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劉元春（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2021年既是中國疫后經濟的元年，也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是“兩個百年目標”、“兩個五年規劃”的交匯期與戰略轉換期，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一方面，中國經濟從快速復蘇到實現常態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為十四五規劃的部署實施和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回歸常態化，中長期力量的逐步顯化將再次成為影響2021-2022年宏觀經濟運行的主導性因素，如何通過改革賦能將重新成為核心議題，并成為影響宏觀經濟走勢和微觀主體預期的重要因素。

　　1、區域經濟分化較為嚴重，亟須全面提振北方經濟

　　在產業結構、人口結構、環保壓力差異加劇的作用下，中國區域經濟分化嚴重，北方經濟面臨全面下滑壓力。雖然近十年來，在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規劃引導和政策支持下，傳統的東、中、西部地區之間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得到了極大改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速快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尤其是西南地區出現較快經濟增長，各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出持續的收斂態勢，但是，在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大轉型的背景下，國內各區域經濟分化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存在一些新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三大表現是：1）南北地區經濟差距持續加速擴大，區域一體化進程明顯分化；2）五大區域性增長極在自身增長和對周邊地區帶動作用方面均出現顯著分化；3）部分地區財政收支及相關社會經濟指標面臨突出壓力。

　　第一，南北地區經濟分化呈現趨勢性加速性惡化特征。1992年，南方經濟（南方16個省市區名義GDP總和）在全國經濟中的占比為57%，北方經濟（北方15個省市區名義GDP總和）占比為43%，南方經濟體量為北方經濟的1.3倍；2010年，南方經濟占比首次達到60%，北方經濟占比降為40%，南方經濟體量為北方經濟的1.5倍；2019年，南方經濟占比快速擴大到65%，北方經濟占比縮小至35%，南方經濟體量達到北方經濟的1.8倍。南北地區經濟分化不僅呈現出持續性、加速性的顯著特征，而且已經達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

　　首先，從近十年來的增長表現看，南北地區經濟差異已經從一般性的分化進入到相對惡化的階段。2012-2019年間，南方16個省市區名義GDP總和累計增長了92.4%，而北方15個省市區名義GDP總和累計僅增長了63.0%，南方經濟增速平均達到北方經濟增速的1.5倍，經濟體量達到北方經濟的1.8倍。

　　疫情暴發以來，南北區域經濟分化情況更加嚴重，北方經濟面臨全面下滑壓力。2021年第一季度，相比2019年同期的兩年復合增速，南方省份經濟增速普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北方省份經濟增速大多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剔除湖北，排名末位的10個省市區全部為北方省份，經濟增速在1.5%-4.5%區間。

　　其次，近十年來，南方經濟的區域一體化取得了顯著成效，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對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形成了有力的拉動作用，各省市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向高水平收斂的態勢。相比全國31個省市區名義GDP總和累計增長80.9%，在南方16省中，僅上海累計增速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累計增長了78.3%，其余15個省市區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湖北、福建、安徽、重慶、云南、貴州、西藏等累計增長都超過100%，四川、江西、海南等累計增長都超過90%。

　　相比之下，北方經濟區域一體化的成效則不明顯，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沒有對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形成有力的拉動作用，各省市經濟發展水平日趨分化。相比全國累計增長80.9%，在北方15個省市區中，只有北京、河南、陜西、新疆、青海增速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余10個省市區累計增速均顯著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遼寧、吉林、黑龍江累計增長不到40%，河北、天津、山西累計增長不到55%，山東、甘肅、內蒙累計增長也僅為60%左右。

　　第二，五大區域性增長極在自身經濟增長和對周邊地區的帶動作用方面均出現顯著分化。按照國家相關區域規劃和戰略目標，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中部地區，作為五大區域性增長極，應該能夠發揮拉動所在區域經濟整體性增長的龍頭帶動作用。但從實際情況看，不僅這五大區域性增長極自身分化明顯，而且在帶動作用上的效果也存在顯著差異。

　　首先，從五大增長極自身增長情況看，成渝地區的增長最為顯著，京津冀地區增長情況較差。2012-2019年間，京津冀地區名義GDP總和累計增長了65.2%，長三角地區名義GDP總和累計增長了82%，珠三角地區名義GDP總和累計增長了89.4%，成渝地區名義GDP總和累計增長了97%，中部地區名義GDP總和累計增長了88.2%。

　　其次，從五大增長極對周邊地區的增長帶動情況看，長三角的輻射帶動作用最為顯著，京津冀的帶動效果較差。2012-2019年間，在京津冀輻射地區中，北京名義GDP累計增長了86.3%，一枝獨秀，但河北、天津分別僅增長51.6%、55.4%，山西、山東、內蒙古分別僅增長45.2%、64.2%、64.4%，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別僅增長39.3%、35.1%、23.0%。

　　相比之下，在長三角的輻射地區中，上海名義GDP累計增長了78.3%，浙江、江蘇分別增長81.7%、83.7%，安徽、江西、福建、湖北分別增長100.9%、92.6%、109.6%、101.1%，從核心到外圍形成三級梯隊，經濟增速依次遞增，對整體性增長拉動作用明顯，區域協同發展成效顯著。

　　第三，在以上兩大分化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部分地區在財政收支平衡及相關社會經濟指標面臨突出壓力，應對疫情沖擊和實現疫后經濟修復的能力不足，在超常規政策退出的過程中值得高度關注。

　　總而言之，亟須在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全面重塑南北經濟格局。南方經濟體量達到北方的兩倍，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按照現有的發展趨勢，這種差異不僅不會自動縮小，反而還會加速擴大。究其根源，據我們對全國地區之間投入產出表變遷的分析，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東南沿海率先融入國際大循環，以長三角、珠三角為兩大支點、以長江沿線為界向內陸輻射，經過多年發展，已經建成相對獨立的“南方大循環-國際大循環”，逐漸取代了原來的“北方-南方-國際大循環”體系。如果簡單延續現有的區域一體化進程，南北經濟分化的格局還會進一步加深。事實上，近幾年來，南方經濟區域一體化越搞越好，而北方經濟區域一體化則遠遠不及預期，這背后固然有個別地方政府的主觀能動性不足的問題，但在更宏觀層面也存在超出一省一地能力范圍的大局勢問題。

　　2、勞動人口壓力急劇加大，生育政策遠水不解近火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中國0-14歲人口占17.95%，15-59 歲人口占63.35%，60 歲及以上人口占18.7%（其中，60-64歲人口占比5.2%，65歲及以上人口占13.5%）。與2010年相比，0-14歲、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別上升1.35個百分點、5.44個百分點，15-59歲人口的比重下降6.79個百分點，15-6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5.95個百分點。

　　人口結構變化至少帶來三方面宏觀經濟影響。一是總撫養比的持續上升，已從2010年的34.2%提高至2019年的41.56%；二是國民總儲蓄率的持續下降，從2010年的50.9%下降至2019年的44.41%；三是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劇變，勞動年齡人口規模萎縮，15-59歲人口比重從2010年的70.14%下降至2020年的63.35%，15-59歲人口規模減少超過4600萬人。

　　“十四五”時期，勞動力市場恐將發生劇變。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70多年間，中國新出生人口數量經歷了兩個明顯的高峰期和一個漫長的低谷期：第一波高峰期是1962-1973年，期間每年出生人數基本在2500-3000萬之間，平均值為2700萬；第二波高峰期是1981-1997年，期間每年出生人數基本在2000-2500萬之間，平均值為2200萬；自2003年至今，中國進入人口出生的低谷期，期間每年出生人數基本在1500-1700萬之間，平均值為1600萬，相比第一波高峰期，平均每年減少1100萬人。

　　從結構性變化來看，“十四五”時期至2035年，中國勞動力市場將發生劇變。一方面，從2022年開始，中國第一波高峰期人口開始達到退休年齡，進入退休高峰，至2030年前后接近尾聲；另一方面，從2021年開始，中國在低谷期出生的人口開始成年，接棒進入勞動力市場。高峰期人口退出勞動力市場，低谷期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兩者在數量級上的不匹配所形成的巨大缺口，是中國勞動力市場從未經歷過的劇變，將對宏觀經濟和養老金賬戶產生巨大的結構性沖擊。

　　在“十三五”時期，中國醞釀許久的延遲退休方案最終沒有出臺，但影響不是太大，原因在于，1958-1961年是中國出生人口的一個短暫的低谷期，這期間出生人數平均值為1500萬，同時，中國人口第二波高峰期的尾部進入勞動力市場，1998-2002年出口人口均值為1800萬。退出和進入屬于同一量級，對勞動力市場和養老金賬戶的影響不大。

　　但是，面對“十四五”時期的劇變，必須及時出臺延遲退休政策，以延緩高峰期人口退休，減輕勞動力市場的斷層壓力，為勞動力市場平穩調整和經濟健康發展提供窗口期，同時也可以極大地減輕養老金賬戶陡增的赤字壓力。可以說，十四五是中國出臺延遲退休政策的最后良機，越是拖延，政策效果越差。特別地，1962年是出生人口高峰期的開始，從上年的1187萬人激增至2491萬人，1963年是出生人口峰值，高達3000萬人，此后趨勢性回落。搶抓勞動人口退休高峰期，可以保證政策效果。否則，隨著第一波高峰期人口的全面退休，即使調整國家生育政策、放開生育，或利用最低工資政策、反歧視政策等刺激勞動參與率和提高勞動積極性，恐都難以應對未來5-10年的勞動力人口急劇失衡問題。不僅如此，隨著農民工群體平均年齡達到41.4歲，高齡農民工開始退出特定市場，特別是制造業和建筑業，這意味著十四五時期，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壓力可能進一步加大。

　　3、用工成本與碳成本雙增，需要提高制造業競爭力

　　制造業尤其是高科技產業已經成為科技創新和國際競爭的主戰場，但中國在這一領域的競爭力仍亟需提升。制造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主體，是中國的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在構建新發展格局過程中，尤需高度關注該領域的國內國際循環。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中國制造業進出口快速提升，制造業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比例從1985年的36.3%增長至2015年的94.3%，并占據了全球制造業出口市場近20%的份額和進口市場近10%的份額，高科技產品貿易占據了全球出口市場近25%的份額和進口市場近15%的份額。但值得注意的是，自2015年以后，中國制造業出口占世界市場的份額出現了明顯下滑，同時，高科技制造業出口占世界市場的份額也明顯下滑。必須審慎認識中國制造業特別是高科技產品的競爭力變化，科學分析中國出口的高科技產品中能反映本國高科技產業競爭力的成分，切勿因良好的總體規模表象而忽略國際分工背景下本國在高附加值產品或生產技術上可能存在發展瓶頸的結構性問題。

　　近年來，中國制造業的確面臨不斷加大的結構轉型壓力。首先是隨著勞動人口結構和就業偏好變化，中國制造業在國際市場上逐漸喪失用工成本優勢。2020年，中國制造業平均時薪從2016年的4.99美元上漲到6.5美元，累計上漲了30.3%，目前水平是墨西哥制造業平均時薪的1.35倍，是越南制造業平均時薪的2.17倍。

　　更重要的是，用工成本上漲背后反映了勞動人口結構和就業偏好的變化，即制造業企業面臨“招工難”的問題。近年來，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數量持續較快減少，2020年較2017年減少1000萬人。分析原因，農民工群體平均年齡已達41.4歲，在長期超強度的工廠勞動的情況下，40多歲可能是這一群體參加勞動的最后時期，這一群體的絕對數量將在短時間內急速下降。也就是說，加入世貿組織20多年來，中國制造業最大的勞動力群體即將退出勞動力市場，這是國內制造業第二個顯著特征。傳統勞動力群體日漸減少，而新一代勞動力群體又沒有成規模地形成，特別是青年勞動力不愿成為工廠工人，這使得制造業勞動力市場不斷萎縮。據美團數據顯示，疫情期間兩個月內新增外賣騎手58萬人，其中40%來自制造業工人。這實際上表現出，新時代的勞動力寧愿從事低端服務業也不愿意從事低端制造業，由此加劇制造業的“招工難”現象。

　　最后，近期討論如火如荼的“碳達峰碳中和”，將不可避免地進一步加劇制造業企業的成本壓力和轉型壓力。國際減排的歷史經驗表明，發達經濟體的“碳達峰”更多地是在其經濟高速增長期和結構轉型期結束后的“自然結果”，發達經濟體的“碳中和”更是在這樣的“碳達峰”后仍預留了相隔6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窗口期。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在中高速增長時期，就要求10年內“碳達峰”、隨后30年內“碳中和”，尤其需要慎重考慮企業的實際承受能力，出臺相應的配套支持政策，使企業的綜合成本保持在承受范圍之內，更不能夠簡單地一刀切，甚至層層加碼。

　　除了各方面成本壓力外，近年來，中國出口遭遇的非關稅措施也呈現上升趨勢。從出口角度看，一方面，世界范圍內的平均關稅水平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出現顯著削減，2017年已降至2.59%的歷史最低水平，未來關稅層面的不利因素只會增多而不會減少。另一方面，同期世界各經濟體對于非關稅措施的使用日益頻繁。基于中國出口產品類別被各貿易伙伴進口非關稅措施覆蓋的數據分析顯示，技術性貿易措施和數量控制措施是影響中國產品出口最為廣泛的非關稅措施，其產品覆蓋范圍明顯擴展，從側面反映了外部市場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傾向。

　　在多重壓力之下，未來工業機器人的普及或許是中國制造業提升競爭力的有效路徑。據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世界機器人報告2020》，自2010年以來，全球范圍內的自動化趨勢大大加速了對工業機器人的需求。從地域分布上來看，工業機器人主要部署在亞洲，亞洲工業機器人部署總量遠超其他各州，2019年達到2010年的3倍多。中國占據了亞洲工業機器人市場的一半或者說全球工業機器人市場的三成。

　　工業機器人是當前中國普及度最高的機器人種類。近年來，中國工業自動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工業機器人在工廠中加速部署，集中在汽車行業、電子電氣行業、金屬和機械行業等領域。據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估計，2019年，中國共有78.3萬臺工業機器人運轉，大于日本和美國工業機器人運轉總量之和。

　　盡管中國制造業在自動化領域取得重大進展，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機器人市場，并以每年遠高于其他國家的速度加速部署工業機器人，但是相較中國龐大的制造業市場，機器人的使用密度仍然偏低。2019年新加坡平均每萬名工廠工人擁有918臺工業機器人，韓國為855臺，日本和德國分別為364和346臺，而中國每萬名工廠工人僅擁有187臺工業機器人，工業機器人密度僅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考慮到中國目前較低的工業機器人密度和每年龐大的工業機器人新增量，中國工業機器人市場潛力極大，工業機器人新增速度將長時間維持在一個較高水平，使工業自動化達到一個較高水平。

　　鑒于疫情期間勞動供給的風險，很多企業已經加快了機器人普及的步伐。2020年6月，工業機器人單月產量突破2萬套，2020年12月達到3萬套，2021年3月達到3.3萬套。1-5月份，工業機器人產量累計同比增長73.2%。

　　4、勞動力需求與供給錯配，結構性失業壓力將加劇

　　疫情后中國勞動力市場會呈如下五個維度的結構性變化：1）機器人的普及提速并向縱深推進，將加劇技術性失業：一方面，大量的重體力操作性的崗位將消失，低技能勞動力面臨失業風險；另一方面，高技能勞動力短缺，很多崗位虛位以待。2）產業間的就業非均衡現象會愈演愈烈：以紡織業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斷排斥勞動力，以重化工業為代表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也不容樂觀；以電氣和機械為代表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就業向好，以計算機、IT、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就業形勢蓬勃向上。3）地區間就業失衡現象仍會持續，但會發生如下轉向，即從過去東中西三地就業形勢落差為主轉為南北地區的就業落差為主。4）分群體看，農民工和大學生就業問題是最大的兩個焦點。由于農民工大齡化問題愈顯突出，40歲以上農民工占比過半，50歲以上農民工占比達到26.4%，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將無法勝任傳統產業的作業要求，如果人力資本不能及時轉型，那么將面臨較大的再就業挑戰。另一方面，大學生就業壓力會不斷累積，鑒于產業結構升級難題、高等教育供給錯位等諸多因素的作用，大學生就業壓力在短期內難以得到根本解決。5）疫情加快了全民生活的數字化轉型，并催生了新就業形態的發展，傳統就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正在讓位于以“網約工”為代表的新就業形態，對傳統的勞動規制政策提出了新挑戰。作為新生事物，平臺與員工之間雇傭關系的彈性化、虛擬化、多重化，造成了勞動權權益保護的真空，正在挑戰傳統的勞動規制政策。如何保障數千萬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的勞動者權益，兼顧就業機會和就業質量，正成為一個迫切的時代話題。

　　5、疫情沖擊創傷效應仍在，需要著力改善長期預期

　　疫情沖擊導致各類市場主體的行為模式發生劇烈調整，總體趨于保守，參與經濟活動的積極性和活躍程度不高。居民收入和就業預期惡化對消費需求的壓制、企業盈利預期下滑和高度不確定性對投資需求的壓制、政府化解債務風險和部分地方政府官員不作為對基建投資的壓制，不僅使得總需求不足的矛盾在短期內充分顯現，而且使得中期內居民消費行為、企業投資行為、政府支出行為都趨于過度“保守化”，制約經濟復蘇節奏和高質量發展。因此，如何激發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活躍程度，總體走出信心不足的局面，依然是下階段制度改革和政策調整的一個重點。

　　現階段，居民消費行為模式趨于保守表現得尤其明顯。疫情沖擊造成的社會心理變化，疊加經濟下行壓力帶來的失業風險和收入預期下降，使消費復蘇持續面臨嚴峻挑戰。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4.7%，但人均消費支出同比減少1.6%；其中，城鎮居民收入增長3.5%，但消費下降3.8%，農村居民收入增長6.9%，而消費也僅增長2.9%。消費增速大幅低于收入增速，反映了居民消費行為趨于保守。從消費支出結構來看，居民消費的保守化傾向更為明顯，2020年除食品煙酒和居住類支出剛性增長外，其余六類消費支出均為負增長，導致居民恩格爾系數由降轉升，再次退回30%以上。從未來增長潛力看，2020年居民儲蓄的增加，客觀上有利于避免家庭資產負債表惡化風險，提高未來的消費潛力。然而，要想激發消費潛力，一方面需要通過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高居民對未來收入的信心。

　　從另一個角度看，居民消費行為保守也與中國社會發展相對于經濟發展還比較滯后有關，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在一些民生領域反映比較突出，安全網還不夠牢靠。在這方面有兩個關鍵問題，一是要進一步提高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二是要全面加強全國的統籌性。由于地區差異、部門差異過大，再分配工具反而可能成為不公平的源頭。“十四五”發展目標提出，民生福祉要達到新水平。隨著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十四五”時期，需要圍繞經濟和社會發展之間的不平衡積極作為，特別是補齊社會發展的“短板”。“十四五”時期，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而要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創新驅動，必須要在收入分配、民生建設、公共服務等一系列領域有突破性進展，在加速城鎮化、社保體系改革尤其是養老體系改革等方面推出新舉措。

　　6、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平等，需要系統推進財稅改革

　　近20年來，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長期位于0.45-0.5的高位，2019年仍達0.465，累積形成的財富差距更為明顯，不僅使得居民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愈發不足，甚至使得青年一代的奮斗意愿下降，各種形式的“躺平”成為網絡熱詞。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的研究報告《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中國資產排名前10%的城鎮家庭占有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總資產的47.5%和凈資產的49%，資產排名后60%的城鎮家庭僅占有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總資產的19.1%和凈資產的17.7%，財富不平等程度已經較為嚴重。

　　疫情沖擊進一步加劇了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問題，其經濟影響可能還在逐步顯化。繼202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增速低于平均數增速0.9個百分點，2021年一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增速低于平均數增速1.0個百分點，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可能在持續惡化。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與均值之比從2015年的87.8%持續下降至2021年第一季度的82.4%。

　　從居民可支配收入構成來看，自疫情暴發以來，工資性收入和經營凈收入增速持續顯著低于財產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增速。這些結構性變化表明，雖然在應對疫情的過程中，財政轉移支付對最低收入群體收入進行了有效補充，同時資產價格上漲使得高收入階層收入沒有受損，但工薪階層和個體經營收入受損嚴重。在培育形成以國內市場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過程中，中等收入群體是未來支撐消費增長和消費升級的核心力量。對于中等收入群體的變化，特別是與高收入群體的分化，在政策層面應當予以高度關注。

　　收入再分配環節產生日益嚴重的逆反方向調節問題。近20年來，中國住戶部門初次分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整體走低，從1996年的67%持續下降至2010年的57%，然后才逐步回穩至2018年的61%。在此過程中，中國收入再分配環節不僅調節力度不足，而且出現了日益嚴重的逆反方向調節，使得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的占比進一步下降。具體來說，經過再分配環節，在1992-1998年平均提高住戶部門收入比重2.0個百分點，在2001-2006年轉為平均降低0.6個百分點，在2007-2016年平均降低1.5個百分點，2017-2018年平均降低1.9個百分點。其結果是，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從1996年的69%顯著下降至2010年的56%，至2018年也僅回穩至59%。這從根本上制約了中國最終消費率的提升潛力，也加大了宏觀動態平衡的難度。在今年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兩年平均實際增速，低于實際GDP增速0.5個百分點，再次說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出現進一步下降。

　　因此，關乎全局的收入分配攻堅戰，亟須真正改善目前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兩極化現象，縮小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差距，使中等收入階層能夠明顯擴大，從而激發潛在的消費能力，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再分配改革分為幾個層面：其一，初次分配的改革，就是要調整目前個人工資收入、企業利潤、政府稅收這三者之間的比例格局，改變窮居民、富企業、強政府的格局，在工資形成機制、利潤分配機制和稅收體系方面進行一系列改革。其二，再分配體系的改革。首先是不同收入階層的改革，必須對高收入階層、對資本利得、對房地產等財產進行征稅，并以此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其次，要完善整個社會福利體系，使更多中低收入階層能夠享受到有效的、充足的社會保障。最后，再分配體系中，還要對稅收工具進行深化改革，特別是要在財產稅等方面做大文章，從目前的流轉稅向財產稅、所得稅進行轉移，提升遞進的層級。收入分配改革是一個系統性的超級工程，是觸動深層次利益結構的改革，在快速增長過程中進行改革所帶來的沖擊或壓力會相對緩和。要實現2035年的遠景目標，現在就要在戰略上進行全面設計。

　　總之，“十四五”時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承前啟后的關鍵五年，是在兩個百年交匯期進行戰略深化和戰略轉型的關鍵五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變期和中華民族崛起的關鍵期決定了我們必須統籌發展與安全，必須實現發展質量、結構、規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統一，以新發展格局為戰略基礎，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把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實現中國經濟社會的平穩健康發展，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開好局、起好步。

　　注：除標注數據來源外，本文中的數據皆出自Wind數據庫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測算

　　本文節選自CMF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2021年中期）——開啟常態化進程的中國宏觀經濟，執筆人為劉曉光、劉元春、閆衍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