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趙建

　　百年中國現當代史，學習蘇聯建黨建國，學習美國改革開放，如今在走向共同富裕和解決民生問題的關鍵階段，我們該學習誰？現代制造業強國德國，現代福利國家丹麥都是一個選擇。但在走向共同富裕的最終目標之前，中國應該先解決民生問題。

　　然而最重要的問題是，能否創造性的繼續依靠市場經濟而非強制再分配來實現共同富裕，以便走出“均富導致均貧”的索維爾陷阱？

　　在實現了第一個百年目標“小康社會”之后，中國正在向第二個目標——“共同富裕”邁進。與第一個目標“快速做大蛋糕”相比，第二個目標“公平分配蛋糕”可能更加重要，又更加復雜和富有挑戰性。稍有不慎，各種社會矛盾的糾纏和激化，不僅不會改善收入和財富結構，反而讓第一階段的成果付之東流——歷史無數次“均貧富”的經驗，成功的案例很少，反而大多數時候走向了反面——富的不再富了，但是窮的更窮，結構的改善以總量的衰退為代價，所謂的索維爾陷阱。這來自歷史深處的昭示，讓規劃者不得不更加謹慎和小心翼翼，以及更富有使命的肅穆、神圣與緊迫感。畢竟，現實留下的時間窗口不多。好在，與過去簡單的“鹽鐵稅”和“青苗法”相比，現在有了更多科學的現代治理方法。

　　共同富裕讓時代的聚光燈從過去的“先富”，轉向現在的“后富”，以回到如何實現“先富帶動后富”的初心。不可避免又意志驅使的，中國進入了“民生經濟”時代，即以民生改善為政策和市場邏輯主線的時代。這同時意味著，它也將是“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掰手腕，黑貓白貓、先富后富時代，與社會主義新時代、后扶貧攻堅與高質量發展時代之間在傳承、沖突與最終融匯中大激蕩的時代。在這個過渡階段，政策的邏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頂層設計者正從時代的高處俯瞰歷史的蜿蜒脈絡、理想的崇高偉大與現實的坑坑洼洼。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每一次政策的選擇都是對過去的揚棄和取舍，對未來的堅持和承諾。而如果只站在利用物質利益激勵要素積極性的過去，或站在私我利益最大化的西方自由經濟學視角，則很難理解這個時代轉換河段的蜿蜒崎嶇和水流湍急。對于這種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復雜險峻，數字平臺的壟斷資本恐怕早有體驗，但這不過僅僅是開始。

　　如果沿著“歷史三峽”的宏大假說，這一次重大的發展道路切換可以說是三峽中的最險峻之河段，是發展經濟學的一次重大理論范式革命和現實政策實驗。再次運用羅斯托的經濟起飛模型，一個發展經濟體能夠點燃引擎躍然而起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而能夠平穩著陸演進為一種成熟的現代社會則可能更為關鍵，這關系到能否進入一種不再集體焦慮的“溫和與平靜”，或者說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所艷羨的“走向丹麥”（社會福利國家的典范）。在這個理想的狀態中，不再需要用增量擴張彌補存量分配的難題，不再需要用過度消耗資源和債務的高速度，替代需要結構優化和均衡發展的高質量。在這個狀態中，政府、市場、社會再次找到合適的角色以“保住改革開放的勝利果實”。而對于這一切，更加注重如何增長和追趕的傳統發展經濟學既缺乏重視，又知之甚少。中國需要繼續“摸著石頭過河”，像發展市場經濟一樣發展民生經濟，解決貧富差距、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重大民生問題，以像創造經濟起飛的“中國奇跡1.0”一樣，創造民生主導和共同富裕的“中國奇跡2.0”，這或許才是民族復興的真正含義。

　　正文邏輯

　　一、歷史重溫：市場和計劃都是手段，民生和社會福祉才是最終目的

　　二、模式切換：從分配性努力到生產性努力，再到分配性努力

　　三、走向丹麥：從蘇聯模式、美國模式，到丹麥模式，構建成熟的現代福利社會

　　一、歷史重溫：市場和計劃都是手段，民生和社會福祉才是最終目的

　　改革開放首先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或者說是一場現代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價值啟蒙運動。市場經濟之所以能推進，在于鄧小平的一段話解開了人們心中的枷鎖：“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兩種發展模式的本質區別并不是在手段上，而是在目的上，是不是真心為大多數人謀福利，而不是只代表少數人的利益。

　　對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民生問題或大多數人的福祉才是最終的目的，為了實現這一目的究竟采用計劃模式還是市場模式，都是一種手段。目的和手段不能混淆，否則就會犯歷史錯誤。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中國借鑒蘇聯模式采用計劃經濟，雖然組織了一些大的基礎設施建設，但也付出了經濟結構失衡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低下的代價。這顯然就是混淆了手段和目的——用丟失社會主義目標的代價即人民群眾生活普遍貧困、生活生產物資普遍缺乏的代價，來痛苦的堅持本來作為工具的計劃經濟。這顯然犯了手段和目的異化的哲學錯誤。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這樣的錯誤也已經出現，即把原本作為工具和手段的市場經濟當做了終極的目的，忽視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心，即事關大多數人的民生問題。若單純以市場經濟為目的，企業只關心自己的利潤，則很容易忽視普通員工的996壓力和低收入焦慮，他們無法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若單純以市場經濟發展為目的，地方政府官員更關心的是如何招商引資和投資興建“面子工程”，對關系到醫療、教育、城市防災能力等“里子工程”則缺乏積極性。這些都是市場失靈的地方。

　　十八大確立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地位，這是對市場經濟這一手段的高度肯定。市場經濟的優點是能夠調動絕大多數人的積極性，是一種去中心化、分布式的資源配置模式。它充分調動了田間地頭、大街小巷、車間廠房的無數個看似卑微但匯聚在一起又無比偉大的無形力量。可以說，市場經濟才是能夠真正調動人民群眾力量的一種資源配置體制，它實現了供需關系的坐標系轉換，將需求放到了第一位，并通過價格的信息指引實現供需均衡。計劃經濟則是以供給為主導的中心化決策體制，少數人組成的“計劃委員會”制定供給的量價清單，全然不顧社會中的需求，因此很容易導致結構性短缺。

　　對于社會主義這一最終目的來說，作為手段的市場和計劃都不是萬能的。過去施行的計劃經濟缺陷問題已經被事實證明，但并不意味著計劃經濟是完全無效的，尤其是在當前數字技術革命帶來的信息邊際成本大幅衰減的時代，計劃經濟處理信息問題的成本大幅降低，頂層設計者施行計劃調控的基礎設施更好了。同樣，市場經濟在改革開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并不意味著市場經濟是萬能的，是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國內外的現實實踐證明，市場經濟是迄今為止宏觀信息處理最為有效的機制，也是非常尊重個體創造能力及獨立決策的機制，本質上是經濟社會的人本主義，但對配套設施的要求也很高。可以說，真正完美的市場經濟，是既精致，又脆弱的。大部分現實中運行的市場經濟，很容易表現出集體非理性、兩極分化、合法性套利、盲目生產和消費，以及對社會問題、生態環保等公共物品嚴重供給不足等問題。

　　因此站在這個目的—工具二元論視角，如果缺失目的或迷失了初心，把原本作為手段的計劃和市場當做了目的，都會造成很大的問題——改革開放前是計劃經濟造成的短缺危機，改革開放后是不完全的市場經濟付出的各種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債務膨脹、房價泡沫等問題。實際上，不完全的市場經濟已經造成了中國的一次非典型危機——事關民生的公共品供給的嚴重不足（學區房泡沫可看做是公共品供給不足引發的惡性通脹）。這個重大的問題可能已經不是市場經濟層面所能解決的了。

　　二、模式切換：從分配性努力到生產性努力，再到分配性努力

　　如果從價值創造與分配的視角，將宏觀活動分為生產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兩類，那么一個發展中經濟體的起飛，必然意味著生產性努力總量和占比的大幅提高，生產性努力是人們共同發力一起做大蛋糕的過程，是用發展的視角來解決一系列深層次問題的思路。而分配性努力則不同，從貶義的視角來看它是指，不是一起想辦法如何做大蛋糕，而是蛋糕還未做大就把如何分配放到第一位，是一種基于內卷和存量博弈的尋租和制度套利活動。分配性努力培養出了一批食利階層，當這個階層占比越來越高，負責生產性努力的群體不足以維系這個耗散體系的時候，社會治理的范式轉換就開始了。

　　在分配性努力占主導的經濟體中，事關分配而非生產的權力最為重要，這就會形成不利于發展的一種激勵體系，即激勵人們去通過各種非生產性活動來獲得權力，從而占據分配性權力鏈條的有利位置。在這樣的分配性努力社會里，圍繞權力博弈的政治動蕩甚至是軍事動蕩最為常見，此時圍繞發展構建的國家體系失敗，從而也就失去了激勵生產性努力的穩定的社會環境。當每個人都發現辛辛苦苦的生產性努力不如鉆營權力的分配性努力時，一種典型的“政治衰退—國家失序—經濟衰落”的惡性循環就會形成，最終社會形態甚至會收斂到無序的叢林狀態——軍政府出現，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一些國家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這種狀態。

　　然而需要認識到的是，當后發展經濟體的要素紅利和制度激勵空間逐漸消耗完畢，生產性努力必須要公平的分配才能進一步激發的時候，分配的問題就要放到第一位。此時，公平與效率不是互斥的、對立的，而是兼容的、共生的，公平成為了一種效率，一種更有利于長期價值創造和社會環境穩定的制度基礎。此時，我們對分配性努力的定義和認知也應該發生變化，分配是為了更好的激發生產性努力。這個分配性努力，不同于上面帶有貶義的定義，而是存在于正向的話語體系和思想內涵里了。這個旨在激發生產性努力的分配體系，是上層建筑中的上層建筑，成為解決新的主要矛盾的一把鑰匙，決定著社會發展的方向和節奏。也就是：

　　如何通過更好的分配蛋糕，以繼續更好的做大蛋糕。

　　如果說改革開放是通過市場經濟實施的需求側改革，五年前為了降低內循環的成本啟動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那么今天，更重要的則是分配側改革。也就是，在國民收入總量的分配中，企業（資本）拿了多少、勞動者拿了多少、政府拿了多少的問題。如果勞動者的生產性努力成果絕大多數給了政府和企業，那么還能有多大的積極性？或者，再努力的生產性努力，也比不上租金型社會的分配性努力，那么勞動者的積極性也會不斷衰退。而民生經濟問題的癥結根源，現在來看已經不是需求側也不是供給側的問題，而是分配側的問題。8月17日的中央財經委會議，高層已經將分配問題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提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總分配體系，并再次強調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因此我們需要認清民生經濟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政府會將分配問題放到首位，基于公平的分配性努力將成為政策邏輯的主線。

　　三、走向丹麥：從蘇聯模式、美國模式，到丹麥模式，構建成熟的現代福利社會

　　“丹麥模式”幾乎是每個政治學家的向往（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丹麥是北歐的一個小國家，卻是社會治理和和諧發展的典范，“它富強、民主、安全、治理良好，只有較低水平的腐敗”（非常契合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丹麥，經濟增長速度較低，但并沒有多少人失業；社會福利較高，但并沒有多少財政赤字；選民政治，但行政決策非常有效率，腐敗極少，政局非常穩定。最為重要的是，丹麥整個社會非常和諧，財富差距非常低，人們的生活安詳寧靜，沒有其它國家這樣那樣的焦慮和社會矛盾。丹麥為什么能做到這一點？這是一直讓很多政治學家流連忘返的研究。

　　但是，畢竟丹麥是一個小國。與丹麥相同狀態的還有一個小國，但是采取的卻是與丹麥完全相反的威權、集權統治。甚至更甚，因為新加坡的政治里竟然還有古老的血緣世襲在里面（李光耀“傳位”給李顯龍）。這至少說明了一點，在抵達“丹麥模式”的進程中，并非只有一條道路。或者說，目的只有一個，“走向丹麥”是一種目的，但實現的道路卻并不是唯一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模式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唯一。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

　　高層多次強調，共同富裕不是簡單的“均貧富”運動，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是不斷夯實分配與民生的基礎性制度體系的過程。這意味著更高層次的改革開放——如果說改革開放1.0是做大蛋糕，那么改革開放2.0就是分好蛋糕。換句話說就是：

　　通過國家的分配性努力，以提高社會的生產性努力，減少不利于高質量發展的私人分配性努力活動，因為這些非生產性活動是以消耗結構為代價的。

　　畢竟中國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國，歷史悠久、國情復雜，各地區、各階層發展不平衡，民生經濟很多領域發展不充分，“走向丹麥”的路途還是需要自己探索。丹麥是一個小型經濟體，經驗不能照搬，但目的和最終解決的問題是一樣的。中國要在第一人口大國施行共同富裕，解決民生問題，這個工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需要像市場化改革一樣，走漸進式改革的路線，既要通過分配手段提高后富者的相對收入水平，又不能打擊先富者的積極性，更不宜宣導一些簡單粗暴的“均貧富”言論，更多的是減少臨時性的各種辦法、指令，多采用立法手段穩定長期預期。

　　最重要的是如何創造性的走出“共同富裕”的“索維爾悖論”。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索維爾發現，歷史上幾乎所有的均貧富政策，導致的結果都是“始于均富，終于均貧”。因為共同富裕的政策壓制了生產性和創造性活動，導致人力資本大量流失，同時大幅降低了儲蓄率和投資水平。因為人們害怕均富政策對個人財富的剝奪，所以還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一夜之間花掉儲蓄。同時，基于未來可以創造財富的人才或者“躺平”，或者出走，造成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下降，最終經濟走向了貧困。

　　因此“走向丹麥”的過程應該是漸進式的，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走向“民生經濟”，即擴大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公共品供給，讓低收入階層生活有保障。這個階段的難點是改革地方政府績效考核和央地財稅體系，激勵地方政府將財政資源更多的投到“里子工程”中，讓中央政府在公共品的供給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地方政府承擔準公共品或公共屬性并不是那么高的物品。平衡財權和事權，讓地方政府逐漸擺脫土地財政和地方債的過度依賴。

　　第二階段，走向“差別富裕”，仍然有先富后富的差距，但是整個社會總體上是富裕的，這個比小康社會更進一步，關鍵是兩點：一是機會公平，差距是暫時的，讓后富看到通過生產性努力取得成功的希望；二是生存保障，對最差的那部分老弱病殘弱勢群體要有社會保障兜底。差別富裕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中間狀態、過渡階段。

　　第三階段，走向“共同富裕”。注意這里的共同富裕不是絕對平等的富裕，而是一個通過現代法治和治理體系逐漸縮小差距，先富—后富階層間可以動態流動的概念。富裕代表的是生產性努力的獎勵，而非不勞而獲依靠繼承、收租、權力等分配性努力實現的財富自由。因此走向富裕的關鍵是國家合理科學的分配性努力，通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基礎制度性改革，降低對生產性努力的征稅（工資所得稅），提高對分配性努力成果的征稅（財產稅、資本利得稅等）；尤其是提高社會在分配體系中的作用，讓先富更主動、更自愿的承擔起帶動后富的社會責任，帶領全國共同“走向丹麥”。

　　總之，中國進入“民生經濟”時代，經濟社會和政策取向的變化出現了不同于以往的邏輯。先富者們不能再只顧自己“埋頭賺大錢”和“精致利己”，而是要主動承擔起社會責任——扶助弱勢群體，與公共部門一起解決社會問題；參與社會治理，助力法制社會建設等等。因為他們的富裕，有很大一部分并非絕對的生產性努力，而是這個時代饋贈分配的“紅利”，它本該屬于這個社會。而一個長治久安、和諧穩定的社會，對每個人都是有利的。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