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高瑞東

　　今年3月以來，我們看中美“政冷經熱”，政治激烈博弈是常態；5月27日中美高層通話，拉開經貿緩和序幕?，F在時間點，我們看四季度經貿進一步緩和，美對華關稅有望減免，討論就此展開。

　　一、四季度，中美經貿關系有望緩和

　　關稅對美國國內輸入通脹，限制美國經濟復蘇，中美均有意愿減免關稅。我們在4月14日的報告《關稅殿后，中美經貿緩和路線圖》及6月8日的報告《“政冷經熱”怎么談，美方訴求在哪里？》中均提到，中美均有意愿減免關稅。對于美方來說，一則，關稅持續對美國輸入通脹，限制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操作空間。二則，由于中國目前也對美方征收反制關稅，因此，非第一階段協議產品，今年以來中國自美進口增速表現較差，同樣限制了美國經濟的復蘇。對于中方而言，出口或在今年四季度承壓，減免關稅對于穩定出口有重要意義。

　　美方企業代表、議員等，今年以來多次敦促拜登政府取消關稅，或者是重啟關稅豁免程序。去年以來，就有多個美國企業代表、議員等，公開敦促拜登政府取消對華關稅。7月20日，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公開表示，美國對華采取的關稅措施正在傷害美國消費者，這也是拜登政府大員首次對中美經貿協議前景發表公開聲明。

　　中美經貿關系緩和，也需要合適的窗口期，至少要等到美國國內就業基本恢復。美國經濟依然處于復蘇進程之中，就業恢復尚不充分。在美國就業基本恢復之前，拜登減免對華關稅，都容易招致美國國內輿論反彈。一方面，美國目前就業總人數尚未回到疫情之前，就業復蘇不均衡，密切接觸型行業的職位空缺率遠高于建筑、制造業。另一方面，6月開始多個州陸續取消失業補貼，9月初全美才會結束失業補貼發放。疊加疫情后，居民獲得了多輪現金直接補貼，部分居民重返勞動力市場的進程可能相當緩慢。截至6月末，全美就業總人數尚未回到疫情之前水平。

　　合適的窗口期大概率在四季度出現。在美國國內就業基本充分恢復、但通脹依然存在較大壓力時，就是拜登減免對華關稅的合適窗口期。我們預判這個時間點大概是四季度。一則，全美大流行病失業補貼將在九月初到期，學校也開始秋季線下復課，加速居民重返勞動力市場；二則，美國大概在四季度接近群體免疫狀態，疫情對于供應鏈復蘇的限制也將逐步消減。

　　二、減免對華關稅，可以小幅緩解美國通脹壓力

　　取消全部對華關稅，可以小幅緩解美國通脹壓力，但作用不大。首先，美國進口占到終端消費的比重為10.7%，占生產環節的26.3%；其次，中國進口在美國終端消費進口的比重約為16%，來自中國進口在美國生產環節進口的比重為21%（Hale，2019）。匯總可知，來自中國進口對美國終端消費的實際影響為1.7%，對美國生產環節的實際影響為5.5%。因此，對華關稅全部取消，確實可以小幅緩解美國通脹壓力，但是實際作用不大。

　　我們測算，美國取消全部對華關稅可以降低終端消費價格約0.2個百分點，可以降低生產環節價格約0.7個百分點（具體測算步驟見第五章）。也即，減免關稅對于價格的影響，主要集中于生產環節，對于終端消費價格影響不大。

　　通脹壓力削減多少，并不是拜登的核心訴求，通過減免關稅換取利益，才是核心訴求。特朗普前總統通過對華加征關稅的口號，來拉攏鷹派選民。事實上，對華加征關稅后，制造業的工作機會也并未回流美國。但是，特朗普前總統的宣傳目的已經達到。對于美國政客而言，對華施加怎么樣的政策，只服務于當期的政治訴求。同理，減免對華關稅，能夠降低多少美國通脹壓力，并非拜登核心訴求。拜登的核心訴求在于，通過對華削減關稅，來換取黨派基本盤的核心利益，為2022年中期選舉造勢。

　　2022年中期選舉臨近，拜登需要兌現承諾。從拜登競選捐款來源來看，拜登的五大基本競選盤是金融、科技、醫療、互聯網和新能源。金融和科技公司作為拜登背后主要利益集團，在華利益巨大。為了能夠回饋基本盤的“金主”，拜登后續或繼續向中國施壓，以期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和擴大開放。而拜登手中的籌碼，就是減免對華關稅。

　　在第五章中，我們對測算的整體思路做了詳細陳述。簡單來說，為了計算美國對華關稅的影響，需要知道三個要素，美國對華加征關稅情況、中國占美國總進口的比例、及美國總進口在美國消費和生產的比例。這三個數據，分別參考了USTR公布的關稅清單、USITC公布的美國貿易數據、Hale等人在2019年對于進口向消費傳導的比例測算。

　　三、從關稅排除清單，看關稅減免的優先級

　　3.1、2018年底到2020年8月，美方一直在推出關稅排除清單

　　何為關稅“排除清單”？美國對中方啟動了關稅這個“武器大棒”的同時，也給一些重要品類留了“后門”。自2018年12月開始，USTR網站上會公布關稅排除清單。商品一旦進入關稅排除清單，則可以得到一年到兩年不等的關稅豁免。2018年12月，USTR公布了第一批340億美元關稅清單對應的豁免清單后；到2020年8月，USTR一共公布了33批，涉及約2000個HS10位碼商品的關稅排除清單。2020年8月后，USTR再未公布新的排除清單。

　　部分“排除清單”到期后，美方會對部分商品進行豁免延期，公布“延期清單”。從2019年3月開始，在部分商品在排除清單到期之后，也可以獲得3個月到2年不等的延期。2020年8月及9月，美方集中對一批關稅排除清單到期商品進行了延期，這批商品普遍在2020年底再次到期。2021年3月份，USTR又集中公布了一批“延期清單”商品，這部分商品的關稅豁免陸續在2021年底到期。

　　2020年三季度，及2021年二季度，關稅“排除清單”集中到期；2021年四季度，剩余的“延長清單”也會陸續到期。2019年三季度和2020年二季度，美方密集公布了幾批關稅排除清單。2019年三季度，中美關系峰回路轉，美方在9月前后集中公布了一批關稅排除商品，釋放誠意；2020年二季度，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美方針對防疫物資集中公布了一批關稅排除商品。這使得關稅排除清單，在2020年三季度，和2021年二季度，集中到期。2021年三季度，僅有少部分關稅延期商品清單在生效。截至2021年5月，關稅排除清單中的商品，加上關稅排除清單到期后又延期的商品，占到中國對美出口金額的20%，遠低于峰值的60% 。

　　3.2、機電產品和機械設備優先進入關稅排除清單

　　優先進入關稅排除清單的商品，有望優先在四季度獲得關稅減免。能夠進入關稅排除清單，要么是該類商品的難以找到替代品，對中國進口依賴較大，要么是行業游說能力較強，能夠推動相關上游產品進入關稅豁免清單。這兩種特性，都會使得關稅排除清單產品，有望優先獲得關稅減免。

　　2019年，機電產品和機械設備優先進入關稅排除清單。通過將關稅排除清單的HS10位碼商品歸類為HS2碼后，并分類（行業歸類詳見附錄2），我們發現，機電產品（85章）和機械設備（航空儀器、機械器具、鐘表等）在2019年優先進入了關稅排除清單。當然，優先進入，也與第一批關稅清單（340億，于2018年7月生效）主要包含了這兩類產品有關。但是，在340億關稅清單生效后，美方針對340億批次清單陸續出臺了多批次關稅排除清單，正說明了此部分商品對于中國進口依賴度較大。

　　食品、農產品、紡服這類低技術產品，始終沒有大規模進入到關稅排除清單中。2020年一二季度，由于疫情蔓延，防疫物資也開始大范圍進入了排除清單。2020年二季度，疫情沖擊下，美國對于“宅經濟”品類的需求快速增多，家具造紙相關品類開始進入排除清單。由于供應鏈斷裂，化工產品也集中進入到了豁免清單。但是通過對比金額占比，可以發現，主要是防疫物資和家具造紙等品類對美出口金額較高，化工品類進入豁免清單的商品數量雖然多，但是金額相對較小。

　　具體而言，哪些機電產品和機械設備進入關稅排除清單？針對機電產品（85章）和機械設備（航空儀器、機械器具、鐘表等）進一步分類，我們發現，機電產品進入受關稅排除清單的品類，主要是數字線路（8517 ）。機械設備方面，進入受關稅排除清單的品類較為分散，主要是航空器（8803 ）、液體泵（8413）、離心機（8421）、運輸設備的機械零件（8431）、打字機（8473）、閥門管道（8481）。在疫情期間，打字機這類與宅經濟辦公相關性較大的品類也大幅進入了豁免清單。

　　3.3、機電產品、機械設備方面，美國對中間品進口的依賴度很高

　　為何美國會急于在2019年，將機電產品和機械設備納入到關稅減免清單？彼時，美國供應鏈還處于正常運轉的狀態。我們認為，原因在于，橫向對比中美兩國的產業鏈優勢，可以發現，美國在相關產業鏈條的對外依存度其實是“兩頭大”，一方面在行業上游，美國往往占據了研發、設計等核心領域；另一方面，美國又將大量的中間品加工環節外包，導致行業對于中間品的依賴度也較高。

　　美國在電氣設備、機械設備領域，一方面占據了行業最上游的研發、設計等核心環節，另一方面，對中間品的進口依賴度也比較高。根據WIOD數據庫計算出來的前向和后向參與度可以看出，美國在機械設備、電氣設備方面的參與度，自次貸危機后持續上升，而中國則在持續下降。在全球貿易價值鏈的核算中，后向參與度越高，表明該國的供應鏈對外國的中間產品依賴程度較高，即在產業鏈處于下游位置，對中間產品依賴程度較高。

　　當然，后向依賴度高，并不代表美國在產業鏈的研發、設計方面不占優勢。實際上，在電氣設備和機械設備方面，美國的前向參與度也處于較高水平。前向參與度較高，則表明該國的國內增加值更多的是作為中間產品出口到了第三國家，即在國際生產鏈上的位置就越靠前。

　　四、低技術品類對美出口份額快速下滑

　　我們通過觀察疫情以來，中國各類產品在美國進口所占份額，來觀測美國對于相關品類進口的依賴度，以進一步佐證我們的觀點。2020年上半年，據美方公布數據（USITC），自中國進口在美國總進口的份額約為18%。2020年上半年，疫情沖擊下，中國和歐洲的份額快速上升，主要替代了墨西哥，和日韓的份額。2020年四季度以來，隨著全球經濟重啟，中國份額快速下降。截至2021年5月，中國份額基本回到疫情之前。

　　低技術品類份額下滑最大，機電產品、機械設備的份額下滑則相對較小。2021年5月，相對2019年，低技術鏈條中的食品、農產品、紡服、家具等品類，在美國總進口的份額普遍下滑了5個百分點以上，紡服大幅下滑了12個百分點。但是，工業品鏈條和高技術品類，如機電設備、汽車船舶、機械設備等品類的份額則相對穩定，機械設備的份額依然高于2019年。從份額來看，說明美方對于中國機電設備、機械設備的依賴度較大。

　　哪些國家在替代我國在美國的低技術品類出口份額，中國又在替代哪些國家的機械設備份額？份額的替代是否能夠恢復？

　　低技術品類方面，我國對美出口的份額主要被東南亞國家替代。以家具（HS-94）這類勞動密集型產品來觀察，主要是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在替代中國的份額。2021年前五個月，相對2019年，中國內地和墨西哥、加拿大在美國家具進口的份額持續下降，主要被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替代。事實上，中美貿易摩擦以來，東南亞加速替代了我國低技術品類產品的份額。即使在疫情沖擊下，這個趨勢只是短暫放緩，依然在繼續推進。

　　高技術品類方面，我國對美出口的份額主要替代了發達國家的份額。以機械設備（HS-84）觀察，疫情以來，中國內地、韓國、中國臺灣、泰國對美出口的份額均在回升，主要替代了日本、德國、加拿大、英國等發達國家的份額。

　　五、減免關稅對通脹影響測算

　　為了計算美國對華關稅的影響，需要知道三個要素，美國對華加征關稅情況、中國占美國總進口的比例、及美國總進口在美國消費和生產的比例。

　　首先，美國對自中國進口的商品整體施加13%的關稅。截至2021年7月，美國對中國的340億美元、160億美元、2000億美元及3000億美元的第一批（約為1200億美元）商品清單加征關稅在生效。綜合來看，美國對自中國進口的商品整體施加13% 的關稅。

　　?    2018年7月6日，340億美元清單加征25%；

　　?    2018年8月23日，160億美元清單加征25%；

　　?    2018年9月24日，2000億美元清單加征10%；

　　?    2019年5月10日，2000億美元清單加征25%；

　　?    2019年9月1日，3000億美元部分清單（約1200億）加征15%；

　　?    2020年2月14日，3000億美元部分清單（約1200億）關稅下調至7.5%。

　　第二，美國進口占到終端消費的比重為10.7%，占生產環節的26.3%。表觀進口不能真實反映進口對終端消費和生產環節的影響，這是因為在全球價值鏈生產體系下，美國生產中有來自他國進口的成分，而他國進口中也有來自美國生產的成分。于是，Hale等人在2019年 ，以表觀進口占比作為基礎，去除進口中美國生產成分，加上美國生產中進口成分，最終得到真實的進口占美國終端消費和生產環節的比重。

　　具體來看，在終端消費中，表觀進口為10.3%，進口中美國成分為4.4%，美國生產中進口成分為4.7%，因此，真實進口占終端消費的比重為10.7%（即為10.3%-4.4%+4.7%）。進一步，在生產環節中，表觀進口為27.8%，進口中美國成分為12.1%，美國生產中進口成分為10.6%，因此，真實進口占生產環節的比重為26.3%（即為27.8%-12.1%+10.6%）。

　　第三，中國占到美國總進口的份額約為18%。據美方公布數據（USITC），截至2021年5月，中國份額基本回到疫情之前，也即為18%左右。根據Hale等人在2019年 的測算，來自中國進口在美國終端消費進口的比重約為16%，來自中國進口在美國生產環節進口的比重為21%。

　　第四，來自中國進口對美國終端消費的實際影響為1.7%，對美國生產環節的實際影響為5.5%。匯總來自中國進口占美國終端消費進口比重以及總進口占美國終端消費比重的相關數據，可以得到，來自中國進口對美國終端消費的實際影響為1.7%（10.7%*16%）；同理，可以得到來自中國進口對美國生產者環節的實際影響為5.5%（26.3%*21%）。

　　第五，減免對華加征關稅可以降低大約0.22%的終端消費價格，與0.71%的生產環節價格。在合理假設沒有關稅的價格指數為1的基礎上，根據中美關稅相關數據，可以得到加征關稅的終端消費價格指數為1.0022【1*98.3%+1.7%*（1+13%）】，加征關稅的生產環節價格指數為1.0072【1*94.5%+5.5%*（1+13%）】。因此，減免對華加征關稅可以降低大約0.22%的終端消費價格與0.71%的生產環節價格。

　　參考文獻

　　[1] Hale G B ，  Hobijn B ，  Nechio F ， et al． How Much Do We Spend on Imports？[J]． FRBSF Economic Letter， 2019．

　　[2] Hale G B ，  Hobijn B ，  Nechio F ， et al． Inflationary Effects of Trade Disputes with China[J]． FRBSF Economic Letter， 2019．

　　(本文作者介紹：光大證券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經濟學家，研究所副所長，早稻田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財政部金融人才庫專家，中國金融四十人青年論壇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