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文：周黎安（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

　　人工智能（AI）作為一個新興的技術，對產業和生產力的提高都會產生深刻的影響，同時也會對中等收入人群產生影響。經過四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形成了約4億人的中等收入群體，為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對于優化收入分配格局、推動消費升級、維護社會穩定意義重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作為重要目標。但是未來中等收入群體能否持續擴大面臨一系列挑戰（如國際局勢變化、產業升級、人口老齡化、新冠疫情等），其中，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技術和產業革命將是最重要的沖擊之一。

　　一、人工智能沖擊下的產業升級與收入分配模型

　　為了理解以數字化轉型驅動的產業升級與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變動之間的內在關系，本課題（國家自科項目號71950005）建立了一個以人工智能沖擊為代表的數字化轉型、產業結構變動與收入分配的理論模型，引入制造業和服務業兩個部門，將服務業進一步區分為生產性和傳統服務業，各產業需要的勞動力類型不同。

　　假設人工智能對不同部門和不同技能的崗位可能產生不同的替代效應，如人工智能主要替代制造業的低技能勞動力，也有可能跟低技能勞動力互補，形成高技能勞動力。但在生產性和傳統服務業中有一部分低技能勞動力難以替代，如護理、家政等基本服務。在此模型基礎上討論數字化轉型如何影響企業生產率、職業（技能）結構、收入結構、消費結構、產業結構的變動，以及這些環節如何循環互動，由此得出了以下主要推論。

　　第一，從產業結構變化上，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經濟總體上向服務業比重增加的方向進行轉型。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們對高端產業的需求會不斷增加，服務業也會日益向高端服務業集聚。

　　第二，長期均衡下不同人群的收入分配會有所區別。中等收入人群對應高技能勞動力，他們的勞動報酬占比會有所擴大。這是因為隨著高端服務業的產值占整體GDP比例的增加，高端服務業中高技能勞動力的收入份額相對于其他行業要更高。資本所有者的報酬相對于高收入人群占比會先增后降：在開始引入人工智能時，資本所有者可以利用其技術優勢替代一部分勞動力獲得增加的報酬；隨著產業逐漸過渡到高端服務業，因為高端服務業使用的資本很少，資本所有者獲得的報酬會逐漸穩定在某一個水平。低技能勞動力的勞動報酬（低收入人群）占比會下降，是因為低技能勞動力不管是在制造業還是在服務業，都有相當一部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這部分人群在過程當中整體是受損的。

　　第三，制造業和服務業全要素生產率都會提高。因為AI對制造業和服務業的低技能勞動力都有替代作用，會增加各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

　　第四，在走向長期均衡的轉型過程中，收入分配有分化加劇甚至出現極化的可能性。當引入AI技術后，短時間內產業結構的調整速度并不如AI技術的引入速度迅猛，導致一段時間內不論何種勞動者收入份額占經濟的比例都會下降，低技能勞動力的收入份額占比下降更為迅速。但是對于資本所有者而言，隨著AI的引入，其收入占整體經濟中的比例會有所提升，同時隨著其收入的增加，AI和資本的積累速度會在短期內較為快速，導致一段時間內極化現象加劇。

　　第五，對于短期內快速調整的產業結構和收入極化，可以做一些政策上的干預。如可以對資本所有者的收入征收資本所得稅，也可以對資本、AI征稅。不同的稅收政策可能對解決收入分配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也可能帶來其它影響，例如對資本征稅會影響制造業成本，導致制造業產品價格上升。對AI征稅雖然會減緩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但同時也會阻礙AI在產業升級當中所扮演的積極作用。

　　二、中等收入群體變化與收入分配格局

　　在過去十五年的時間里，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逐年增加，近年來有加速增長的趨勢。在區域分布上，2005年我國中等收入人群的規模非常有限，而且主要是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如北京、上海、廣東、浙江）。到2015年，中西部絕大多數地區出現了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穩步上升且快于東部沿海地區的增長勢頭，使得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區域分布更加均衡（東北地區除外）。在城鄉分布上，近年來農村中等收入群體增長迅速，許多地區農村中等收入群體（包括農民工）占到該地區中等收入群體的30-40%。這說明了我國高速增長具備廣泛包容性和分享性特征。其中，農民工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過去三十年，我國進城農民工總量約為2.9億，其中約1.5億的農民工已經市民化，還有1.4億的農民工尚未被市民化。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是5000-6000元/月，屬于中等收入的范疇。因此在4億中等收入群體中農民工至少能貢獻1億人，這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在產業分布上，中等收入群體主要分布在制造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郵政等行業。

　　圖1 2005-2015年我國各省份內部中等收入群體比例

　　圖2 2005-2015年各行業中等收入群體分布

　　2010-2015年中等收入群體區域分布的均衡化與同一時期我國絕大部分省份的城鄉差距穩步縮小、全國地區間收入差距穩步縮小的總體趨勢高度一致。這說明，中國在經歷了1995-2010年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持續拉大的局面之后，2010-2015年地區間收入分配格局出現了有利的逆轉。

　　雖然2010-2015年我國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總體上也是下降的，但2016年開始基尼系數又開始上升，而全國城鄉差距、區域差距2016年以來仍然在縮小，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也在擴大。這體現出中國收入分配格局正在出現極為重要的結構性變化，即我國基尼系數過去主要由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驅動（70%），當前社會階層和個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如職業、行業、教育程度）的影響力在迅速上升，未來人工智能更可能影響職業、行業和技能結構，對基尼系數有惡化影響。

　　隨著近年來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縮小，決定收入差距的力量越來越轉向社會階層（群體）以及個體因素而非區域因素，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重心及具體組合也就必須隨之發生調整。由過去主要依靠區域協調發展的收入調節政策逐漸轉向區域協調發展政策與個體收入調節政策并重轉型；后者更側重在個體和職業層面，如收入稅、資本稅、遺產稅、基本收入計劃、技能培訓、社會保障。如果主要寄希望于原有的區域協調發展和經濟傾斜政策，國家層面的基尼系數居高不下的局面可能難以改變。

　　三、人工智能對中等收入群體的影響

　　基于學者和行業專家關于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應用前景的估計，結合前述分析，我們課題組測算了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在2025、2030、2035年將如何受到人工智能和工業機器人轉型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

　　1． 有替代作用。人工智能會替代掉傳統的崗位。

　　2． 有創造效應。人工智能會帶來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促進經濟更快地增長，推動就業崗位的增加。同時，人工智能自身會帶著一些新的崗位、新的職業出現。

　　因此，人工智能對中等收入群體有替代和創造的雙重作用。

　　（一）替代效應

　　人工智能替代效應對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負面影響隨著時間的增長不斷提升：預計到2025年，中等收入群體占比下降約2.97個百分點，人數減少了約2200萬人；而到了2035年，中等收入群體占比下降約5.63個百分點，對應約4200萬人離開了中等收入群體。類似地，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預計在2016-2030年，中國被替代的全職員工的規模大約在4000-4500萬；如果自動化進程加速的話，到2030年將有近1億勞動者需要更換職業類型。

　　在地區差異上，預計發達地區中等收入群體下降的比例和數量相對較高。在性別差異上，男性在受到沖擊的比例和絕對規模上都大于女性。在受教育程度上，上過大學的群體受到的影響比例較大；但是由于沒上大學的人群占大多數，所以沒上過大學的群體所受影響在絕對規模上大于上過大學的人。在城鄉差異上，受到人工智能的負面影響最大的是城市居民。

　　（二）創造效應

　　除了替代效應之外，人工智能也有創造崗位的能力，主要是通過三個方式去創造新的崗位、新的就業：

　　1． 創造新職業和新崗位

　　現在的一些新興職業在傳統經濟時代并不存在，包括與算法、算力、數據相關的一系列新職業和崗位，例如人工智能工程技術人員、物聯網工程技術人員、大數據工程技術人員、云計算工程技術人員、數字化管理師等。例如，中國全職的“數據標注者”達到10萬人，兼職人群的規模則接近100萬，這完全是人工智能帶來的新職業。

　　2． 傳統職業的新任務

　　在智慧教育、醫療等行業，當人工智能勝任了機械性、重復性的繁瑣工作之后，勞動者會需要更多轉向人際交流以及發揮創造性的工作內容，由此在傳統職業下產生了一些新的崗位。

　　3． 難以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傳統行業崗位創造

　　如家政、醫護、養老、建筑師、藝術家等，這些行業是很難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照料和護理等崗位工作成為重要行業，如何去培養和創造這樣的崗位非常重要。

　　估算表明，隨著時間的發展，人工智能等數字化轉型對就業的正面影響會迅速擴大，新增就業崗位將由2025年的6875萬個上升至2035年的1.7億個。新增就業崗位數量與人工智能所替代的就業崗位相比，新創的崗位數比人工智能替代的崗位數更多。

　　在數字化轉型對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凈影響上，綜合考慮替代與收入效應，到2025年，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人數僅增加了約400萬人；而到了2035年，由于人工智能收入效應愈發凸顯，中等收入群體占比的提升也將達到1.9個百分點，對應著1400萬人的數量規模。

　　（三）總體判斷

　　總體來看人工智能對整個經濟帶來的沖擊，尤其從中等收入群體的角度，人工智能所替代和摧毀的就業崗位與它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大致是相當的，創造的崗位總體上比摧毀的還要多。工業革命以來幾次重大技術變革的歷史也表明，雖然每次巨大的技術進步都導致一些傳統崗位的消失，但最終創造的就業機會遠遠大于其所摧毀的數量。

　　從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角度來說，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發展最關鍵的挑戰不是中等收入群體的總量的擴大或縮小，而是結構性失業和轉型調整問題，即一方面是大量被替代下來但又不適應新產業新崗位所要求的新技能而被迫失業，另一方面是新崗位和新職業人才緊缺，供不應求。

　　四、人工智能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協調發展政策建議

　　在此背景下，我國一方面要推動人工智能的發展，另一方面要減緩人工智能對就業、中等收入群體帶來的負面影響。

　　第一，著眼于未來，培養具備人工智能時代所需知識和技能的新一代勞動者；大力培養新一代勞動力對于新崗位新職業的適應力。

　　第二，改革和完善我國職業教育、職業培訓和再教育體系，通過大規模普及職業和技能培訓、倡導終身學習使存量的熟練勞動力盡快適應人工智能時代的新崗位和新技能。

　　第三，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時代需要特別注意縮小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教育差距，實現教育公平，防止在互聯網時代出現的“數字鴻溝”在人工智能時代以新的形式進一步放大。

　　第四，增加對資本所得的征稅，平衡資本與勞動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當中的比重，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創造有利的再分配基礎。未來有可能要征收機器人稅。

　　第五，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強對失業者和創業失敗者的收入“兜底”功能，以減緩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所帶來的就業和社會沖擊。

　　（本文根據作者在2021智源大會上的發言整理）

　　(本文作者介紹：作為北大工商管理教育的主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是亞太地區最優秀的商學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