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李宗光

　　年初以來，大宗商品價格一度出現上漲，其幅度和力度不弱于2009年刺激期間。這波上漲背后有多種因素驅動，原因復雜。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經濟產能過剩狀況實質性改善，供求平衡接近臨界點，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價格信號表明，我國去產能工作取得了實質性勝利。新形勢下，我們應適時調整供給側改革的重心，從去產能轉向結構性改革，釋放供給彈性，確保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去產能工作取得了實質性勝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早是在2015年底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上提出來的。當時，我國上游行業產能過剩情況十分嚴重，通貨緊縮壓力巨大，到了不得不解決的時刻。如何解決面臨兩種選擇，是按傳統方法，進一步刺激需求消化過剩產能，還是通過供給側去產能，來實現供求平衡？中央毅然選擇了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入手，通過“三去一降一補”組合拳，化解當時經濟困境。

　　過去數年，去產能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心和抓手。工業主管部門確定了在鋼鐵、煤炭、水泥、電解鋁、玻璃等幾大產能過剩重點行業，以壯士斷腕的勇氣，給出每年壓縮產能的具體任務和指標。過去數年，我國鋼鐵行業壓縮產能累計達到1.5億噸，煤炭行業退出落后產能超過10億噸，電解鋁落后產能淘汰近500萬噸，超額完成“十三五”任務。經過數年努力，絕大部分產能過剩行業“過剩”狀況得到實質性改善，煤炭行業產能利用率接近100%（圖1），電解鋁行業產能利用率從2016年1月份最低時77.8%，上升到當前的94%（圖2）。

　　圖1：我國煤炭行業產能利用率測算

　　數據來源：發改委，統計局，申萬宏源煤炭行業組

　　圖2：我國電解鋁產能利用率

　　應重視這波價格上漲背后釋放的信號，我國產能過剩狀況已得到實質性緩解。盡管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與海外供應鏈斷裂和美國持續不斷的財政刺激等短期因素密不可分，但就此斷言完全是外部輸入性的，可謂不實事求是。實際上，我國消費了全球近40%的大宗商品，是美國消費量的3倍，其中煤炭、鋼鐵、銅、電解鋁等大宗商品生產和消費均超過全球的一半。如果我國產能過剩嚴重狀況得不到緩解，僅憑海外供應鏈斷裂，或者美國刺激因素，大宗商品市場很難出現如此級別的上漲。相反，正是由于國內上游產能過剩狀況得到實質性緩解，供求狀況接近平衡的臨界點，外部微小的供應或需求沖擊會被充分放大，造成供不應求、價格持續上漲的局面。

　　新形勢下，供給側改革的重心應適時調整

　　去產能工作應由之前的“一刀切”，轉向分類施策，部分供應偏緊的行業，應積極釋放供給彈性。在上游行業產能過剩得到實質緩解、去產能工作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大背景下，去產能的力度、節奏應該適時調整。如不及時調整，強大的執行能力和政策慣性很可能導致部分行業去產能力度過大，加劇部分行業供不應求、價格持續上漲的狀況。因此，去產能工作應該更加精細化，更具有前瞻性，根據不同行業的供需格局的具體狀況，制定差異化的政策。部分產能過剩仍很嚴重的行業，應保持當前的去產能節奏；但對于部分供求平衡甚至供不應求的行業，比如煤炭和電解鋁等行業，應該未雨綢繆，適時、動態調整力度甚至方向，提高供給彈性，從而抑制價格持續上漲，確保整個經濟健康運行。

　　此外，環境保護、碳中和等已成為地方政府考核目標，警惕其力度過猛，加劇供給剛性。隨著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全社會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尤其是近年來，我國制定了“30/60”的碳達峰和碳中和戰略。這些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的核心考核指標，具有“一票否決”的作用。日常實踐中，降低污染排放，首要的就是限制上游行業的開工，甚至關停高污染的產能。這會直接或間接地限制產能釋放，在供求平衡或供不應求情景下，加劇供給剛性。如果力度拿捏不當，則有可能引發價格非理性上漲。因此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應堅持系統思維，避免搞環?！耙坏肚小焙汀皦旱挂磺小?，以免因力度和節奏拿捏不好，助推大宗商品價格非理性上漲。

　　圖3：供求平衡下，供給剛性容易導致價格暴漲

　　在去產能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情況下，應該集中精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去產能取得重大勝利，意味著在總量層面威脅我國經濟健康的“通貨緊縮”風險大幅緩解。接下來應該集中精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啃下硬骨頭，確保經濟保持健康、可持續發展。

　　在眾多硬骨頭中，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和房地產改革最為迫在眉睫。國有企業軟約束無法按照市場機制出清，導致大量金融資源流向部分低效率的國有企業（和地方公共平臺），產生一些“僵尸企業”，造成資源配置扭曲，并使杠桿率走向失控。房地產問題背后涉及地方財政、城市建設和金融安全問題，已嚴重綁架宏觀政策，抑制潛在增速。這兩大“灰犀?！?，靠修修補補或者短期調控已無法解決。越拖到最后，解決的難度越大，應抓住稍縱即逝的窗口期，及早下決心拿出科學、可持續的改革方案，釋放增長潛力，將我國經濟的“穩態”水平推升至更高位置，平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原刊載于《第一財經》報紙

　　(本文作者介紹：華興資本集團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