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5月11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布。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人口增長放緩，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總和生育率已經降至全球較低水平。

　　具體來看幾個數據：

　　1、2010-2020年，我國人口繼續保持增長態勢，全國共計141178萬人，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但2010—2020年比2000—2010年人口增速放緩了0.04個百分點。

　　2、2020年我國新出生人口1200萬。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已經處于較低水平，已經低于總和生育率的警戒線（1.5）。

　　3、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18.7%，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13.5%，與上個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別提高了2.51和2.72個百分點。由此看出，我國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

　　4、2020年我國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減少0.48人。中國過去傳統的三人家庭結構被打破。這對未來的房地產市場、供給消費結構都會帶來較大的影響。

　　5、十年間，東北地區人口減少1098萬，廣東人口增加2170余萬。與十年前相比，東北地區人口占比下降1.20個百分點。遼寧減少115萬人，吉林減少337萬人，黑龍江減少646萬人。

　　6、2020年，我國人戶分離人口為4.9億，其中，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為1.16億，流動人口為3.75億。與2010年相比，人戶分離人口增長88.52%，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增長192.66%，流動人口增長69.73%。未來，人口流動趨勢還將進一步明顯，流動人口規模將繼續擴大。

　　7、目前中國有9億人生活在城鎮，5億人生活在農村，城鎮化率達到63.89%。但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5.4%，還遠未達到70%的國際標準。

　　從上述種種數據看，中國人口除了面臨“一老一小”的問題，還有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是當前中國的育齡女性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降至全球較低水平，這很可能會讓本就放緩的人口增速進一步放緩。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特邀成員、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認為，如果持續出現少子化和老齡化，就會出現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局面，從而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如果未來中國還可以保持每年大約一個百分點的城市化率水平的提高，那對于養老壓力和養老金入不敷出問題的解決，應該就可以起到很重要的緩解作用，也能夠為經濟增長提供充足的勞動力。

　　陸銘指出，人口的少子化趨勢進展得非常快，這是在十多年之前各界都沒能充分預期到的一件事情，那么既然現在的數據已經表現出來人口增長放緩速度非常快、少子化趨勢非常明顯，那么相應的政策不妨做出迅速的、及時的調整。

　　從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角度來講，人口生育政策應該相應調整。最近幾年我們國家在生育政策上已經有一些調整了，從一孩政策變成兩孩政策，接下來很可能會逐步放開生育。

　　對于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減少到3以下，陸銘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實際上是人口流動所帶來的家庭成員分離。 

　　人口流動帶來的家庭成員分離

　　是家庭戶規模縮小的主要原因

　　Q：數據顯示，我國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減少0.48人，跌穿3人。如何看待家庭戶規模持續縮小？可能會對儲蓄、消費、住房等帶來哪些影響？

　　陸銘：第一，我國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減少到三以下，我個人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實際上是人口流動所帶來的家庭成員分離。

　　比如說，如果一個農村地區或小城市家庭的家庭成員不發生流動的話，那么這個家庭的年輕子女和老人有可能是住在一起的；但是如果年輕一代從農村進入到城市，或者從一個小城市流動到另外一個大城市，很可能就會出現一戶變為兩戶、三戶甚至更多的情況。這樣一來，家庭戶數增加了，每戶人口就減少了。

　　第二，疊加年輕一代單身時間變長，或者年輕夫婦選擇晚婚、少生，那么也會導致每戶人口減少。

　　第三，當然也還會有一些其他原因導致這樣的現象，比如說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講，如果同一個城市里面的年輕人不喜歡跟父母住在一起，也會加劇這一現象。這種現象在大城市的可能性較少，因為房價比較高，但是在相對來說房價不是那么貴的地方，年輕人搬離父母所在的地方去單獨居住，也并不是很難實現。還有就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現在一些稍微年長的父母的生活也更少依賴于子女的照料了，身體也比較健康，同時社會化服務也能夠取代著很多傳統上的子女照料。這樣一來，哪怕居住在同一個城市，父母和孩子也可能分開居住，這也會導致家庭戶規模的縮小。

　　家庭戶規模持續縮小會對儲蓄消費住房等帶來什么樣的影響，這個問題是比較復雜的，有有利的一些方面，也有不利的一些方面。

　　比如說同一個家庭，如果要是因為人口流動或者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分成兩個家庭，那么這當然會增加某些方面的消費，包括租房和買房。這主要是家庭消費的規模經濟沒法實現導致的，說的再通俗一點，如果父母和子女住在一起，那么家用電器等設施只用一套就可以了，但如果分開居住，家用電器和房子都需要兩套。從這個角度來講，這是有利于促進消費的。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這也有可能產生一些不利的影響，特別是對于中國的人口流動來講。我們的人口流動有大量的主體上是農民工群體，這部分農民工群體在流動的時候會產生一些想法，就是其所停留的城市并不是自己長期穩定居住的城市，至少在目前的戶籍制度、公共服務以及與戶籍制度掛鉤的相關制度之下，大量的農民工群體覺得自己未來還是要回到老家的。尤其是在特大和超大城市，農民工群體更加覺得自己所在城市不是一個穩定居住的地方。

　　這樣的一種對于未來預期的不穩定性，就會使得他們產生很強的儲蓄動機，而不是消費動機，這部分人群會考慮未來自己的養老、醫療，這些都需要存錢。

　　我幾年前有一項研究就證明了，在收入、性別、教育等因素都已經被考慮過以后，同一個城市里面，沒有本地戶籍的外來人口要比本地的城鎮戶籍人口的消費低16%-20%。

　　綜上來看，家庭戶人口減少和流動人口增加是兩個相互關聯的現象，其對儲蓄、消費和住房等等帶來的綜合影響不太好評估，這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

　　避免陷入“低生育陷阱”

　　未來可放開生育甚至鼓勵生育

　　Q：數據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達到18.70%，老齡化現象加劇。中國的老齡化有何特點？如何影響經濟增長？

　　陸銘：中國的老齡化主要是由于中國人口預期壽命的提高所導致的，這反映了我們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持續的大幅度的改善，從這個角度來講它是好事。但是，我國人民的退休年齡比較年輕，使得老齡化立馬轉化為了對勞動力供給持續增長的一種壓力，對于經濟增長就會產生比較不利的影響。換句話來講，如果只有老齡化趨勢而退休年齡不是那么早的話，這個問題就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關于這個問題，我需要給讀者普及一個知識，就是中國今天的退休年齡——女性在50歲、55歲，男性在55歲、60歲——這樣的退休年齡安排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制定的，而當時中國人的預期壽命遠低于現在，所以退休年齡的安排已經遠遠不能適應今天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和居民預期壽命的水平了。

　　Q：數據表明，中國人口10年來繼續保持低速增長態勢。結合此次人口數據反映出來的信息，接下來的應對政策有哪些著力點？

　　陸銘：人口的低速增長當然首先就表明了人口的老齡化和少子化，這兩個趨勢是同時存在的。

　　從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角度來講，首先就是人口的生育政策應該相應調整。最近幾年我們國家在生育政策上已經有一些調整了，從一孩政策變成兩孩政策，接下來很可能會逐步放開生育。

　　應該說在最近10年到20年的時間，人口的少子化趨勢進展得非常快，這是在十多年之前各界都沒能充分預期到的一件事情，那么既然現在的數據已經表現出來人口增長放緩速度非常快、少子化趨勢非常明顯，那么相應的政策不妨做出迅速的、及時的調整。

　　更應該看到的事情是，中國的少子化趨勢還不完全是因為計劃生育的限制，反過來說，如果真的今天的少子化趨勢是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那問題倒簡單了，那就放開生育就可以解決了。但其實大家從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切身經歷去了解一下就知道，導致今天少子化趨勢的恐怕已經遠遠不是計劃生育政策本身，而是因為現在生孩子和養孩子成本太高。

　　生孩子和養孩子成本太高又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原因，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帶來人們收入水平提高以后，人們生孩子和養孩子的機會成本就提高了，尤其是女性。有研究表明，生育意愿較低的女性往往是教育水平較高的女性——女性受教育水平高了以后，其自身收入就會有比較明顯的提高，而收入高的女性如果生孩子和養孩子的話，實際上就會在一定程度上放棄自己的職業和收入，因此高教育水平、高收入水平的女性可能就會不愿意為生孩子和養孩子付出這樣的機會成本，這是一個在世界各國都普遍出現的現象。如果僅僅因為這個現象導致大家不生孩子，問題倒也還比較簡單，因為它是客觀規律。

　　在中國的背景下，有一個問題必須要進一步指出，就中國的生孩子、養孩子成本過高，還特別體現在一些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較高，比如說房價高、教育費用高。這樣一來，在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受制于各種各樣的綜合成本過高，人們的生育意愿就更加低了。

　　因此，應該注意到，中國的老齡化實際上是有很強烈的區域差異的，老齡化、少子化特別嚴重的地方，往往是一些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同時綜合生活成本特別是房價、教育成本特別高的地區。

　　那么在這樣地方，接下來必須“曲線救國”。也就是說，通過大量提供住房，包括公租房，來降低年輕一代的居住成本、生活成本，在教育方面通過更多的政府公共投入降低教育成本，逐步緩解由于生活壓力太大而導致大家不愿意生孩子的現象。

　　Q：此前民政部部長李紀恒撰文表示，我國適齡人口生育意愿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導致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有哪些？中國是否會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解決“不愿生”“養不起”是一個系統工程，對此您有哪些建議？少子老齡化對我國未來勞動力供給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陸銘：總的來講，中國的低生育率問題，一方面是在發達國家也曾經出現的或正在經歷的低生育率問題；另一方面是在中國特定背景下又疊加了在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問題，特別是住房成本太高。

　　因此，第一，既可以在未來放開生育甚至鼓勵生育，也要考慮如何從降低生活成本的角度使得生孩子和養孩子的意愿能夠提高，避免陷入“低生育陷阱”。

　　第二，除了生育政策的調整以外，國家現在已經逐步開始推行推遲退休年齡的政策。對于這一點，我覺得社會公眾要有更多的理解，因為從一個社會可持續運轉的角度來講，人均期望壽命不斷提高，如果退休年齡不隨之調整，整個社會的養老金體系將入不敷出，實際上對整個社會沒有任何好處。

　　第三，中國經濟還有一個紅利，來自于城市化進程。我們今天所講到的人口老齡化以及對于養老金體系的沖擊，主要是指城市地區，如果未來中國還可以保持每年大約一個百分點的城市化率水平的提高，那對于養老壓力和養老金入不敷出問題的解決，應該就可以起到很重要的緩解作用，也能夠為經濟增長提供充足的勞動力。

　　要看到，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由制造業和服務業來貢獻的，農業所占的比重已經降到了7%左右，要為制造業和服務業提供更為充分的勞動力供給。城市化的進程可以每年繼續釋放大約一千萬上下的人口數量，為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提供進一步的勞動力來源。

　　第四，持續提高人力資本的積累，通過發展教育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其中重點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農村戶籍的孩子，要大幅度提高他們的教育水平和相應的勞動生產率。目前城市地區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經比較高了，城鎮地區高中教育也基本上達到了普及，現在就是農村地區的教育還有很大的問題，一是還有一些輟學現象，二是教育質量不夠高，三是部分農村地區還存在著一些留守兒童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于整個國家未來的發展都是不利的因素。

　　我也借這個機會呼吁，要對農村地區的留守兒童問題給予更高關注，要通過城市化進程讓這些孩子能夠跟隨他們的父母進到城里接受教育。

　　從統計學方面來講，中國大約在2012年的時候開始出現勞動年齡人口的萎縮，如果持續出現少子化和老齡化，當然就會從勞動力供給不足的這個方面來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負面影響，相應的調整就是前面講的四點。

　　適當推遲退休年齡可緩解養老壓力

　　Q：近年來，多省份出現養老金收不抵支，有報告顯示，未來5-10年時間，中國預計會有8-10萬億元人民幣的養老金缺口，但近兩年養老金繳費率卻下降了。您認為，該如何應對養老金缺口問題？如何緩解養老保障壓力？

　　陸銘：養老金的問題既有養老金體系的問題，也有勞動力供給的問題，這是兩個層面的問題。

　　從勞動力供給的角度來講，要讓養老金能夠存續，不出現入不敷出的問題，就需要通過前面講的四個方面去推進：調整生育政策、推進城鎮化、適當推遲退休年齡、提高教育水平和勞動生產率，基本上這四個辦法。

　　除了以上四方面，還有一些辦法。第一，通過人口的跨地區再配置，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地區經濟增長以及養老金繳納。第二，可以從金融的角度來加大養老金在一些領域的投資回報，增加養老金總量。第三，一些地方可以通過出讓國有資產的方式來為養老金注入一些新的資金來源。

　　養老金本身也可以增加覆蓋率，而這又跟城市化進程結合在一起。如果不能順利推進外來人口的市民化，大量流動人口就不會愿意在工作城市繳納養老金。另外，如果未來全國的養老金可以實現一體化，最終實現一個人可以在A地繳納幾年、再到B地繳納幾年、再到C地繳納幾年，最后可以在退休的時候把幾個地方繳納的養老金累計起來作為養老金來源，就可以大大提高公眾繳納養老金的幾率。

　　這個過程既跟城市化、市民化的進程有關，也跟養老保障體系最終走向全國一體化相關，所以應該是多管齊下的一個任務。

　　Q：十四五規劃已明確提出，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但目前社會上對此問題反對聲音眾多。您認為，要在何時，以及通過何種方式能保證延遲退休政策平穩落地？

　　陸銘：我也知道，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事情有很多人反對，但我覺得持反對意見的人應該更為理性的來看待這件事情。

　　前面已經提到，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水平能夠實現75歲的預期壽命，一些發達地區甚至可以超過80歲的預期壽命，應該說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們的退休年齡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制定的，幾十年都沒有發生變化，這樣的狀況應該說是不可持續的，盡管前面也講了一些能夠去應對養老金赤字的辦法，但是從根本上來講，推遲退休年齡仍然是必要的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因此，我覺得社會公眾在理解和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要更加的理性、客觀。

　　我們的養老金體系，名義上看起來是個人賬戶制，實際上是現收現付制，也就是說，是將當下工作的一代繳納的養老金去支付給上一代退休的人，再由下一代的人口在工作的時候繳納的養老金來支付當前工作的一代。如果大家都不同意推遲退休年齡，那么，即便今天工作一代所繳納的養老金還仍然能夠支撐上一代，那么很可能等到今天工作一代退休的時候，養老金就不夠用了。

　　由于實際上是現收現付制，那么，未來的養老金壓力就轉給了下一代，所以這個問題就會變成一個代際的壓力轉嫁，實際上是不可持續的。換句話來講，如果我們這一代不愿意推遲退休年齡，實際上是加大了下一代的壓力。

　　社會公眾也要看到，國家所推行的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也是世界上各個國家在應對養老金赤字和人口老齡化趨勢的時候普遍采取的做法，而且有一個漸進的過程。

　　人口流入地要做好增量規劃

　　人口流出地要做好減量規劃

　　Q：數據顯示，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4.21個百分點，流動人口規模進一步擴大。在您看來，我國城鎮化率提高和流動人口增加體現出哪些特點？人口的集聚效應帶來哪些機遇與挑戰？

　　陸銘：這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64%，比之前按年度公布的城鎮化率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提高，這個提高就是由人口流動的大規模提高所帶來的。

　　城鎮化率的大幅度提高和人口流動規模的大幅度提高，都可能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這反映出經濟發展水平日益提高所帶來的勞動力需求，尤其是有一些相對發達地區人口老齡化比較嚴重所帶來的勞動力需求，相互疊加，產生了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的動力以及城市間人口流動的動力。

　　人口的進一步集聚是有利于現代經濟發展的，特別是有利于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了服務業在GDP和就業當中所占比重超過制造業的后工業化階段，相應的就業增長機會也將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人口的跨地區流動一定會成為長期存在的趨勢。

　　整個國家接下來的制度設計，一定要在這次人口普查之后，客觀地看待人口集聚的趨勢，要認識到人口的集中有利于現代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進入到發達經濟階段后），服務業的發展也有利于創新。與此同時，人口集中還有利于提高農村地區和人口流出地區的人均資源占有量，包括農業生產地區的現代化和規模化。我們要看到這些規律背后的驅動力，要看到人口集聚效應對于經濟增長的持續推動力。

　　那么，要在制度設計方面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中的流動人口市民化，特別是戶籍制度改革，包含在人口大量流入的特大和超大城市的積分落戶制度改革，以及公共服務要按照常住人口而不是戶籍人口來配置，不能存在所謂的身份歧視。

　　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地區，由于人口流入帶來了住房需求、基礎設施需求、公共服務需求，也需要在相應的這些領域深化改革、增加供給，以適應人口的增長趨勢。另一方面，在人口流出的地區，人口不斷流出會帶來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以及住房需求的減少。

　　總結一下，人口流入地要做好增量規劃，人口流出地要做好減量規劃。但是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對于人口流入地卻實施了收緊的規劃，甚至是減量的規劃，在人口流出地卻是大量鼓勵投資。對于這類傳統的體制和政策所導致的一些不可持續的問題，要充分地進行研究，出臺相關的政策來適應未來將長期存在的人口和經濟空間格局大調整的趨勢，在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分別制定更加適應長期趨勢的相關政策。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定位為“平臺+實體”新型智庫，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