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譚雅玲

　　今天是我國二次匯改6周年紀念日，其核心就是在2005年7月21日匯改機制與制度改革基礎上，2015年8月11日我國再度推出匯改新舉措，即再度明確報價機制與參數的改革，這是一次更加務實或有效率的改革，積極推進人民幣國家化對策十分顯著。然而，面對當前的人民幣升值似乎也存在弊端或問題，被操作模式值得反思風險或不妥之處。                          

　　1、進步之總結：報價參數明顯疊加模式邏輯定價。2015年8月11日我國央行表示，為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增強其市場化程度和基準性”，從這天開始央行不再指導制定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而是將人民幣定價權交給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由市場的供求決定人民幣匯率的定價。自即日起，我國做市商在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綜合考慮外匯供求情況以及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化，向我國外匯交易中心提供中間價報價。這對人民幣定價的合理性、市場化和國際化具有很大意義，也更能體現市場變化趨勢的對接。尤其是此后，我國推出人民幣CFETS指數，即人民幣匯率不再單一盯住美元，而是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權重而組成的一個貨幣籃子，并且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礎穩定。然而，參考一籃子不等于盯住它，其依然是以市場供求關系作為另一重要依據，據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模式與中國個性機制，這比2005年匯改更進一步，更加夯實人民幣機制與報價模式，尤其我國特色銀行間外匯市場個性得以展現與發揮。正是由此，目前我國外匯市場并非是單一盯住美元，而是由此逐漸形成三套籃子貨幣機制，即CFEITS籃子指數、BIS籃子指數、SDR籃子指數，人民幣機制逐漸完善與健全加快節奏與速度，人民幣成長性和成熟性逐漸加強。

　　2、風險之觀察：人民幣報價模式加大海外炒作引導。尤其是2020年至今的我國人民幣偏升值，其中報價機制弊端暴露無遺。一方面是海外力量、經驗、機制乃技術優勢難以抗衡，進而人民幣偏激升值的技術準備與鋪墊存在主觀甚至故意的主導操作。正如下圖我院研究發現，升貶技術幅度對標推進升值、時間階段疊加升值幅度兩個波段，這都是引導人民幣難以回避的現實與長遠問題。尤其在中美關系與地緣關系特殊時期，據觀察外部對標報價模式、踩踏節奏時間邏輯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人民幣升值的直接后果并非我國更多善良的理想的人民幣國際化之舉，反之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致命傷害與沖擊則是明顯削弱與壓制我國經濟與企業競爭力，其中外貿增長率上升與外貿利潤不多甚至損失是現實，這更需要認真與理性發現和洞察人民幣報價模式的風險瑕疵。當前似乎海外更了解我們的模式與機制，甚至刻意以情緒或認知引導更嚴重，畢竟我國市場不足與欠缺存在。因此，我們面對現實的嚴峻風險在于：人民幣與美元同步——同升為主；海外振幅寬泛——引導升值為主；我國企業財務節點——偏升值對標明顯。目前看長達1年的人民幣升值并不合理，一方面是背離周期規律強制嚴重，另一方面是脫離貨幣經濟現實與邏輯嚴峻。經濟長期向好是貨幣信心支持，但并非代表貨幣短期升值行情，尤其我國短期貨幣操作水平、能力與環境有缺失，進而脫虛向實結構間斷層明顯，實體經濟或外貿企業現實并不利于人民幣升值預期或人民幣偏激升值行情。

　　回顧匯改與展望匯改，我們更需要警示競爭風險與操作主見。“811”匯改實現了我國貨幣匯率機制變革，尤其對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但目前國際競爭局面嚴峻，我國因素是敏感與焦點環節，對此才是我們考量與研究匯改話題的重點。尤其對目前市場與企業高度關注的中性匯率管理需要給予準確解讀與政策指引，這對我們應對匯率風險是準則，也是策略依托與參數。同時我們需要提示企業匯率管理根據行情與需求調整好計劃和周期，適時打破外圍觀察的策略針對，靈活與效率應對加強自主與國情需求。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獨立經濟學家，長期從事國際金融和世界經濟研究，尤其對外匯市場研究具有較深的功底與實踐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