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機構 全球財富管理論壇 樓繼偉

　　8月9日，全球財富管理論壇播出論壇理事長、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中國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和哈佛大學名譽校長、美國財政部前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的高峰對話，就后疫情時代全球經濟復蘇過程中國際經濟形勢、未來全球通脹走勢與中美財政貨幣政策取向等話題進行討論。對話由全球財富管理論壇執委會主席、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主持（全程視頻對話如下↓↓↓）。

　　以下是對話文字整理。

　　白重恩

　　大家上午好。今天論壇主題是“全球綠色復蘇和ESG投資機會”，我們可以問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問題。今天非常有幸請到兩位非常杰出的嘉賓進行對話。

　　第一位嘉賓是樓繼偉先生，也是全球財富管理論壇理事長，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主任，中國財政部原部長。第二位嘉賓是薩默斯教授。勞倫斯·亨利·薩默斯是哈佛大學榮譽校長兼查爾斯·埃利奧特大學榮譽教授。在過去20年中，他曾在華盛頓擔任過一系列高級政策顧問職位，包括克林頓總統執政期間的第71屆美國財政部長，奧巴馬總統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世界銀行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

　　第一個問題，我想先請樓部長回答。新冠肺炎疫情最嚴峻的時刻已經過去，全球經濟在復蘇的過程中面臨哪些重要挑戰？

　　樓繼偉

　　首先，當然還是控制住疫情。隨著疫苗的接種速度加快，主要國家接種的普及率也快速提高，但其中要平衡好恢復經濟和控制疫情的關系。我們發現有的國家反反復復，這不行的；還有薄弱國家應當得到國際援助。中國為加強疫苗可及性和可負擔性已經作出了一些貢獻，這方面還需要全球合作。

　　其次，經濟復蘇可能會帶來通脹，各國極度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是必要的，特別是QE導致了資本價格的上漲和債務高企，在經濟受到壓抑的時候并沒有過多反映為物價上漲。但是經濟一旦復蘇，正常的需求恢復就會產生通脹壓力，特別是大宗商品價格是有先導性的會先上漲。我們目前已經處于這樣一種局面了。

　　最后，至于下一步通脹怎么樣預判，會不會出現20世紀70年代滯脹的局面？確實有這種可能，但是強度和表現方式會不同。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問題主要在供給側，主要國家是高稅收、高支出、過度的管制，比如說當時尼克松總統還管制了物價，管制了工資，當然OPEC國家推動了石油價格的大幅度上漲。在這種情況下，用寬松的貨幣政策去應對，解決不了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只能造成物價上漲，形成滯脹。

　　本次疫情供給側問題也很大，寬松財政貨幣政策的采用主要是為了紓困，經濟一旦復蘇有些政策就可以逐步退出，中國財政政策力度就開始收縮了。相應來說比較大的問題是杠桿率高企和逆全球化，逆全球化損失效率，若杠桿率高企就有可能出現杠桿大面積破滅的情況，那就是災難了。在這種情況下，各國的政策是比較謹慎的，中國強調財政貨幣政策不急轉彎，同時堅持繼續“去杠桿”。美國在討論的問題是何時開始Taper，就是如何緩慢退出。

　　因此大家都很謹慎，過度的流動性會造成通脹，也可能出現滯脹，但出現20世紀70年代那樣強度的滯脹可能性不大，這是我的基本看法。

　　白重恩

　　薩默斯先生，剛才樓部長談到了我們可能面臨的幾方面挑戰。其中之一是潛在的通脹甚至滯脹。您如何看待目前全球通脹形勢？美聯儲等幾大央行去年以來歷史性的寬松貨幣政策會導致全球經濟重現1970年代的“大通脹”嗎？為了應對通脹的風險，美聯儲會怎樣退出寬松貨幣政策？您是否認為它會縮減資產負債表和加息？剛才樓部長也談到了杠桿率問題，美國的杠桿率大幅攀升，您是否為美國政府中長期的償債能力感到擔憂？

　　Lawrence H.Summers

　　首先，我很高興能參與這個享有盛譽的論壇，非常榮幸能與樓繼偉先生共同對話，樓繼偉先生為中國經濟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并且為全球經濟思考作出了貢獻。我很榮幸能參與這次討論。

　　我認為，在考慮通貨膨脹時，區分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情況是非常重要的。在過去16個月里，美國財政刺激水平相當驚人，總計大約占GDP的30%。目前美國儲蓄過剩，這種反常的儲蓄累積大部分是以相對流動的形式持有的，例如存入銀行賬戶，其水平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前所未有的。因此，我確實對美國中期內的通貨膨脹相當擔憂。

　　在我看來，政策促使需求增長速度快于合理預期的供給增長速度，導致物價上漲，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通貨膨脹。而這種物價上漲往往又轉化為通脹預期的上升，從而形成一個循環，除非中央銀行準備好冒經濟衰退的風險，而在我看來，美聯儲不太可能愿意這么做。因此我認為，在通脹變得非常穩固之前，美聯儲不會有動作。我認為美國潛在通脹率大幅上升的風險相當大。量化寬松結束得越晚，我們面臨的風險越大。我們將面臨加息過晚而導致的風險，而不是過早。但這些判斷都極為困難，沒有人能確定通脹前景如何。我認為通脹預測有上調的趨勢，很明顯，鮑威爾主席談論今年下半年通貨膨脹的方式與幾個月前截然不同。

　　我認為政府債務積累也是一個復雜的問題，而且正確的公認規則是，不能拋開資金的用途來判斷債務積累是好還是壞。目前來看，政府資金主要用于高生產率、高回報的公共投資，主要涉及勞動力培養、技術開發，或是修復基礎設施。因此，支持這種投資的一定數量的債務積累可能是必要的，特別是在利率水平非常低的情況下。就目前而言，政府在支持向家庭的轉移支付，支持可能產生各種社會回報的投資，但這些投資不會帶來政府稅收的提高。

　　我認為，以債務方式為這些投資融資的問題要大得多。我認為必須頭腦冷靜，實事求是地看待未來。我想強調的是，我對美國政府的償付能力沒有任何擔憂。美國政府坐擁著可能是世界上最大價值的經濟資產，美國政府有能力、有辦法、有稅收、有美國公民、有美國經濟。所以，我不認為這是償付能力的問題。我認為這是政策問題。我擔心的是債務過度積累。

　　白重恩

　　非常感謝薩默斯教授。樓部長，剛才薩默斯教授對通脹的影響以及美國財政政策作了一些評論，您有什么評論？另外我想問的是，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全球綠色復蘇，您認為綠色復蘇給全球帶來什么樣的挑戰，還有什么樣的機會？在綠色復蘇中中美兩國有些什么樣的合作空間，對于全球綠色復蘇您還有哪些建議？

　　樓繼偉

　　我很同意他的看法，財政政策目前是紓困性的財政政策，在疫情復蘇時很容易很快退出，和中國情況是一樣的，這個問題倒不是很大。問題比較大的是貨幣政策什么時候退出，我跟他的看法一樣，很難講時點。但是我覺得從大家謹慎性的角度來估計，美聯儲（Fed）今年縮表加息可能性不是很大，明年有可能，而且很可能在下半年。美國討論的Taper方式是逐漸弱化的方式，因此很難找到一個明確的時點，過程會很舒緩，這是我的判斷。

　　至于說到美國政府債務問題，我覺得在QE退出以后利率會上升，它的利息負擔會大幅度上升，但是不大會出現違約，這點我同意薩默斯教授的看法。

　　白重恩

　　薩默斯教授，這次會議的主題之一是綠色復蘇。在美國，兩黨似乎對氣候變化的風險有著非常不同的看法，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也有不同政策建議。這會影響全球綠色復蘇嗎？在全球范圍內，您認為綠色復蘇面臨的挑戰和機遇是什么？中美兩國在這方面的合作點在哪里？

　　Lawrence H.Summers

　　羅納德·里根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之間有一次非常著名的首腦會晤，當時美蘇劍拔弩張之勢已無可復加。在那次會議上，當他們私下去散步時，美國總統里根問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如果火星人來襲擊我們，你會協助我們保衛家園嗎？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笑著說，我們會，那如果火星人襲擊蘇聯，美國會幫助我們嗎？羅納德·里根也笑了說，會的。我們并沒有受到火星人的威脅，但與假設的火星人一樣，我們的確面臨著威脅，也是全世界都面臨的威脅，如果要解決這些威脅，需要全世界的合作。這些威脅包括氣候變化，包括疫情，對于這些將要到來的挑戰，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僅僅是一次彩排；這些威脅還包括恐怖分子。我認為至關重要的是，我們要認識到，正如里根和戈爾巴喬夫的那次談話表明的，達成合作和平衡權利對于實現權力和安全來說同樣重要。

　　我有幸在哈佛教授過中國學生，很多美國學生也非常想去中國留學。對于各國留學生們而言，在他們的生活乃至一生中，面臨的威脅可能更多地與這些全球性問題有關，比如氣候變化、疫情、以及中美半導體之爭等類似問題。

　　我認為，美國民眾也越來越意識到這一點，當越來越多的極端天氣事件發生，當我們中越來越多的人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深深關切的人遭受了疫情的折磨或因此死去，我認為這將變得越來越真實。的確，在美國存在著否定氣候變化的聲音，但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觀點將被淹沒，隨著年輕一代開始在我們的國家站穩腳跟，它（否定的聲音）正在一點點地被取代。我充滿希望。

　　我非常支持在綠色經濟的背景下討論問題。我確實發現在美國和中國都有一種傾向，認為綠色經濟是一個競爭工作崗位的競技場，而不是一個共同推動技術進步，使人們能夠以更低的成本使用更多能源的舞臺。所以，當綠色經濟問題成為保護主義的借口時，我認為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但在很大程度上，我感到鼓舞的是，盡管進展步調不同，盡管總是有反復，但我認為圍繞這些問題進行合作的想法正在得到推動。

　　白重恩

　　謝謝您，薩默斯教授，感謝您對年輕一代有助于在氣候問題上超越黨派分歧的樂觀評價。那么，在中美兩國可以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有哪些具體的措施呢？

　　Lawrence H.Summers

　　我希望，今年秋天在格拉斯哥，兩國能夠就即將設定的目標達成協議；希望就監測實現這些目標進展的程序達成協議；希望在融資機制上進行合作，支持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進行必要的調整。我希望有一天，在地球上不再使用煤炭作為發電能源。

　　白重恩

　　樓部長，下面一個問題希望請您回答。疫情以來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和調整，您怎么看待這樣的趨勢，未來走向是什么樣的？另外G7國家設置了全球最低企業稅率，您覺得這樣的最低企業稅率會怎樣影響全球產業鏈？

　　樓繼偉

　　疫情以來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有其合理的一面，疫情突發，表現出公共衛生產品產業鏈、供應鏈的脆弱性，有些國家把這方面產業鏈拉到周邊是必然的。各國復蘇程度不一樣也導致了供應鏈方面的問題，比如最近芯片短缺導致了大量汽車甚至家電不能生產，各國采取應對舉措時需要在效率、安全、自主性之間尋找平衡。但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疫情時期正好又疊加了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抬頭，對此我非常擔心。這對誰都沒好處，大家能夠合作解決這個問題。

　　對于綠色復蘇，我注意到拜登“新基建計劃”中提出建設充電樁，希望代替這些柴油車等，這是非常好的想法。但是我覺得不太可能實現兩黨共識。從目前來看很可能是在傳統基建領域形成共識，規模上會比拜登提出的方案小多。

　　但我覺得也很有必要，美國確實應該推進基建，十年之前我和勞倫斯·薩默斯就有過討論，在這點上也達成了一致，特別是我們當時還提到美國電網的脆弱性和怎么加強電網投資。在現在的情況下，我覺得美國電網投資其實也是綠色的，因為美國電網效率是很低的，上百個小電網弱連接，如果加大投資把它堅固起來，按照現在的“低利率環境，市場化融資，使用者付費”的方式，用戶并不見得增加多少成本，但是會大幅度降低網耗，降低傳輸過程中的損耗，提高效率，實際也是節約能源。

　　我也看到，奧巴馬總統和特朗普總統都曾在這方面付出一定努力，但是都沒有什么進展，這次我希望拜登總統能夠推出真正有效的進程，這一方面我們兩國其實也可以合作。

　　白重恩

　　謝謝樓部長。薩默斯教授，接下來的問題要問您。樓部長剛剛就全球價值鏈的重構發表了一些評論。您對這個問題有什么看法？您認為這樣的重構對全球發展有什么影響？樓部長還提出了美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問題。拜登政府提出了一項有關基礎設施投資的構想以及一項家庭支持計劃。與此同時還提出了加稅計劃。對此，您如何看待全球價值重構、美國基礎設施投資、投資于家庭計劃，如何為這一計劃提供資金，以及它們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Lawrence H.Summers

　　我總體上支持拜登總統的基礎設施和家庭投資計劃。在我看來，如果看到美國的高速公路和機場，看到我們城市的維修狀況，看到供水，看到美國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入了或沒有接入寬帶，你會發現增加公共投資的理由非常充分，所以我非常支持增加公共投資的想法。

　　我的職業生涯是從一名稅務經濟學家開始的，我自然會擔心稅收的抑制作用。但在當前利率極低、股市市盈率極高、大部分投資成本高昂的背景下，我發現資本成本并不大可能抑制投資。

　　因此，總的來說，我會支持提高對公司的稅收，適當提高對高收入個人的稅收，以便進行必要的公共投資。我認為在經歷了一段不確定時期之后，強調經濟不安全的風險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人們所說，多些以防萬一，少些及時補救。我認為這大體上是適當的。

　　讓我感到緊張的是，人們很容易把對經濟韌性的合理擔憂轉化為實行保護主義的新理由，我在華盛頓聽到了一些聲音，人們抓住這點不斷討論，其實不是因為擔憂經濟的韌性，而是因為希望實行保護主義。

　　白重恩

　　謝謝您，薩默斯教授。下面一個問題回到中國。中國在全球恢復中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中國的經濟還在以比較快速度增長，長期來說中國增長潛力還是比較大。樓部長，您認為中國的發展給全世界帶來什么樣的機遇？

　　樓繼偉

　　中國的發展會給全世界帶來合作和發展的機遇，這是沒問題的。我想簡單強調幾點：

　　第一，中國是個巨大的市場，3.8億中產階級購買力是巨大的，主要國家都看到這一點。且我要提示一下中國對40多個最不發達國家實行了零關稅，成為了它們最大的出口市場。

　　第二，中國金融市場吸引力越來越大，特別是2018年以來我國金融開放步伐大幅度加快，海外投資人對中國的投資力度也在加大。因為中國的市場特征，匯率的波動與主要國家有互補性，中國在全球資產配置中已成為“一極”。

　　第三，中國相對來說有最完整的產業鏈，而且利用新技術減少和削弱了勞動力成本上升的不利影響，吸引了全球直接投資，中國是現在吸引全球直接投資最大的市場。我這次去調研，遇到一些外資機構，問他們向海外轉移出去的考慮，他們說其實不僅僅看勞動力成本，還看重在中國得到的各種配套服務，在其他地方找不到這種優勢。這也是中國對全球經濟的貢獻。

　　第四，中國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接受全球化、融入全球化，現在正按照國際標準來改善營商環境。“十四五”規劃綱要中也強調國內貿易對接國際貿易規則，實現貿易更加便利化。因此，這些都給全球帶來合作機會。

　　還有一點我想簡單說的是，維護以聯合國為中心的現存國際治理體系是中國一直在做的事情。40多年來，我們從改革開放和現存國際治理體系中收益，所以我們不會放棄這個一貫的政策。我非常希望世界各國，特別是主要國家，大家都致力維護現存國際治理體系。

　　白重恩

　　謝謝樓部長。薩默斯教授，鑒于時間關系，關于中國經濟對世界帶來的機遇問題，您可以簡短地回答一下嗎？

　　Lawrence H.Summers

　　我認為，當歷史學家回顧我們這個時代時，他們會記得過去四十年在中國發生的事情。這是經濟史上的一個大事件，和19世紀初在英國開始的工業革命一樣偉大，甚至可能更加偉大。經濟的發展從來沒有如此深刻地改變過這么多人的生活。它對全球經濟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從商品價格到文化偏好；從技術、產業到金融資本流動。

　　我認為中國面臨一個核心挑戰，要跳出認為自己可以從全球體系中汲取利益的思維模式，而轉向給予全球體系更多貢獻和幫助的思維模式。在我看來，像美國這樣的國家也必須認識到，中國不能被簡單地納入進他們設計的體系中，全球體系的構建必須經過共同討論和磋商。

　　從某種程度來看，主導優勢的問題，比如誰擁有最大的經濟體，誰擁有更強的經濟體的問題，都次于我們將如何在這顆星球上共同生活的問題。我希望我們能夠更多地關注我們的共同利益，而不是關注任何一方都無法贏得的競爭，無論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軍事領域還是經濟領域。

　　(本文作者介紹：全球財富管理論壇是在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背景下，由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和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共同發起成立的全球性、學術性、中立的智庫組織，致力于促進資產管理與財富管理領域的全球對話，推動資產管理與財富管理行業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