型曲線，而每次者呈現為沖擊性的倒V型形狀。  

　　（3）中國未來15年實施大力度的體制改革和調水擴土，完全可以實現5.5%到6.5%的GDP增長率。一是根據國際經驗數據，一般來說，TFP是一個穩定和波動不大的在0.8%到1.2%的曲線；由于20年前人口增長決定后20年后勞動力增長，勞動力年均增長-1%已經是一個可以確定和無法改變的變量；向國際出口比例在下降，外部需求不確定，中國國內投資景氣是否能擺脫蕭條，主要決定于國內消費需求是否能夠穩定和擴大。二是原有余值、勞動力和資本等三結構的新古典供給側經濟增長模型，使二元體制經濟國家體制性剩余土地要素無法作為變量進入計算。因此，需要將土地要素變量納入增長模型進行分析，并估計勞動力、資本和土地三者之間的替代系數。三是土地房屋增值和財富效應對GDP的貢獻。因為中國目前絕大部分已經利用土地或者可利用但是還未利用的城鄉土地，是不能表達為市場交易價值的自然資源、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農村的宅基地），農村的住宅也是生活資料，不可定價和抵押，不是市場意義上的資產和財富。其資產化改革，也會帶來其零價格到市場價格的溢值，成為GDP的一個來源。四是調節水資源分配、開發和擴大未利用土地，也會在未來15年中實現年均0.5個百分點左右的經濟增長。

　　（4）從對未來預測的方法上講，由于各種體制剩余要素數量可以根據各自的體制扭曲差值計算而得，包括開發的新增土地數量也可以事先規劃，因此可以用包含土地要素的增長模型，無論是用線性方法，或是連續但非線性方法，或是根據歷史數據模擬的倒V沖擊曲線方法，還是大力度改革到位未來實際的增長數據，其結果基本上會是一樣的。

　　3． 總供給與總需求均衡狀態下的增長

　　需要看到的是，中國國民經濟長期的總供給與總需求均衡，最大的影響因素還是二元體制扭曲。即使有智能制造和機器人替代勞動力的迭代收縮，并有無限的財富生產能力，生產的最大可能性邊界也受到人口規模決定的消費需求可能性的約束。因此，消費需求變量，仍然是另一個方面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

　　（1）服務生產能力因輕資產而過剩容易出清，總供給過剩主要體現為重資產的工業產能過剩，而生產資料工業資產部分的變動決定于消費品需求的變動。在出口占GDP比例持續下降的情況下，國內需求變量是平衡產能過剩的關鍵。

　　（2）自主生育是一種人口增長的標準體制，管制生育是一種非市場管理體制，體制扭曲必然會造成人口損失。由于生育管制造成20年前人口增長放緩和負增長，決定了20年后“勞動力就業—居民收入—消費需求”的傳導性收縮。這種長期因人口變動而迭代累積性的消費需求收縮趨勢，使得在人口增長趨勢下“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薩伊定理變成了“不斷迭代收縮的消費需求要求原有的生產能力不斷地出清”之不可抗拒的客觀趨勢。也就是說，沒有了人口，也就沒有生育管制扭曲造成的體制性消費需求剩余潛能。

　　（3）標準的遷移自主與扭曲的遷移管制二元體制，其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城市教育公共服務不均、醫療保障缺乏、居住成本高、農村土地不能資產化置換和退出等體制扭曲，造成了農村和農業人口的體制性淤積和剩余，形成人口遷移受阻型“勞動力就業機會過少—農民收入相對較低—消費需求不足”傳導性流量縮減。其中一部分可以通過改革上述體制，轉移淤積人口、激活消費能力，獲得其體制扭曲性消費需求剩余，糾正和擴大消費需求流量；另一部分則已經無城市化能力的人口，其消費需求流量已經無法挽回。

　　（4）土地競爭性市場化交易與地方政府征收及壟斷性交易并收入歸地方財政的二元體制，扭曲和傳導的是“交易入收分配—創業資本—農民收入水平—消費支出”流向和流量，其造成了“土地向非農村農業配置收入分配扭曲—勞動與土地要素組合困難—以地為本創業難以進行—農民收入水平較低—消費需求匱乏”傳導性的農民消費需求支付能力較弱問題。其實，從需求側均衡增長的消費需求潛能看，這一問題實際也是體制性的消費剩余。可以通過農村土地市場化配置改革獲得這部分消費需求剩余。

　　（5）住宅多元競爭和政府補充等供給標準格局與只有房地產商單一渠道開發建設供給扭曲格局之間，也存在著二元體制摩擦。使得居民購房的房價收入比遠高于合理的房價收入比，從而發生了“高房價—過度轉移居民收入—擠出居民消費支出”的流量扭曲，導致消費品生產的產能過剩。這也是一種體制扭曲性消費剩余。實際上，如果改革住宅建設體制，形成多渠道競爭和政府補充的供給格局，也可以使其收縮的消費需求能力得以恢復。

　　（4）和（5）體制扭曲性消費需求剩余潛能的釋放，關鍵的是市縣地方政府收入由征收出讓農村集體土地獲得改由征收房產稅獲得，其改革的難度很大。然而如果不推進改革，這兩個渠道的消費需求流量阻塞和匱乏問題，根本不可能得到解決。

　　4． 資產和債務平衡的穩定和安全增長

　　生產方面的增長，除了需要有需求的可能性外，還需要幣值穩定和金融體系安全。許多國家因金融和經濟危機，國內通貨貶值和對外匯率下降，從高收入國家門檻跌出，又重新變成了發展中國家。

　　（1）土地房屋的標準狀態，是市場經濟中的可交易、可定價和可抵押的資產。中國目前的二元體制格局是，向開發商出售的土地，大部分是流量資產，城鎮住宅是存量資產；其他城鄉土地和農村住宅不可交易、不可定價和不可抵押，是沒有市場價值的資源、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

　　（2）低利率、低通脹、低消費、低增長、寬貨幣和高負債，進入21世紀以來，已經成為全球，特別是各主要國家的經濟趨勢。中國也不例外，20年中，債務增長的幅度遠高于其他各主要經濟體國家。

　　（3）從學理上講，傳統的費雪貨幣模型，可能已經解釋不了目前世界各國，特別是中國“四低一寬一高”經濟趨勢中價格與貨幣供應的內在數理關系。在新的經濟模式下，需要將資產和債務分別作為供給側和需求側影響貨幣供應及幣值的重要內生變量，建立供給側、需求側和資產與債務間三個聯立方程，以觀察高負債經濟模式下，GDP、資產、貨幣供應、債務、消費價格、債務利率、貨幣和債務周轉速度等等之間的內在和平衡關系。

　　（4）通過上述聯立方程，我們不僅可以觀察、解釋和刻畫貨幣供應、價格和貨幣債務周轉速度等等的歷史，還可以根據未來GDP、貨幣和債務增長的趨勢，計算在可承受資產價格水平的情況下，需要有多少資產，才能保證貨幣幣值和債務鏈的穩定和安全。如果未來土地房屋資源和資料與土地房屋資產二元體制格局不變，如果人口收縮、老齡化加快、債務增長快于貨幣增長、貨幣增長快于GDP增長，而資產供給量則相對收縮，債務鏈斷裂和幣值不穩定，可能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需要研究的是，建立資產相對債務不同程度缺口，債務鏈會發生系統性擠兌和斷裂，貨幣幣值相對于美元等大幅度貶值的預警閥設置。需要仿真計算未來多個資產化改革穩定債務、貨幣和金融體系的方案，觀察其保證國民經濟安全增長的效果，給推進改革提供參考的依據。

　　總之，需要根據中國的二元體制國情，創新思路，尋求和形成符合國情、學理嚴密、可以量化和仿真推演的學理邏輯和分析方法，用以解釋中國經濟增長奇跡和經驗，以及研究未來中國潛在和穩定的經濟增長。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