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張明、劉瑤

　　2020年10月底出臺的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實現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的奮斗目標，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2021年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當前，全球經濟正深陷“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高債務、高收入分配失衡”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現共同富裕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從全球范圍來看，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似乎并未緩解收入與財富不平等。例如，美聯儲消費金融調查數據顯示，在次貸危機爆發后的十年間（2007-2016），財富分配差距顯著拉大。只有前10%的美國高收入群體實現了財富凈增加，后25%低收入人群的財富縮水高達37%。又如，2011年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最重要的訴求就是解決“1%的富人擁有99%的財富”的問題，美國金融系統也是此次運動的矛頭所向。再如，瑞士信貸《全球財富報告2021》顯示，2020年全球12.2%的人口坐擁84.9%的財富，財富分化極其嚴重。

　　近年來，我國收入不平等有所緩解，但財富不平等明顯惡化。一方面，我國基尼系數在2008年達到0.491的峰值后，回落至2019年的0.465，但依然高于0.4的國際警戒線。另一方面，我國財富基尼系數2020年上升至0.704，即排名前1%的居民擁有30%的社會總財富。能否實現共同富裕，既關系著中國經濟能否實現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也決定了中國能否成功構建以內循環為主體、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改革開放以來，金融業發展促進了儲蓄投資轉化與資金信貸配置，成為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在傳統認識中，金融業發展將會促進高收入群體的利益，從而可能惡化收入分配。然而，社會主義國家的金融業有望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

　　那么在現階段，我國應該如何通過金融手段助力實現共同富裕呢？筆者認為，可以從充分發揮金融政策的再分配效應、大力推進金融工具創新、系統強化創新型金融體系的頂層設計這三大方面來發力。

　　一、發揮金融政策的再分配效應

　　共同富裕的核心之一是再分配問題。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就應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而通過金融手段助力實現共同富裕的理論邏輯，就是要發揮金融政策的正向再分配效應。

　　一是發揮總量型貨幣政策的正向再分配效應。在傳統認識中，擴張性貨幣政策將推動經濟周期性繁榮、降低失業率、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貨幣政策的正向再分配效應主要通過三條渠道發揮作用：一是收益異質性渠道。擴張的貨幣政策將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抬高商品價格、促進企業擴大再生產并增加就業。這就有利于以勞動報酬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中低收入人群，而對工資變動缺乏彈性的高收入人群影響不大，從而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二是費雪效應渠道。擴張的貨幣政策如果引發未預期到的通貨膨脹，就將導致名義資產負債表發生重估。以高收入者為主體的名義債權人將遭受損失，而以低收入者為主體的名義債務人將從中獲益；三是資產負債表渠道。擴張的貨幣政策將增加資產負債表受損企業的資產，緩解不利的流動性與通縮螺旋。這有利于中小企業與低收入借款者增加收入，進而緩解收入不平等。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擴張性貨幣政策與限制杠桿率的宏觀審慎政策配合實施，那么貨幣政策的正向再分配效應將會顯著增強。

　　二是發揮結構型貨幣政策的正向再分配效應。結構型貨幣政策的實施能夠在更大程度上發揮貨幣政策的精準調控功能。這是因為，我國金融市場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國內利率的非市場化因素削弱了金融定價功能，疊加政府隱性擔保，導致剛性兌付、金融機構同質化、金融業競爭不足等問題，從而容易產生金融資源的結構型錯配與扭曲。上述問題無法通過常規貨幣政策予以解決。盡管結構型貨幣政策出臺的初衷并非為了調節收入再分配，但支農支小再貸款、定向降準、定向中期借貸便利（TMLF）等結構型貨幣政策工具具有引導信貸流向、強化激勵相容的效果，有助于引導資金向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流動，進而縮小區域城鄉發展差距、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并最終促進共同富裕。

　　三是發揮信貸政策的正向再分配效應。信貸政策作為貨幣政策的輔助，能夠發揮平衡經濟總量與優化經濟結構的雙重功效。要更大程度地發揮信貸政策的再分配效應，就需要關注政策的搭配使用。例如，可以將信貸杠桿與稅收杠桿協調使用，促進信貸收支與財政收支雙重平衡，在穩定經濟增長的同時改善收入分配。又如，可以將信貸政策與宏觀審慎監管搭配使用，在防范金融風險的同時改善收入分配。

　　二、推進金融工具創新

　　在金融市場實踐中，一些創新金融工具的使用能夠顯著提高資金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在相關政策指引下有助于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

　　一是大力發展數字金融與普惠金融。與傳統金融相比，“數字金融+普惠金融”的組合具有降低金融交易門檻、促進信息流通和價格發現、打通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的顯著優勢。數字金融與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顯著緩解收入與財富不平等：首先，數字金融與普惠金融通過創新儲蓄、信貸與支付手段，擴大了廣大群眾對金融資源的可獲得性、可接觸性與支付便利度；其次，數字金融與普惠金融涵蓋的長尾市場包含了大量被排斥于正規金融體系之外的低收入群體，提高了后者的資產收益率與資金流動性；再次，數字金融與普惠金融降低了信息不對稱，能夠更加有效地進行資金匹配與信用監控，從而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隨著數字技術普及程度的提高，源于區域與群體間發展不平衡的“數字鴻溝”有望逐漸消失。

　　二是大力發展綠色金融。近年來，綠色金融與經濟增長的耦合程度不斷上升，且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空間依賴關系。綠色金融囊括了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綠色股指、綠色信托及碳金融等工具，能夠從多維度提高資金配置效率，在鄉村振興、扶貧減貧領域能夠發揮突出作用。在農業領域，綠色金融是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支撐，綠色金融創新能夠支持農業適應氣候變化，實現可持續發展。在農村領域，綠色金融可以推動鄉村企業綠色轉型，提升其經營績效與環保業績，改善其融資約束現狀，從而增加農村就業以及農民收入。在農民領域，綠色金融可以通過盤活資源、將傳統生產方式與新生業態進行無縫對接等方式，幫助農民增收致富。

　　三是大力發展養老金融。當前我國正面臨著生育率下降與老齡化加劇的深層次問題，長期以來過度依靠財政提供基本養老保險之模式的可持續性面臨巨大考驗。因此養老金融亟待快速、有序以及可持續地發展。養老金融能夠促進財富在不同代際之間、群體之間合理有序的轉移，與調節收入再分配的社會保障制度具有長期的邏輯一致性。養老金融通過市場化手段，使得有關資金流通過金融體系實現社會財富的有效增值以及合理分配，從而有助于促進共同富裕。在實踐過程中，一要促進金融體系對養老金融的全方位支持，并用財稅政策予以配合；二要拓展養老金融的服務對象、降低服務門檻，更好地發揮養老金融的普惠性與再分配效應。

　　四是積極發展主權財富基金。主權財富基金使用主權國家的儲備資產在全球范圍內進行長期多元化金融投資，其取得的投資收益能夠增加一國的總體國民福利并推進該國經濟的代際可持續增長。根據設立目的不同，不同類型的主權財富基金對緩解財富不平等的作用機制相差很大。例如，穩定基金（Stabilization Fund）設立的初衷是通過基金盈利增加一國財富，防止資源枯竭后經濟增長顯著震蕩，實現跨期平滑國家收入的目的。又如，養老儲備基金（Pension ReserveFund）創設的目的是應對老齡化社會沖擊、健全養老保險體系、跨期平滑國民財富。再如，戰略基金（Strategic Fund）創設的目的配合國家發展戰略需要、增強本國企業競爭力、增加國民財富。隨著時間的推進，一些最初設立的穩定基金和戰略基金，也在老齡化沖擊下逐漸向跨越代際平滑財富的功能轉變。

　　五是積極發展ESG主題基金。ESG基金主要衡量上市公司是否具備社會責任感，是否具有可持續發展潛質。相關數據顯示，社會責任感更強的公司股票通常股價更穩定、回報率更高，也能更好地應對信任危機。在我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將會更加注重公平，更加強調三次分配。因此，公益慈善以及以ESG基金為代表的社會責任理念，有望成為共同富裕的加速器。愿意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上市公司，在資本市場上將會受到更多機構投資者的信任，在政策層面也有望得到更多的激勵與傾斜，這無疑有助于打通促進共同富裕的良性循環。事實上，EGS投資的流行也有助于倒逼中國經濟關于綠色可持續發展、代際可持續發展、金融普惠化等結構性改革。

　　三、加強創新型金融體系的頂層設計

　　要更好地發揮金融政策的正向再分配效應，更好地使用創新金融工具來促進共同富裕，離不開創新型金融體系的全方位支持。而要構建創新型金融體系，需要進行系統縝密的頂層設計。

　　一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前，我國金融市場實現資源配置的功能仍有較大提升空間，面臨要素定價市場化程度不高、金融結構扭曲、金融機構非功能性擴張及市場與政府關系不明確等問題。例如，我國目前尚未完成利率市場化與匯率市場化改革，在此背景下，銀行利率定價自主權較弱，匯率緩釋外部沖擊能力有待強化，容易導致金融政策的正向再分配效應達不到預期效果。又如，在我國經濟增長步入新常態的背景下，間接融資模式下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凸顯，人民幣貸款在新增社融中占比不降反升，這種間接融資占據主導地位的金融結構難以匹配新發展格局的金融需求，也難以發揮金融工具減貧、縮小財富不平等的功效。因此，要實現共同富裕，就要深化要素定價市場化改革、促進金融市場結構性優化、實現金融機構功能性發展，從而進一步提高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和價格發現功能。

　　二是支持金融體系創新。金融體系創新的關鍵在于建立一個成本更低、風險共擔、收益共享、價格發現功能更強的創新型金融系統。一是堅持市場中性原則，對不同人群、機構、交易者給予同等的市場主體地位。二是優化金融市場結構，合理配置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債券融資與股權融資結構，推進IPO注冊制，完善多層次多功能資本市場體系。三是建設統一完整的市場體系，打破貨幣市場、債券市場與信貸市場的多重分割。四是充分發揮金融科技優勢，降低單筆金融業務成本，提高金融服務可得性，鼓勵金融產品創新。通過上述舉措的實施來構建支持創新的金融體系，可以有效避免金融偏向與金融資源錯配，從而助力實現共同富裕。

　　三是審慎漸進推進金融開放。一般而言，金融市場開放程度越高，金融參與者運用金融資源獲取收益、降低風險的能力就越強。特別是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場的價格發現與資源配置功能顯著增強。越來越多中資企業在境外進行投融資活動，優化了我國企業投融資模式，獲得了更為可觀的收益，這自然有助于促進實現共同富裕。同時，國際機構投資者持有更為多樣化的投資組合，抗風險能力更強，鼓勵境外投資者在境內投融資有利于構建更為成熟的國內金融市場。不過，在國內經濟增長模式正在轉型、要素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存量金融風險尚未根本性消化的前提下，后續的金融開放應遵循審慎漸進的方式，以避免引爆系統性金融風險。近年來，中國政府已經顯著加快了國內金融市場對外資金融機構的開放。一方面，目前針對QFII、RQFII的投資額度限制已經全面放開。另一方面，目前國內已經出現了外資獨資的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租賃公司等金融機構。在金融市場開放提速的前提下，資本賬戶的開放應該格外審慎。筆者的研究指出，跨境短期資本的大規模外流，與人民幣貶值壓力之間相互強化相互疊加，可能成為引爆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最重要扳機性因素。因此，中國政府應該保留適當的跨境資本管制，尤其是應該相當重視對跨境銀行借貸（其他投資）、地下渠道資本流動、衍生品跨境流動等高風險科目的管控。適當的資本賬戶管制是中國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最后一道防火墻，絕不能輕易拆除。

　　四是強化金融監管。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爆發，是通過金融手段促進共同富裕的底線保障。這是因為，但凡金融危機的爆發，最終都會對中低收入群體造成更加負面的不對稱沖擊。加強金融監管能夠有效減少投機套利行為，緩解因市場漏洞而加劇的財富失衡。首先，金融機構要提高自身應對系統性風險的能力，限制風險資產頭寸、約束過度風險承擔行為；其次，監管部門要把控重點領域、重點行業的風險，做好系統、及時的監測預警。當前比較重要的金融風險包括地方政府與地方國企債務風險、房地產相關風險、中小金融機構相關風險、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風險等；再次，中央政府應深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宏觀審慎監管、微觀審慎監管的統籌協調，高度重視金融風險的內生性與相關政策的滯后性，守住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綜上所述，促進共同富裕是我國下一階段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最重要目標之一。要通過金融手段助力實現共同富裕，就應該發揮金融政策的正向再分配效應、通過創新金融工具來配合金融政策，通過強化頂層設計來建設創新型金融體系。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當前階段要更好地促進共同富裕，需要金融政策與財政政策更加密切地進行協調，通過有關政策精準發力來盡快縮小區域差距、城鄉差距以及居民部門內部的收入與財富不平等，增強經濟增長的包容性與可持續性。

　　本文原發于《中國金融》2021年第17期。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