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任澤平團隊

　　特別鳴謝：華炎雪、梁穎、李曉桐、畢然

　　實習生關尹、王嘉銘對本文數據整理有貢獻

　　導讀

　　增長與分配，效率和公平，是幾百年經濟思想史的兩大命題。過去幾十年全球重視增長和效率、忽視分配和公平，全球貧富差距拉大，導致社會撕裂，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占領華爾街運動等。新冠疫情后經濟K型增長，全球過度依賴貨幣放水，窮人通縮、富人通脹。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問題日益引起全球重視。

　　近年中國高度重視收入分配，精準扶貧被列為三大攻堅戰，將共同富裕納入十四五規劃，浙江省被選作共同富裕示范區。為什么從效率優先轉向重視公平？中國的收入分配現狀如何？有哪些國際經驗值得借鑒？如何實現共同富裕？本文為《中國收入分配報告2021：現狀與國際比較》篇。

　　摘要

　　國內現狀：中國收入和財富差距大，而且收入分配調節機制有待完善。

　　第一，收入差距方面，中國基尼系數和高低收入比處于較高水平，但近年來由于精準扶貧等原因有所縮小。中國收入基尼系數從2008年的峰值0.491見頂回落，近年來維持在0.46-0.47區間。2013-2020年高低收入比的均值為10.64，在較高水平區間運行。中等收入群體逐漸成為“夾心餅干”，收入增速落后于高低收入群體。

　　第二，財富差距方面，比收入差距更顯著，近年來有所緩和，但2020年再度擴大。由于積累效應，財富差距往往比收入差距更為顯著，中國也是如此。中國財富基尼系數從2000年的0.599持續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隨后有所緩和，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疫情沖擊下再度上升至0.704。2020年中國財富排名前1%居民占總財富的比例升至30.6%。

　　第三，社會流動放緩。21世紀以來，社會流動性開始放緩、財富的代際傳遞加強，機會不公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凸顯。寒門難出貴子，低收入群體翻身加入高收入群體的可能性在降低；相比于中間收入群體，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的固化現象更為明顯。

　　第四，結構層面，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以及行業差距均存在。城鄉差距解釋了中國收入差距的絕大部分；地區差距顯著，東部與西部差距較大；行業收入差距帶來的收入分配問題明顯，信息技術類工資最高、農林牧漁工資最低，非私營企業比私營企業的行業收入分化更大。

　　國際比較：二十世紀初至今，世界各經濟體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狀況大體經歷了加劇、改善、再惡化的過程。1980年代以來，各經濟體內部收入分配進入在惡化階段，全球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占據的收入份額從1981年的16.9%增長至2020年的19.3%，收入進一步向金字塔尖人群傾斜。

　　2020年疫情沖擊，全球貨幣超發，推動了股市和房市的資產價格暴漲，掀起一場造富運動，同時加劇了區域間和區域內部的貧富差距。2020年全球GDP負增長，但全球財富總額增長7.4%。區域間兩極分化，2020年北美洲和歐洲的社會總財富分別增長10.0%和9.8%；亞太地區（不含中國）和中國的社會財富總額分別增長6.7%和6.0%；非洲財富總額僅增長0.7%；印度和拉丁美洲負增長。根據瑞士信貸《全球財富報告2021》，2020年全球12.2%的成人人口擁有84.9%的財富，財富差距極其懸殊。2020年聯合國稱，世界不平等狀況“正在加劇并處于歷史最壞水平”。

　　中國收入差距在世界處于中等偏高水平，基尼系數高于0.4這一警戒線；中國財富差距在世界處于中等偏低水平、但快速上升，巴西、俄羅斯、德國、美國財富差距較大，法國、日本、意大利的財富基尼系數較低，跟各經濟體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有關。與美國相比，中國收入、財富差距均小于美國。

　　為什么現階段更加重視公平和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之初，一窮二白，錢少人多，生產要素上勞動過剩、資本稀缺，勞動的話語權弱、資本的話語權強，為了促進增長、做大蛋糕，所以收入分配上以效率優先、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為基本導向，衍生了一系列對資本友好的制度，比如戶籍制度、土地財政、社保制度、稅收制度、地方招商等。隨著老齡化少子化加速到來，“劉易斯拐點”出現，人口紅利漸遠，開始出現勞動稀缺、資本過剩的逆轉，各大城市上演“搶人大戰”，勞動的話語權提升，同時收入差距過大導致社會不穩定性因素增多，所以要提高勞動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適當抑制資本，收入分配上更重視公平、分好蛋糕、共同富裕，要“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先富帶后富幫后富”、“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清理校外培訓、推出房產稅，等等。這有助于高質量發展、雙循環、擴大內需、發展實體經濟、制造業、硬科技、新基建等。這是經濟社會發展到現階段的客觀要求，時代的力量。

　　什么是大勢？就是降低房地產、金融、教育、互聯網等的利潤和壟斷，以及由此引發的過去長期對民生和實體經濟的擠壓和成本，大力發展制造業、硬科技、實體經濟、新能源、新基建、資本市場等。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機遇?？辞暹@一大趨勢，至關重要。每個企業每個人最終都是時代的產物。

　　正文

　　1  中國收入分配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總財富不斷增加，但分配不平衡問題愈發突出，分配制度問題亟需改善。整體來看，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近年來有所緩和，但財富差距明顯拉大、階層固化的風險也在擴大。結構上，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十分顯著。

　　1.1 收入差距：處于較高水平，但近年由于精準扶貧等有所縮小

　　中國近年來收入差距整體來看有所縮小，但基尼系數和高低收入比仍處于較高水平，財產與工資性收入比持續攀升，中等收入群體收入增速落后于高低收入群體。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78年中國收入基尼系數為0.317，2008年達到峰值0.491，此后見頂回落，維持在0.46-0.47，2019年為0.465。2020年高收入（前20%）和低收入（后20%）群體的可支配收入之比為10.20，較2018年的10.97有所回落，但仍處較高水平區間；2013-2020年高低收入比的均值為10.64。財產性與工資性收入比從2013年的13.7%升至2020年15.6%。財產性收入占比從2009年的2.3%提高至2020年的8.7%。2018年財產性收入增長12.9%，遠高于工資性收入的8.3%和經營性收入的7.8%。

　　中等收入群體逐漸成為“夾心餅干”，2014年五等分群體的可支配收入增速呈現出“中間高兩端低”，中間群體（60%）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均超過10%，高于高收入戶、低收入戶以及全國平均水平。但2017年以后，增速分布情況轉變為“中間低兩端高”，2017-2019年，中等收入群體（中間60%）收入平均增速6.3%，大幅低于低收入群體的9.3%、高收入群體的7.9%和全國的7.1%。低收入戶收入改善主要得益于中國扶貧政策的引導，但高收入戶與中間群體差距擴大仍是需要警惕的信號。

　　1.2 貧富差距：比收入差距更顯著，近年來有所緩和，但2020年再度擴大

　　由于積累效應，財富差距往往比收入差距更為顯著，中國也是如此。近年來中國貧富差距有所緩和，但2020年疫情沖擊下再度擴大。根據瑞信《2021年全球財富報告》，財富基尼系數小于0.7為貧富差距較低，大于0.8為貧富差距較大。中國財富基尼系數從2000年的0.599持續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隨后有所緩和，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疫情沖擊下，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下不同資產的漲幅不同，拉大了貧富差距，中國財富基尼系數上升到0.704。2020年中國財富排名前1%居民占總財富的比例也從29.0%上升至30.6%。2020年，中國總計有527.9萬“百萬富翁”（家庭財富在一百萬美金以上），排名全球第二，較去年上升5.1%。2019年人均財富中位數是僅為平均數的35.8%，財富分化程度顯著高于收入分化。

　　房產和金融資產在家庭資產配置并不均衡，是財富積累的主要推手。根據瑞信《2021年全球財富報告》，2020年中國人均資產總增長14.6%，人均凈資產（人均財富）增長5.4%，其中，金融資產增長9.6%，非金融資產增長3.7%。據央行2019年調查，房產占家庭總資產的70%，金融資產占總資產的20%。金融資產最高10%家庭所擁有的金融資產占所有樣本家庭的58.3%，而實物資產最高10%家庭擁有的資產占比為47.1%，2000年以來中國人均金融資產以每年16.5%的速度增長。

　　1.3 社會流動：居民的社會流動性放緩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社會流動性加快。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居民的社會流動性開始放緩、財富的代際傳遞加強，機會不公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凸顯，貧困人口上升通道受阻。

　　寒門再難出貴子，低收入群體翻身進入高收入可能性在降低，即收入流動性放緩；城鎮流動性低于農村。1996年至2014年，維持與父輩相等社會層級的子女占比46.5%，超過半數的子女（53.5%）與他們的父輩處于不同層級；實現躍升的有41.8%；下降的有11.7%（Yaojun Li，2017）。分城鄉來看，城市流動性較鄉村高，但實現躍升的鄉村高于城市，39.8%的城市子女較父輩出現層級的躍升，42.6%的鄉村子女較父輩發生躍升。其中，2012至2014年，家庭在收入分布中的相對位置保持相對不變的比例最高，窮人變富和富人變窮的難度都很大。

　　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的固化現象更為明顯。2010至2015年，根據調查子女與父母職業收入的關聯性，得出當父輩是農民時，約47%的子女未來從事的職業仍是農民。當父輩是高技術人員時，其兒女從事與父輩相同職業占比43.2%。相較于處于中間收入群體的職業，最低收入群體和最高收入群體家庭的子女的職業會更集中于與父母相同的職業（Yaojun Li，2020）。入黨、獲得體制內工作等政治資源有助于維持高收入群體的原有地位，而醫療負擔的加重則是低收入階層陷入貧困陷阱的重要原因，即我們所說的“因病致貧”、“因病返貧”。

　　1.4 結構：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

　　結構層面，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以及行業差距均存在。其中，城鄉差距解釋了中國收入差距的絕大部分；地區差距顯著，東部與西部差距較大；行業收入差距帶來的收入分配問題明顯。

　　1.4.12008年以來，低保、惠農、社保和戶籍制度改革等政策出臺，城鄉差距逐漸收窄、城鎮內部差距小于農村。

　　近年來，農村可支配收入快速上漲，城鄉之間收入差距收窄，這也是基尼系數高位放緩的主要原因。2020年，城鎮收入水平是農村的2.55倍。城鄉收入比從2002年3.09下滑至2.62。

　　但農村內部收入差距大于城市。從五等分結構來看，城鄉差距大、城鎮分化小。2020年城鎮和農村中的高收入戶（前2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96062元和38520元，前者是后者的2.5倍；城鎮和農村低收入戶（后20%）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15597元和4681元，前者是后者的3.3倍；2020年城鎮和農村可支配收入的S80/S20分別為6.2和8.2。

　　202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是平均數的92.1%；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是平均數的88.8%。

　　據央行《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下稱“央行調查”），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總資產均值為317.9萬元，中位數為163.0萬元，中位數是平均數的51.3%；最低20%家庭所擁有的資產僅占全部樣本的2.6%，而最高20%家庭總資產占比為63.0%。

　　1.4.2地區生產總值和城鎮家庭財富的地區分布均呈現“東南中強于西北”的特點。

　　從地區生產總值看，東南地區明顯最強，中部和部分西部地區次之，東北和少數西部地區排名最末。2020年地區GDP體量排名前四的省份依次為廣東、江蘇、山東和浙江，均為東南沿海地區；河南、四川和湖北分列第五、六、八位，屬中西部地區；西藏、青海、寧夏等西北地區以及吉林、黑龍江等東北地區體量較小。其中，上海和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達6.4和6.2萬元，西藏和甘肅僅為1.7萬元。

　　收入方面，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區分布情況并非與地區GDP分布完全匹配。從人均可支配收入看，地區分布特點可歸結為“東部強于中西”，與地區GDP分布最大的不同是，中西部沒那么好，東北部沒那么差。部分中部和西部地區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排名明顯不及GDP水平，主因人口較多而創造了較大體量的總產值，人均水平較為有限。例如河南、四川、湖北、陜西和云南等地區GDP排名分別為第5、6、7、14和18，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分別為第24、21、12、20和28。另一方面，東北地區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均高于GDP水平，例如遼寧、內蒙古、黑龍江和吉林GDP排名分別為第15、20、24和26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分別為第8、10、19和18。

　　財富方面，“地區富”則“居民富”。家庭資產分配分布規律與地區GDP分布較為相似。據央行調查，2019年東部地區居民家庭戶均總資產為461.0萬元，分別高出中部、西部、東北地區197.5萬元、253.4萬元和296萬元；北京、上海和江蘇的居民家庭戶均總資產最高，新疆、吉林和甘肅最低，其中北京約為新疆的7倍。根據《招商銀行2021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測算的高凈值人群區域分布，2020年廣東、上海、北京、江蘇和浙江五個東部沿海省市的高凈值人群人數占全國總數的44%。

　　1.4.3不同行業間工資差距顯著，信息技術類工資最高、農林牧漁工資最低，非私營企業比私營企業的行業收入分化更大。

　　2020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9.7萬元，比上年增長7.6%；城鎮私營單位為5.8萬元，增長7.7%。城鎮非私營單位中，在18個行業中排名前六的行業依次為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17.8萬元），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14.0萬元），金融業（13.3萬元），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11.7萬元）、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11.5萬元）以及文化、體育和娛樂業（11.2萬元）；前三名分別是全國平均工資的1.82、1.44和1.37倍；排名最末的三個行業依次是教育（4.8萬元）、農林牧漁業（4.9萬元）以及住宿和餐飲業（4.9萬元），分別是全國平均水平的49.8%、50.1%和62.4%。

　　城鎮私營單位中，行業排名情況與非私營數據大體吻合，但分化程度較輕。私營企業年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行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以及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分別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75、1.44和1.25倍，而最低的三個行業農林牧漁、住宿和餐飲業以及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分別為全國平均水平的67.5%、73.2%和75.0%。

　　2  國際比較

　　2.1 長期演變：全球收入、貧富差距隨經濟增長而擴大

　　庫茲涅茨1955年根據推測和經驗提出了經濟發展與收入差距變化關系的倒U型曲線假說——庫茲涅茨曲線，即國家的收入分配差距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經歷先惡化后改善的變化，并以此獲得了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庫茲涅茨設想了一個農業和非農業兩部門模型，探究按部門劃分的個體數的比率、部門之間收入的差別和部門內部各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這三個因素的變化。一國在從農業社會邁入工業社會的初期發展過程中，因生產資源迅速向高收入部門集中，即非農業部門的個體比率加大，居民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衡呈加劇趨勢；而工業化完成、經濟發展達到較高水平后，非農業部門已經占據支配地位，比率變化的影響削弱，部門間收入差異將縮小，疊加再分配政策的應用，收入分配不均現象將會隨著經濟發展持續改善，直至達到相對平等的分配狀況。

　　實際上，全球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狀況大體經歷了由加劇、改善、再惡化的過程。世界財富與收入數據庫（WID）顯示，二十世紀初至1980年代，各經濟體收入分配差距確實歷經了由加劇到改善的過程，世界大部分經濟體收入分配的集中程度在二戰前達到峰值，之后逐步減弱，符合庫茲涅茨曲線的演變。然而，1980年代以來，各經濟體內部收入分化狀況未能繼續改善，反而重新惡化，并且惡化速度甚至超過此前的改善速度。從總體來看，全球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占據的收入份額從1981年的16.9%增長至2020年的19.3%，收入進一步向金字塔尖人群傾斜，導致財富份額加速分化。

　　12.2%的人掌握了85%的財富。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根據當時意大利20%人口擁有80%的財富，推論得出了二八定律，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數，即結果、產出和報酬的80%往往取決于20%的原因、投入和產出，但近年來二八定律已不復存在。在新冠疫情推升貧富差距的背景下，根據瑞士信貸《全球財富報告2021》，2020年全球12.2%的成人人口擁有84.9%的財富，財富差距極其懸殊。

　　2.2 全球現狀：貨幣超發和資產價格暴漲掀起一場造富運動，區域間和區域內貧富差距加劇

　　2020年全球GDP負增長，但財富總額增長7.4%。房市和股市上漲是全球財富增長的主要動因，但同時拉大了經濟體之間和經濟體內部的貧富差距。根據瑞士信貸《全球財富報告2021》，2020年3月全球家庭財富總額較1月損失17.5萬億美元，即下降4.4%。但隨后的大半年內，大規模的貨幣和財政刺激，推動了股市和房市的繁榮，帶來家庭財富快速增長，但分布并不均衡。從區域間看，2020年北美洲和歐洲的社會總財富分別增長10.0%和9.8%；亞太地區（不含中國）和中國的社會財富總額分別增長6.7%和6.0%，不及整體；非洲財富總額僅增長0.7%，印度和拉丁美洲負增長。2020年全球“百萬富翁”（財富達到百萬美元）的人數增加了520萬，即較2019年增長了10.2%；其中，美國占據173萬，約為1/3。從經濟體內部看，各經濟體經濟呈現K型復蘇，持有不同資產的人群的財富分化加劇，一部分人的生活因疫情而陷入困境，而持有房產和金融資產的人財富卻迅速增加。

　　2020年聯合國稱，世界不平等狀況“正在加劇并處于歷史最壞水平”，超過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現在正在經歷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加劇；2021年6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稱，全球收入不平等現象加劇并成為“這個時代最明顯的挑戰”，發達經濟體的貧富差距達到數十年來最大；2021年9月，BBC公布的全球民意調查指出，各經濟體居民均認同今年疫情加深了貧富差距，貧困國家所受沖擊尤為嚴重。

　　2.3 國際比較：中國收入差距處于世界中等偏高水平，財富差距處于世界中等偏低水平、但快速上升

　　按照是否是發達經濟體、以及收入和財富不平衡程度是否穩定可以將世界上的國家分為四類：一是，收入和財富不平衡程度均保持在較低水平的發達國家，以日本和意大利為例，其收入基尼系數持續保持在0.4以下，財富基尼系數持續保持在0.7以下。此類國家進入發達國家行列較長時間，且通過有效的分配和再分配政策使收入和財富差距維持在較低水平。二是，收入不平衡程度中等或偏高，但財富不平衡程度較為懸殊的發達國家，以美國為代表，美國的收入基尼系數不高，但在持續量化寬松的環境中金融資產相較于非金融資產的漲幅不同促使財富的不平衡增長。三是，陷入收入分配陷阱的發展中國家，以印度為例，按照庫茲涅茨假說，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差距會隨著經濟發展而先上升再下降，但若收入和財富差距過大，也存在拖累國家經濟發展、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無法脫離的可能性。四是，收入和財富不平衡程度持續提高、但仍處于較低或可控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以中國為例，這類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將收入和貧富差距保持在合理區間內，使其不至于掣制經濟增長。

　　中國屬于第四類，收入差距在世界處于中等偏高水平，財富差距在世界處于中等偏低水平；與美國相比，中國財富差距與收入差距均小于美國。收入差距方面，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中國的基尼系數高于0.4這一警戒危險線，在全球范圍內屬于中等偏高水平。財富差距方面，無論是財富基尼系數還是前1%人口占有的財富比例數據都顯示，中國的財富不均衡程度在全球仍處于中低水平。財富基尼系數衡量財富分配的不平衡程度，財富基尼系數越高代表內部人民財富差距越懸殊，0.7為較低，而0.8以上則代表財富差距懸殊。巴西、俄羅斯、德國、美國自2000年以來財富基尼系數持續維持在0.8以上，顯示財富差距較為懸殊；法國、日本、意大利的財富基尼系數則保持在較低水平；而中國盡管在2000-2010年期間財富基尼系數快速上升，但仍處于世界的中低水平。

　　為什么現階段更加重視公平和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之初，一窮二白，錢少人多，生產要素上勞動過剩、資本稀缺，勞動的話語權弱、資本的話語權強，為了促進增長、做大蛋糕，所以收入分配上以效率優先、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為基本導向，衍生了一系列對資本友好的制度，比如戶籍制度、土地財政、社保制度、稅收制度、地方招商等。隨著老齡化少子化加速到來，“劉易斯拐點”出現，人口紅利漸遠，開始出現勞動稀缺、資本過剩的逆轉，各大城市上演“搶人大戰”，勞動的話語權提升，同時收入差距過大導致社會不穩定性因素增多，所以要提高勞動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適當抑制資本，收入分配上更重視公平、分好蛋糕、共同富裕，要“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先富帶后富幫后富”、“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清理校外培訓、推出房產稅，等等。這有助于高質量發展、雙循環、擴大內需、發展實體經濟、制造業、硬科技、新基建等。這是經濟社會發展到現階段的客觀要求，時代的力量。

　　什么是大勢？就是降低房地產、金融、教育、互聯網等的利潤和壟斷，以及由此引發的過去長期對民生和實體經濟的擠壓和成本，大力發展制造業、硬科技、實體經濟、新能源、新基建、資本市場等。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機遇?？辞暹@一大趨勢，至關重要。每個企業每個人最終都是時代的產物。

　　(本文作者介紹：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