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付一夫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正式出爐！

　　近期關于人口的所有疑問和猜測，如今都有了明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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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國家到底有多少人？人口總數究竟是在增長還是在減少？

　　在5月11日上午10時召開的國新辦舉行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正式通報了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全國人口共141178萬人，與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33972萬人相比，增加了7206萬人，增長5.38%，年平均增長率為0.53%，與2000年至201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0.57%下降0.04個百分點。

　　簡言之，我國人口總數超過14億，仍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并且在過去10年仍保持了低速增長態勢。

　　那么，比起“六普”，“七普”數據所顯示的人口結構又有了哪些新變化呢？

　　從區域分布層面看，我國東部地區人口占39.93%，中部地區占25.83%，西部地區占27.12%，東北地區占6.98%；與2010年相比，東部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個百分點，中部地區下降0.79個百分點，西部地區上升0.22個百分點，東北地區下降1.20個百分點。反映出我國人口進一步向東部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和城市群聚集，而東北地區的人口流失幅度最大。

　　從城鄉分布層面看，我國居住在城鎮的人口占比為63.89%，居住在鄉村的人口占比為36.11%，城鎮人口比2010年上升了14.21個百分點，反映出10年來我國城鎮化進程的的穩步推進與可喜成就。

　　從性別構成層面看，我國男性和女性人口所占比例分別為51.24%和48.76%，總人口性別比（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為105.07，比起2010年在基本持平的基礎上略有降低，反映出我國人口的性別結構在持續改善。

　　從年齡結構層面看，我國0-14歲、15-59歲、60歲及以上年齡段人口各自占比分別為17.95%、63.35%、18.70%，比2010年分別上升1.35個百分點、下降6.7個百分點、上升5.44個百分點（見下圖）；而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已達到13.5%，比2010年上升4.63個百分點。若是從區域分布角度來審視，除西藏外的其他30個省份，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過7%，其中，12個省份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過14%。充分反映出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

　　以上便是當前我國人口格局的真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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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分析，眼下最令人擔憂的，莫過于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

　　按照聯合國的劃分標準，如果一個地區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過7%，即可認為進入老齡化社會；如果該指標翻番，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過14%，那么這個地區便進入了“中度老齡化”社會。

　　此次“七普”公布的數據表明，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達13.5%，距離“中度老齡化”社會的14%已是近在咫尺。

　　與之相應的，是我國年輕人口所占比重的逐年降低，而相當一部分原因在于近些年我國人口出生率的一路下滑。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人口出生率從1990年的21.06‰降至2015年的12.07‰；2016年受“全面二孩政策”影響，人口出生率一度明顯回升，但在此后三年里又出現了連續下降，2019年只有10.48‰，與之相應的是2019年我國出生人口1465萬人，比2018年減少58萬人——這已經是自2016年以來連續第三年減少。

　　一言以蔽之，我國已經表現出明顯的“少子老齡化”特征，而且還有加劇之勢。

　　對于任何經濟體來說，人口少子化與老齡化形勢的日益嚴峻，都會深刻改變人口結構、經濟資源配置關系和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進而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經濟發展、社會生活、公共設施與福利制度等方方面面。具體而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至少有三：

　　其一，適齡勞動力供給趨減。

　　適齡勞動力，指代那些年齡處在15-64歲的勞動力群體。通常情況下，適齡勞動力的供給規模是由總人口中處在勞動年齡人口的多少來決定的。受到少子化與老齡化的雙重影響，我國適齡勞動力規模已呈現出縮減之勢，這將給國民經濟生產活動帶來壓力。

　　其二，財政負擔與日俱增。

　　年輕人減少與老年人增加，會使得繳納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少，領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多，結果就是養老金不夠用。具體而言，老年人群規模的快速壯大與平均壽命的大幅度延長，讓達到法定年齡領取養老金的人數日趨增多，領取金額急劇增加，從而將不可避免地加大政府部門對養老金支出的負擔。此外，老齡人口增多，對各種醫療服務的需求也會相應增加，醫療保險制度和護理制度的成本將會進一步攀升，繼而再度加重財政負擔。

　　其三，延緩產業升級步伐。

　　一般來說，中老年人更習慣于長期居住生活的地區和長期從事工作的單位，并且形成了較為特定的專業技能，使得他們對新技術的掌握能力和對職業變動的適應能力較差，也常常不愿意搬遷到其他地區居住或改變自己的工作崗位，從而導致勞動力從衰退產業和地區向新興產業和地區的流動受到限制，不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此外，老年人的技術開發和對于新鮮事物的接受能力往往不及年輕人，這便使得新興技術的應用與推廣受限，并拖累整個國家的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

　　上述種種絕不是危言聳聽，與我們一水之隔的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2019年，日本65歲及以上老人比重達到了駭人聽聞的28%，15-64歲人口在近20年里足足減少了一千多萬，適齡勞動力的供給嚴重缺失，建筑、運輸、護理等多個行業所需人員與求職人數之比高達3：1，再加上人口生育率的一路下滑，舉國上下經濟社會頹勢盡顯。對此，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曾聲稱這是“國難當頭”。

　　相信所有人都不希望這樣的劇情在我們國家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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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如何才能改善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呢？當務之急，就是提高年輕人的生育意愿。

　　不可否認的是，當前國人的生育意愿正不斷降低，年輕人不愛生娃已是老生常談的話題。盡管很多專家學者一再呼吁“放開三胎”或是“放開生育”，但歸根結底，年輕人不愛生娃的核心原因并非政策的放開與否，而是養育孩子的高成本、住房和育兒方面的福利不健全、父母工作和家庭時間安排存在沖突等一系列因素。

　　事實上，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幾乎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的困境，從歐洲的德國、法國、俄羅斯、芬蘭、瑞典、丹麥，到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亞等諸多國家，無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齡化”的泥濘之中，由此也帶來了勞動力短缺、養老體系運行壓力漸增、經濟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問題。

　　不過，在低生育率困境的倒逼之下，很多國家都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實踐，范圍涵蓋減稅、社會福利、就業支持、社區互助等多個領域，并形成了一系列較為成熟的經驗。主要涵蓋四大方面：

　　第一，提供經濟支持，以減輕父母撫養孩子的負擔，包括現金獎勵、撫育津貼、教育津貼、稅收減免等；

　　第二，減少父母（特別是母親）工作和家務勞動時間安排方面的沖突，通過增加帶薪產假、帶薪育兒假或臨時假、無薪育兒假、父親假等方式來解決問題；

　　第三，為子女入托入學創造便利，著力增加各類學期教育及義務教育階段的服務供給，在職場內設立育兒設施等等；

　　第四，積極推動住房福利的普及，并在改善孕期與母嬰保健服務、加大對生育困難人群的支持等方面做文章。

　　上述種種，都是值得我們參考借鑒的。不過，一切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都是基于具體國情與國力，而不是照搬國外的經驗。至于如何制定相應的保障政策，也是對國人智慧的考驗。

　　生育問題，從來都不僅僅是生育問題，它既是家事，也是國事。要想真正讓年輕人放下思想包袱去生育，進而走出少子老齡化的泥濘，勢必要針對人們的切實困難采取措施，如此方能對癥下藥、治本達標。

　　而我們需要做的，還有很多很多。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消費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社科院管理學博士，專注研究消費零售、數字經濟、產業經濟等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