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賈康 

　　謝謝會議邀請，我抓緊時間就第三次分配的基本認識向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匯報一下。

　　首先，基本概念上可這樣說：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過程里先后有三次分配：首先有初次分配，是市場機制主導的，生產經營成果要按照要素分配在勞動收入、資本利潤、地租、科技成果收入等這些形式上。它主要體現的是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的關系，而政府部門也參與了，間接稅在這里已經加進來起作用了。我認為，還是應該強調初次分配于整個社會再生產中，在分配的導向上，要注重激勵，做大蛋糕，更多注重堅持規則和過程的公平。然后是再分配，而再分配中的政府主導特點非常明顯，有更多的參與，更多地體現政府和企業、政府和居民關系的調整。財政分配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介入國民收入分配的方式，特別是轉移支付和直接稅。在處理政府和企業（市場主體）、中央和地方、公權主體和公民（實際也就是政府體系和社會成員）這三大關系上，財政是一個交匯點，我們所說的財政體制，要穩定地和盡量合理地形成一種支撐這個分配運行過程健康可持續的基礎。到了再分配，主要是要解決好“分好蛋糕”的問題，分好蛋糕就要適當注重結果的均平化調整。所以，“公平”在規則和過程上，跟“效益”沒有矛盾，實際上需要權衡的時候，是在再分配環節體現的結果上，如果過于平均，那就沒有激勵，社會相關主體下一輪做大蛋糕的動力不足；如果過于懸殊（這個過于懸殊的原因當然就非常復雜了），會使社會的弱勢群體產生不滿，甚至發展到憤恨，乃至惡化到社會的不和諧，經濟問題可能社會化和政治化。所以，必須按照“結果的均平化”這個趨向，做適當的調整。第三次分配就是我們這次會議的主題了，在前面私人、公共兩個部門旁邊的第三部門，一般認為就是指公益慈善機構和志愿者組織，是他們來主導按自愿原則的第三次分配，主要表現為以倫理道德為驅動力，自治和多樣性為特征的進一步均平化的調整，其中，政府也要適當地引導和扶助。

　　其次，要勾畫一下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和意義。這種公益慈善古已有之，中外皆有。過去年代我們在鄉紳的基層治理這方面，已經看到這些公益慈善，比如有學田，義倉，做的就是這些事兒；還有一些民間自發的像武訓的那種助學方式，也是公益慈善的一種，其實也是社會收入分配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第三次分配在調減貧富差距、促進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總體而言，是呈上升趨勢的，相關社會意識的生長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解放生產力的過程中，已經看到這方面與世界上其他經濟體有共性特征，就是隨著老百姓實現溫飽和全面小康，有越來越多的中產階層和富足人士產生，在很多富裕者有能力給別人以資助的情況之下，越來越多的人會看重公益慈善這個概念，并參與其實踐。特別是我們明確地把共同富裕認知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在中國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這個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和意義，就更值得高度重視，既要從長計議，又要積極地推進它。從現在來說，就應當著力去促進它的發展?，F代國家治理，是現在中央治國理政基本方針的最濃縮的概念，這個現代國家治理的題中應有之義，就是要在過去說的“管理”那種自上而下的組織調節作用的旁邊，要把更多元化的自組織、自調節、自管理的潛力發掘出來，也就是更好地促進包容性發展。這里講的第三次分配，是其中一個非常重大的命題。

　　第三，說說可以觀察到的比較典型的案例。比如我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在美國做訪問學者一年，我對美國“第三部門”的發展和作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僅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美國，在崛起為世界頭號強國的過程中，這個第三部門的發展是非?？扇牲c的，已經有相當大的規模，而且它的制度規則的法治化特征，也比較明顯。我認為還是要注重這類國際經驗，應該適當借鑒。我注意到資中筠老師有2015年出了第四版的《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美國百年公益發展的啟示》，是對于美國案例做系統化研究的專著。我當年在做訪問學者的時候，也注意到這個事情，再后來看到資老師出了這個書以后，我原來收集的一些資料就沒有再翻它了，我認為資老師寫的這部書已經相當有份量了。我前兩年作為首席專家承擔社科重大項目形成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這部書（是正式出版物），也涉及第三次分配，有專門的章節來分析論述它。美國代表性的組織形式，我當年留下的印象，就是它有非常規范的公益性基金會。美國國會圖書館里我注意到有厚厚的基金會名錄，是兩大本還是三大本，從A-Z，按照字母順序排出來的名冊，就是厚厚的這樣合起來的名冊內容。在具體的運作上，當時我參加一個項目到洛克菲勒基金會去拜訪，聽到他們說，管理上有非常明確的一套法治化的規則。我當時也發問，說知道洛克菲勒財團赫赫有名，但是這些年好像你們的發展勢頭不那么好，有沒有可能用你們基金會的財力，來支持洛克菲勒財團更好發展？他們說，沒有任何可能。當年這些錢安排出來以后，所規定的公益性宗旨和它貫徹的機制，是非常嚴格的，有決策權的理事會包括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也包括社會賢達、專家、各種各樣的專業監督人士，這個錢中不能夠再有一分錢調回來幫助洛克菲勒財團的生產經營業務。當然，這是原則的說法，它間接發生的對洛克菲勒財團的影響，我們也得承認，比如有利于提高它的聲譽，或在社會上間接地推動一些什么事情。但是給人的印象，就是洛克菲勒財團以后由于某種原因，可能不復存在，但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只要它的安全投資不出太大問題，它將永遠存在，就是流芳百世的概念。那個安全投資，也是有專業的團隊替它打理的，也在理事會里專門研究投資方面指導性的方針政策，安全大前提之下，風險偏好上可以有自己的一些選擇。

　　我的初步認識，就是在這些現象后面，首先得承認，人類社會在所謂富人的心理共性上，還是得注意富起來的人，特別是豪富們，有比較大的概率追求不光自己有錢，而且要有一定的社會正面形象跟著樹立起來，而且還希望自己家族（或者他個人，或者他自己家族的某個成員）冠名這個基金會而流芳百世。在中外心理共性上來說，我覺得這是一個必須承認的有較大概率的普遍現象。我們現在一些中國的慈善家，有的可以不以自己為命名，但是他會說以我父親的名字，或者以什么家族人士的名字命名基金會，或命名特定資助項目（如某學校、某圖書館）。當然也有一些人會傾向于以比較隱晦的方式做。但是這些差異，并不否定有比較大概率的富人們內在地有這樣一種在社會上樹立自己形象或者家族形象的心愿和訴求。此處還應再加上美國的奮斗精神：美國人非常推崇個性，再加上它的宗教因素，這種特定的混合，就體現于我所在的匹茲堡大學的那個城市匹茲堡，過去是非常著名的工業中心，煤炭行業、鋼鐵行業都出過巨頭，這些巨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卡內基，他早年的血汗工廠曾經被社會所抨擊，但是到了他中晚年以后，特別留心怎么去推動他的公益事業，在賓夕法尼亞的很多地方捐資建了卡內基圖書館，據說一千多家，大中小城市、鄉鎮都有；在紐約建了卡內基音樂廳，這都是公益性的。在匹茲堡還有一個梅隆家族，是金融巨子，梅隆的公益性基金會支持了建立美國國家藝術畫廊——著名的藝術博物館，等等。這些事情在美國的社會環境里的特定混合，當然有它的國情，但是畢竟對我們有可借鑒之處。如果說中國的文化有另外一些特色，是否在這方面也要尊重別人的一些值得肯定之處，以后還是應有更多的交流與借鑒。

　　還有一點，是我特別看重美國它相關的制度建設因素，怎么促進這種公益性機制的發展。比如比較早地確立了遺產稅制度。遺產稅到千年之交以后，曾經有過議案，經過十年逐漸降低遺產稅率，最后取消。結果這一議案在執行過程中，代表性的富豪們自己花錢，在紐約時報登廣告表示反對，認為這對我們國家不利，對我們后代也不利。實際的運行結果，是到2010年，只有那一年取消了遺產稅，從2011年開始，又逐漸在提高遺產稅的稅率，這個稅種就繼續存在了。這個遺產稅實際上使這些富豪在動機方面得到了一個利益上的比較：你與其交那個遺產稅，不如你自己捐錢出去建立公益性基金會，基金會的規范化又使他們覺得比較安全可靠，有這么多的規則，對自己身后也不太擔心有什么別的因素在里面使基金的運作變成一種嚴重扭曲狀態。還有就是實際上家族傳承因素跟著基金會，是可以得到好處的，比如作為這個洛克菲勒家族無形資產的聲譽，它實際上自然會跟著來。我后來觀察，像日本的某些財閥，就特別看重這一點，日本財閥學美國的基金會制度設立一個自己的公益性基金會，家族的人可以安排在這里面，以后這些人不管本事大不大，他這一輩子跟著基金會的事業，至少生活很充實，實際上財務上面也得到了一些其中自然而然、規則允許的好處。還有就是政府在非營利組織概念之下所匹配的引導、扶助政策，也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說這種非營利的組織可以發出有宣傳作用的很多郵件，那適用一種特別低廉的郵費，打上那種特殊的戳，可以讓他們降低運行成本，等等。還有一些稅收方面，也會有優惠。

　　中國的抉擇是我要匯報的第四個層面：我覺得經濟發展壯大這個過程中，在中國使健康的第三次分配體制機制建設起來、運行起來，是我們應該高度重視的，也特別贊成今天我們的會議以此為主題。這些年的發展，中國在和其他經濟體的共性這方面，我們已經看得出來，越來越為社會所認知的助學、救災、捐獻、志愿者行動、基金會作用，已經有很豐富的例子，從比較早時候的希望工程，到后來幾次大的災害出現以后的社會性捐助?，F在越來越多的志愿者組織有一些非常積極的表現，出了一些情況以后，社會的志愿者組織可以迅速加入救災活動，包括前不久出了21個人死亡不幸事件的越野賽，那個救助過程中間很多志愿者是趕過去參加的。

　　這些年發展中的問題和挑戰，我覺得也毋庸諱言，必須正視。我們有做秀式的粗暴公益，這在國外看來就是太低級了，一摞一摞的錢放在那兒，然后把錢塞到人家手上，不考慮人家受捐助者的心理狀況，他們的個人尊嚴方面的感受，這叫粗暴公益。還有魚龍混雜中間的一些欺詐、低效，剛才白院長說到的其實在中國非常容易觀察到：說是來做公益，實際上抱有自己非常強烈的商業性動機，等等。這些東西怎么樣掌握好？你又不能完全否定他的商業性動機，怎么讓他上軌道，讓他不過分，這些都還是非常有挑戰性的。處理不好，公信力受損。比如我們實話實說，前些年出了紅十字會那個事兒，據說到現在也沒有充分緩過來，紅十字會的事業受到很大的挫傷。我們政府的管理不得法、不到位，這個也得承認，多少年前就說個人作了捐助以后，個人所得稅有優惠的條款，前幾年王振耀去試過，等了好幾個月，好幾十道手續，非常復雜。非營利機構的行政許可，現在聽起來也相當的難辦。在中國現在看起來基金和基金會是嚴格區分的，基金相對容易做，基金會特別嚴格，可能有這個階段上從嚴的道理。但未來怎么辦？稅收的優惠怎么真正讓它可望而又可及？關于居民個人公益行為的引導和鼓勵，在公益慈善法公布以后，我聽到了一些社會上的吐槽議論，到底怎么認識這些問題？

　　作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對第三次分配相關體制機制的構建和培育，應是在提高重視程度的同時，積極優化相關的引導支持方案和政策。應當做好典型經驗的總結和推廣；應該強化重點的示范；應該積極研究和推進相關的稅制改革，相關的法律法規還需要動態優化。

　　這些就是我想匯報的基本看法，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本文是賈康在清華大學“第三次分配”研討會上的發言實錄（2021，6.15）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