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羅志恒

　　2021年8月17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一、發展邏輯的轉變：從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

　　十九屆五中全會以來，中國發展的中長期邏輯開始出現五大變化：一是從速度到安全，二是從效率到公平，三是從先富到共富，四是從側重資本到保護勞動，五是從房地產和金融繁榮到科技和制造強國。這體現為近期的一系列政策變革：國內學區房整治、校外培訓整頓、房地產稅試點吹風、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區等。

　　一言以蔽之，即第一個百年目標實現后開啟第二個百年目標，這是國際國內環境發生變化后中國戰略性的調整，背后是勞資關系的徹底逆轉。改革開放之初，勞動過剩、資本稀缺，故財稅、產業和金融政策均側重資本，當前勞動稀缺、資本過剩，故財稅開始房地產稅吹風、產業領域反壟斷、斬斷貧富分化引發的教育分化的代際傳遞等。

　　“共同富裕”長期存在于頂層規劃和方針政策，始終存在于中國經濟發展歷程和脈絡之中。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史，總結起來其實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前兩句。但是“三次分配”正式進入黨的文件是近年來內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后的事情。

　　1994年厲以寧《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提出“三次分配”；2005年“三次分配”進入官方語境；2019年“三次分配”首次載入中央文件《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21年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指出要構建三次分配制度安排。

　　二、效率與公平的歷史鐘擺：從低水平的平均主義到效率優先，再到更加重視公平

　　會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事實上，本次會議非常務實，尤其是提到了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要“堅持循序漸進，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有充分估計，鼓勵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徑，總結經驗，逐步推開。”

　　階段一：低效、低水平的絕對平均主義。從建國初期到1978年，基尼系數處在較低水平，隨著計劃經濟的深入發展，農村內、城市內的收入差距受人民公社體制以及國企工資等級制影響而越來越小，全國的收入差距也處在較低水平。

　　階段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貧窮不是社會主義。1978年改革開放徹底改變了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打破了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推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效率”是這一階段的關鍵詞，而效率來自于“激勵”，誰做的蛋糕更大，誰就能分到更多。從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城市的擴大企業自主權、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中國實現了持續四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奇跡，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水平。但是城鄉、區域、行業差距全方位擴大，基尼系數持續上升，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包括以下原因：（1）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市場的制度性約束導致要素價格扭曲；（2）改革初期的東部偏向型策略導致資本在區域間配置不均；（3）GDP目標考核及分稅制下，地方政府“重經濟建設輕民生”“重資本輕勞動”；（4）稅收制度的不合理導致再分配調節作用有限；（5）金融市場不完善導致不同收入群體可獲得信貸資源不同。

　　階段三：精準脫貧，全面小康。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中共十八大以來，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被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十九大報告要求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精準脫貧”成為三大攻堅戰之一。經過8年艱苦奮斗，脫貧任務如期完成，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近1億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城鄉、行業差距縮小，基尼系數從高水平緩慢下降，但財富分化越來越顯著。由于一系列強有力的惠農、扶貧政策，以及農村勞動力的城鎮化和市民化，城鄉間收入差距有所下降。但制度設計不合理的因素依然擴大貧富分化。此外，近年來財富分化加劇，房地產價格走高，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基尼系數居高不下，始終位于0.4的警戒線之上。

　　階段四：共同富裕，重視公平。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階段，要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真正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會議指出，我們正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不斷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

　　三、新時代：向上有希望，向下有保障

　　共同富裕的反面是貧富兩極分化，貧富分化已成為全球性問題。從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引發熱議，到桑德斯獲得美國年輕人廣泛支持，西方整體社會思潮正由自由主義向社會民主主義偏移，極端的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運動也不斷涌現。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利于激發積極性。從改革開放之前的普遍貧困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一種良性激勵，激發了全社會的生產積極性和經濟活力。雖然基尼系數提高，但也實現了“帕累托改進”，應客觀看待。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絕對貧困已經消除，貧富分化的進一步擴大開始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貧富分化達到一定程度后會扭曲激勵機制。當經濟發展成果被少部分人過度攫取，只能分得小部分蛋糕的大眾就失去了奮斗的動力，年輕人逐漸變得“佛系”，經濟活力下降，創新動能減弱，最終成為日本式的“低欲望社會”。

　　貧富分化還會加劇社會焦慮，引發其他社會問題。貧富嚴重分化往往伴隨著階層向上流動通道的收窄，中產階層向下滑落的風險大增。而隨著階層滑落的焦慮加劇，子女教育的“軍備競賽”就愈演愈烈，學區房和校外輔導都是這方面的相關產物。階層固化更加嚴重的日本和韓國都是課外輔導大國，日劇和韓劇中都有極為明顯的反映。而當子女同輩競爭更加激烈，上升機會更加渺茫，生育率也隨之下降。

　　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是向上有希望，向下有保障。人們應當心中有夢，眼中有光，肆意揮灑汗水，充分發揮才能，最終獲得相對公正的回報。此外，針對弱勢群體，“社會安全網”也要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只有這樣，社會才能煥發出蓬勃生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會議指出，要鼓勵勤勞創新致富，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重點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

　　四、三次分配：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亟需完善稅制等各種制度設計

　　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會議指出，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其中有兩大亮點，一是首次明確“基礎性制度安排”，二是繼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及以來，再次提到“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最早由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提出：初次分配是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的分配，即資本、勞動等要素獲得的要素報酬；再分配是政府按照兼顧效率和公平原則，側重公平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所進行的再分配；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推動下，通過個人自愿捐贈而進行的分配。

　　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斗，但是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高收入人群和企業獲得的收入和財富，源于其聰明才智和艱苦拼搏，但同時也搭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順風車，享受了中國人口、基建、市場和政策等紅利。將個人財富中的一部分回饋社會，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為自己享受到的各種正外部性繳納“庇古稅”，即“誰受益，誰補償”。

　　（一）目前中國三次分配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

　　一是較發達國家而言慈善捐贈的數量仍然偏低。根據美國施惠基金會發布的《2019年美國慈善捐贈報告》，2019年美國個人、遺產捐贈、基金會和公司向慈善機構捐贈了4496億美元，約占GDP的2.1%。根據中國慈善聯合會發布的《2019年中國慈善捐助報告》，2019年中國實物和現金捐贈共計1509億元，約占GDP的0.15%，美國是中國的14倍。

　　二是反映慈善文化的個人捐款占比較低。中國捐款中約40%來自個人，其他則來自公司和基金會。美國則有超過75%的捐贈是來自個人，反映其公眾慈善意識較為深入和廣泛。

　　三是富人捐贈較少，代際傳承意識較強。2010年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發起捐贈承諾，號召美國最富有的個人和家庭把財產的一半或以上承諾捐出用于慈善，很快他們將其變成全球性倡議。截至目前，已有204位承諾者，其中僅包括5位中國富豪。也就是說，雖然現在中國和美國的富豪人數相差不多，但參加這個倡議的中國富豪比例要低很多。

　　四是相關政策體系尚不健全。一方面，未建立充分鼓勵和釋放社會與市場參與慈善扶貧的機制，例如遺產稅、贈與稅仍然缺位。美國高達40%-60%的遺產稅和贈與稅對資產轉移和代際傳遞產生了限制。另一方面，在慈善組織建立和管理以及慈善捐贈稅收優惠等眾多方面仍缺乏詳細的配套政策。

　　（二）完善財稅制度，發揮再分配的調節功能，鼓勵慈善捐贈等三次分配

　　1、盡快開征房地產稅，研究開征遺產稅與贈與稅。一方面，加快推進房產稅立法，研究對非經營用居民住宅開征房產稅，限制高收入群體財富過快積累。另一方面，開啟遺產稅、贈與稅制度的論證與設計，防范收入不平等代際傳遞。

　　2、建立綜合征收的個人所得稅稅制，通過寬稅基、低稅率做大納稅人規模，設置差異化的稅率，鼓勵科技創新、抑制娛樂行業畸高收入。第一，逐步從當前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制度轉為全面綜合征收，尤其要避免繼續歧視勞動、優待資本的稅制設計。第二，個稅的改革方向不在于提高免征額，而在于做大個稅納稅人規模，目前納稅人群規模太小，難以發揮出個稅調節作用。第三，設置差異化的稅率，對于高科技領域收入實行免稅或者低稅率，對于娛樂明星的高收入加強征管、同時設置高稅率，引導社會的正向風氣，崇尚科技和勞動，抑制娛樂奢靡之風。加強對網紅、直播帶貨等新型個人收入所得的征收管理，拓寬個人所得稅的調節范圍。

　　3、改革完善消費稅。重點取消原征收范圍中已經成為居民日常消費品的稅目，增加對新增奢侈品和高消費行為（如私人飛機、高級會所等）的征稅。

　　4、鼓勵慈善捐贈等三次分配行為，捐贈金額可直接稅前扣除。

　　本文原發于財新

　　(本文作者介紹：粵開證券研究院副院長、首席宏觀研究員，注冊會計師，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財政學博士。新財富最佳分析師宏觀經濟第三名（團隊）。研究方向：宏觀經濟、財政理論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