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趙建

　　如果說深圳出現了問題，那并不是資本和市場的原罪，而是忘記了為何出發，停止了改革開放的步伐。

　　當我們在談論深圳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么？

　　是從一個小漁村成長為國際大都市的中國奇跡，是制度實驗最為成功的改革開放排頭兵，還是貿易戰中一個街道代表國家技術亮劍對壘的創新陣地，還是成就無數個創業夢想和財富神話的時代紅利見證者？

　　以及，金錢永不睡眠的不夜城，青春永不散場的應許地？“走，一起到深圳搞錢去”，成為一個時代敘事中關于深圳最有煽動力的一句口號。在眾多的“信仰”中，賺錢、一夜暴富、逆襲，成為一代中國人最有意義的事業。帶有淘金夢想的來自五湖四海的中國人，像朝圣一樣涌向市場經濟的圣地，就像穆斯林涌向麥加，基督徒涌向耶路撒冷。

　　誰說中國人沒有信仰？！

　　一個古老的中國，五千年朝代更迭歷史的古文明，因為深圳變得年輕起來。拳怕少壯，一個城市和國家的競爭，也要看代表未來的年輕人。深圳就這樣平地而起，帶著榮耀與夢想，帶著荊棘和坎坷，見證了中國幾千年來最輝煌的一段歷史，也是賺取這個時代紅利最多的幸運兒。有人說，最直觀和形象的人口紅利，就是深圳年輕人繳納的養老金。尤其是那些離開這個城市卻帶不走的那一部分。

　　深圳是個在特殊時間內塑造的特殊空間，所謂的特區。然而當初的特區不止一個，為什么深圳最為成功？改革的緊迫性，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誰不改革誰下臺，春天的故事……用特殊的空間來成就一段特殊的時間。再過一百年人們重讀這段歷史，改革開放的光榮年代，深圳所創造的中國奇跡。制度經濟學的奇跡。可以在一片蠻荒之地迅速創造最繁榮的現代文明，然后向全國講述商業、市場和自由的力量。

　　然而最近一段時間，996，過勞死，失業的中年人，瘋狂的房地產，過度的金融化，深房理炒房，年輕人逃離等等，多次將深圳置于輿論的中心。人們不禁要問，深圳怎么了？

　　有人說，深圳發展到今天，終于暴露出了市場經濟的缺陷，自由主義的無序，資本主義的原罪。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人們抱著“搞錢”的原始信念披荊斬棘，利用“看不見的手”開天辟地，終于造就了一個市場經濟的商業神話，那么在已經富起來和強起來的今天，一個旨在構建更加和諧成熟的現代中國的今天，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深圳？

　　資本或許有“罪”，但那是他的本性：狂熱追求利潤與財富，無暇顧及弱小和公平。只要能賺到錢，資本其實并不在乎是不是過度金融化，是炒房炒股投機取巧賺的錢，還是立足產業、支撐就業、推動技術創新、提升國家競爭力賺的錢。在這個意義上，深圳代表的是效率，在那個追求絕對公平的年代，沒效率是最大的不公平。那么今天，是否可以說，不公平逐漸成為最大的沒效率？

　　這里說的公平可以理解為機會公平。當有些人只靠房子收租，存款收息，股東分紅，虛職領薪，就可以過著財富自由的生活，大部分年輕人看著房價和工資夢想成灰哀莫大于心死的時候，當產業資本被租、稅、費等剛性成本壓的喘不過氣來但金融投機資本卻可以年年賺的盆滿缽滿的時候，“搞錢”的動力是否還像過去一樣通過市場看不見的手激發要素的積極性而成就一個非凡的深圳？

　　先富帶動后富，效率促進公平的初心，是否還真的有效，還是走向了相反的方向？這一切只是危言聳聽還是未雨綢繆的警世恒言？這可能是今天，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世紀之問”。向左轉，還是向右轉，走在十字路口的深圳，也是同樣處境的中國。

　　工業革命的初級階段，馬克思定義的資本的原罪，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今天人們開始反思深圳的問題，是否也隱含著同樣的墮落和腐朽？因為這個城市，可能是現代中國轉型的最終方向。從起飛經濟體到成熟社會，從只懂得辛苦勞作追求財富和搞錢，到學會平靜友善的享受生活與構建現代城市治理體系，這不僅是深圳，是整個中國面臨的一次全方位的深刻轉型。

　　這個充滿激情夢想和青春荷爾蒙的城市，不應該沾上中年人的那種圓滑、世故和油膩。深圳的問題并非資本的原罪，而是走的太快忘記了如何出發，是停止了改革開放和創新的步伐，是從一個純粹干凈的少年，變成一個油膩冷漠的中年。這其實不僅僅是深圳，而是整個中國在走向成熟大國中遇到的問題。

　　中國當前面臨的和深圳一樣的問題，所謂的“羅斯托之問”：一個高速起飛的發展中經濟體，體量無比巨大的超級規模經濟體，如何實現從高速度到高質量“軟著陸”。也是當蛋糕在人口老齡化、資源受限，外部環境變化、環保加強等“要素負債”約束下無法再快速做大的情況下，如何分配利益以保持社會和經濟穩定。所謂高質量發展。

　　本文目錄

　　一、流放之地：在計劃經濟包圍中破土而出

　　二、夢想之都：金錢和市場經濟的神奇力量

　　三、滄浪之水：為什么五大特區深圳最成功

　　四、愛恨之城：偏離初心與資本的“原罪”？

　　五、時代之問：深圳向何處？中國向何方？

　　（全文8300字，閱讀時間約15-20分鐘，感謝您的耐心閱讀！）

　　一、流放之地：在計劃經濟包圍中破土而出

　　從人類歷史新舊力量變遷的規律來看，新興崛起的國家或地區一般都是舊時代新生力量的“流放地”。那些在舊體制和舊勢力容不下的新生力量，會被迫流放到新的地方，這個地方一般為蠻荒之地、處女之地，沒有多少條條框框。這些與傳統舊時代格格不入的新生力量，在流放之地充分發揮出自身潛力，最終推動了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興起。

　　基本上，新興地區或國家，都是某種形式的移民帶來了新的力量。這是一種真正的人口紅利。

　　美國靠全世界的移民，中國靠落后地區尤其是鄉村的“移民”，成就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奇跡。

　　歷史的視角再長遠一些。17世紀的荷蘭，大量不堪忍受中世紀天主教神權壓制的商人涌入，成就了聞名的“海上馬車夫”。18世紀的英國，大量在宗教革命和宗教戰爭中不堪壓迫的清教徒，穿越大不列顛海峽涌入英格蘭，以一種嶄新的力量成就了雄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國”。19世紀末開始崛起的帝國美國也是新教徒的流放地。

　　深圳，作為一個經濟特區，也可以看作是改革開放年代，為那些不甘被計劃經濟體制束縛，愿意為夢想“流放”的人們，提供的“制度飛地”。大量追求商業和市場自由的年輕人，擺脫傳統體制的束縛，涌入這個充滿希望和夢想的特區，去尋找實現自身價值的容身之地。深圳的成功首先就是她是一個移民城市。

　　事實證明，只要給予一定的自由空間，勤勞智慧的中國人聚合在一起就會產生巨大的能量。那些為夢想走出傳統體制，那些在過去計劃經濟中自由本性被長期抑制的人們，以一種“流放”的形式走向深圳，去尋找人生的某種可能性。于是一種力量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破繭而出，最終綻放并輻射全國，成就了經濟增長史的奇跡。

　　改革開放初期的深圳，體現的是一種用空間置換時間的制度變遷設計：劃出一塊體制飛地，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雖然市場化改革在全國已經展開，但是由于沒有充足的經驗，采取的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形式，也就是漸進式改革。相對于一蹴而就的休克療法，漸進式改革的風險固然低，但存在一個巨大的問題就是：傳統體制的束縛，路徑依賴和歷史慣性。

　　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在計劃體制意識濃厚的地區“摸石頭”，顯然大概率是摸著熟悉的石頭轉圈，最后兜兜轉轉改革無法突破。因此當時改革開放的設計師，按照他革命時代在“舊體制”勢力的包圍下建“紅色根據地”的經驗，想出了經濟特區的思路。希望在這些地區點燃改革開放的火種，然后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因此深圳以一個蠻荒之地、處女之地的姿勢，接納了當時來自全國其它地區的“流放者”。這個地方沒有傳統宗法，沒有地方勢力，沒有歷史包袱，沒有條條框框。大家都是外來人，都站在同一個起點，不用在乎別人的臉色和別人的指手畫腳，放開手腳奮斗就行了。因此，制度空間的神奇力量開始出現，一群在傳統宗法社會不甘平庸的流浪者，在深圳變成了一群拓荒牛。個人價值實現的同時，也成就了一個偉大的城市。

　　從區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上，深圳作為一個經濟發展過程，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特別像17世紀的荷蘭，18世紀的英國，19世紀的美國。

　　二、夢想之都：金錢和市場經濟的神奇力量

　　市場經濟的力量，本質上是一種追求物質財富的原始動力。這種力量的強大之處在于，它是絕對普世、世俗化的，是不需要培訓每個人就能輕易理解的（相比之下計劃經濟要復雜的多，比如人民公社的考核計分），超越了所有的文化、宗教、語言與意識形態。而其它的形式，包括意識形態和宗教等，都不具備這種普世的動力。人本質上是生理性的，超越物質違反馬斯洛需求梯次的教化運動，都不可能太持久。

　　歷史上經歷過多次反市場、反世俗化運動，中世紀歐洲的神權統治，20世紀初蘇中的社會主義運動，最后都走向了失敗。這些烏托邦運動，目的雖然都是美好，都是打著人類大同、走向彼岸的旗幟，但采用的手段是心智改造的社會運動，而非尊重人類需求梯次的市場經濟手段，無一不遇到挫折遭受失敗。深圳的成功，不過就是遵從了釋放人性基本需求的客觀規律，是常識的回歸。

　　市場經濟是一種要素動員機制，看不見的手——價格是一種手段，最終激發的人們發家致富的渴望。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大部分中國人是羞于談“賺錢”這回事的。甚至，富裕成為了一種罪惡，貧下中農成為一種“通行證”（比如上學、就業、升職等）。即使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以后，過去意識形態的強烈束縛和歷次運動的嚴重后果，都讓大部分中國人不敢放開手腳去發財致富。社會依然處于集體爭做貧農的逆向選擇中，生產力遭到生產關系的破壞。因此首先的問題是打破心魔，“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如果市場化改革是一場思想革命、“宗教”革命，那么那些最先相信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并內心里對金錢充滿渴望，對發財致富產生“信仰”的人群就可以看做是在計劃經濟下產生的第一批“清教徒”。回顧改革開放的歷史，市場經濟在中國的推廣并不容易。即使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后的前十年，“市場”這個詞依然是一個禁詞，帶有資本主義原罪的詞，沒有人敢在公開場合用這個詞，市場經濟一般是暫時用商品經濟來代替。在這種改革舉步維艱甚至要倒退的情況下，中國急切需要一個沒有受到污染的“處女地”，來接納那些最先得到市場經濟啟蒙的“市場信徒”。經濟特區就承擔了這樣的角色，而其中最成功的是深圳。

　　所以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并沒有多大的秘密，深圳的崛起也沒有多大的秘密，不過就是釋放了中國人被壓抑已久追求金錢，實現自我商業價值的基本人性需求。而新中國前三十年提供的穩定的社會環境以及隨時可供耕耘的統一大市場，進一步放大了這個效應。在這個巨大的商業化浪潮下，深圳就像一方新的圣地，她沒有傳統宗法的束縛，沒有計劃思維的禁錮，沒有意識形態的條款，沒有原地居民的壓制，她就像當初的荷蘭、英國、美國一樣，以一種移民城市、百無禁忌的姿勢迎接所有懷揣財富夢想、信仰商業主義的信徒們提供了盡情發揮的空間。

　　直到現在，深圳依然保留著“小政府、大市場”的傳統。

　　三、滄浪之水：為什么五大特區只有深圳最成功

　　中國當初成立了五個特區，進行商品和市場經濟的實驗，為什么深圳最為成功？

　　流行的答案有很多，總結起來有五個原因：

　　1．深圳是設立的第一個特區，國家寄予了極大的厚望，也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傾斜支持。如果說東北是新中國成立后計劃經濟時代的“長子”，深圳可以看作是改革開放時代的“長子”。

　　2．特有的區位優勢，沾了香港經濟騰飛的光，被看成是亞洲四小龍的第五條龍。不可否認，毗鄰香港，在改革開放初期，借助香港的資金和產業轉移，深圳坐享近水樓臺之便。珠三角地區與香港形成的“前店后廠”模式，為“世界工廠”的騰飛奠定基礎。

　　3．歷史包袱最少，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沒有原居民文化的束縛。五個特區中，只有深圳是由一個已撤縣設市的特區，可以說是從一片處女地上開始建設。深圳80%的人口是外來人口，大家都是新人，沒有外來歧視，沒有傳統輿論的束縛，可以大膽的創新創業。有學者比較了原居區域與移民區域的優劣，發現移民區域更容易實現經濟騰飛。

　　4．特有的拓荒文化，敢為人先、敢于創新、不怕試錯。從一開始，深圳就以“改革試驗田”為己任，即便面臨重重爭議，仍舊創下了無數個第一：從在全國第一個打破“鐵飯碗”“大鍋飯”到發行新中國第一張股票，從建立中國第一個出口工業區和科技工業園區到敲響新中國土地拍賣“第一槌”，從成立中國內地首家股份制保險企業到開出中國大陸第一張壽險保單……這些“第一”，是深圳“敢為人先”的體現，也是深圳不同于其他城市的關鍵所在。

　　5．一些偶然性因素。

　　可以說，深圳的發展崛起是完全抓住中國經濟各種紅利的結果。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0s，改革開放初期，商品經濟搞活，以滿足進出口和國內貿易需求為主，出現一批發財致富的“倒爺”。此階段，中國經濟正在積攢“起飛”的動力。

　　第二階段：1990s，改革開放前期，公開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私有制正名，公司法等法律頒布，各類交易所建立，商業銀行獨立運營．．．．．．中國開始正式按照國際標準推進市場經濟建設，短暫曲折后外資開始涌入。深圳抓住香港的外資外貿窗口，經濟開始起飛，制造業快速發展。中國經濟開始進入準備起飛階段。

　　第三階段：2000s，國有企業改革，中國加入WTO，抓住全球化浪潮開始進入高速飛行階段。深圳作為世界窗口也越飛越高，以外向型制造業為主，帶領整個珠三角快速發展。這時期《物權法》頒布，房地產也進入高速發展階段。

　　第四階段：2010s，次貸危機、貨幣大寬松、債務大爆炸與全球金融化時代，深圳在外循環塌縮的背景下加快轉型（次貸危機時，深圳房價大跌，斷供現象嚴重），走金融創新和科技創新的道路，主要的標志是成為眾多上市公司的聚集地。這些上市公司本質上就是產業資本金融化。

　　第五階段：2020s，大疫情之后，全球再次大放水，再貨幣化、再金融化和泡沫化時代開啟。深圳繼續發揮“敢想敢干、敢為人先”的作風，抓住中國央行為支持中小微企業的貨幣寬松政策進行“金融創新”，導致房價非一般的飆升，引起社會震動和中央震驚。加上對網絡數字平臺壟斷開始管制，深圳誕生的數字平臺獨角獸比如騰訊也遭到罰款。中國進入房地產資本和數字壟斷資本雙管制時代。

　　四、愛恨之城：偏離初心與資本的“原罪”？

　　深圳的發展從宏觀上是一個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的宏大敘事，但從個體來看不過是帶著夢想的去搞錢、去發財。這既是市場經濟的強大之處，也是市場經濟的缺陷所在。因為每個人的利益最大化，并不一定總是促使集體利益的最大化。搞錢和發財的渴望是一種巨大的力量，是看不見的手，但是有時會“不擇手段”，體現在深圳這個城市的歷史上，就是偏離初心，逐漸表現出有些學者批判的資本的原罪。

　　我在《歷史正在進入“馬克思時間”》里提到“制度周期”。與技術周期一樣，由于不同制度在運行過程中也會產生熵增，導致出現不同程度的“失靈”、“偏離”和危機。根據當前的認知，我們知道是計劃經濟失敗了，市場經濟在全球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但是回到一個世紀前，美國1929年發生大蕭條，那是一次非常嚴重的“市場失靈”，胡佛總統繼續采用市場經濟的手段，反而加重了蕭條和失業，當時美國的悲慘情形并不亞于計劃經濟失敗時的情形。美國走出大蕭條，最后還得歸功于羅斯福采取的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新政。

　　而且，二戰后的三十年，蘇聯采用計劃經濟推動的工業化如日中天。甚至西方資本主義采取的很多緩和勞資矛盾的舉措，都迫于社會主義保障制度的壓力。尤其是是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陷入滯脹困境，凱恩斯主義失效，自由市場經濟陷入低迷。因此我們應該用動態的眼光看問題，即任何體制模式都有生命周期，關鍵是看自身的糾錯能力和更新能力。總得來看，市場經濟是比較高效的制度，是代表未來先進生產關系的制度。這是被歷史證明過的。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市場經濟起決定性作用”。

　　但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也會出現“市場失靈”，直接的表現就是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破壞性的表現就是經濟和金融危機。其背后的機理包括貧富兩極分化、國民經濟結構失調、利潤分配極化、債務過度和過度金融化、虛擬化，對弱勢群體缺乏關照等，最終導致以危機的形式爆發。這似乎是自由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局。深圳作為中國自由市場經濟最極致的代表，在經歷了高速發展之后，在巨大的繁榮外表背后，也隱藏著種種令人憂慮的地方。甚至一些左派人士，開始拿著深圳批判資本的原罪。

　　首先是泛金融化。什么是“過度”，其實很難精確的量化。但是當前深圳的主要產業可能不再是制造業，而是泛金融業（包括房地產）。

　　其次是產業虛擬化。這個與泛金融化其實是硬幣的兩面。主要的原因是非生產性的超級地租占有了大部分的利潤，制造業成本因為過高的房價和人力成本（很多也是因為高房價和金融業高薪酬帶來的擠出）不堪重負，很多制造業搬離深圳。當然，樂觀的學者說這是產業升級，淘汰落后產業，但我認為并沒有這么樂觀。

　　第三，創新異化。過去的創新主要是技術創新，現在的創新停留在金融層面。與十年前我在深圳的時候，周圍朋友討論的創業都是實體經濟項目相比，最近幾年討論的主要是房地產舊改、二級市場、量化套利、炒房方式等項目。雖然目的都是為了“搞錢”，但是缺乏實體產業，帶有濃厚投機色彩的搞錢，并不利于深圳的穩健發展。

　　第四，對普通年輕人越來越苛刻，越來越缺乏吸引力。996，高房貸負擔，失業，缺乏升職機會，創業門檻越來越高等等，深圳越來越難再是過去年輕人奮斗創業的樂園。

　　第五，食利階層、收租者越來越多，富貴病開始顯現。得益于高房價，大量創業企業上市，深圳的有錢人、收租者越來越多，財產性、分配性收入越來越多，有能力的人慢慢失去了奮斗創業的斗志。這并不是深圳特有的，大部分發達市場國家也經歷了這個階段。只是深圳演進的比較快一點。

　　實際上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問題，深圳的每個階段也有每個階段的問題。只不過現在的問題已經不再是成長中的煩惱，而是一個更加復雜的關于如何現代化轉型而不落入各種陷阱的重大方向型問題。中央給出的答案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

　　五、時代之問：深圳向何處？中國向何方？

　　今天的深圳仍然有一股“拓荒牛”精氣神，只是這頭牛今天有點迷茫、有點疲憊。因為，今天的深圳已經過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階段，而且率先進入了以金融資本（上市公司、房地產金融、金融創新等）為主的高級階段。下一步如何走，其實內心并不清楚。

　　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深圳主要處理的是人如何發揮最大價值的問題，現在面對的可能就是如何抑制資本無序擴張、人與資本如何保持和諧（勞資關系）、實體產業與虛擬資本關系的問題。這些問題，是一個國家、地區、城市在富起來以后都不可避免遇到的問題。

　　再簡單一點，就是效率和公平關系的問題。過去拓荒階段，時間不能等不能靠，先干了再說，完全以效率為主。因為缺乏效率，人的價值被浪費，是最大的不公平。那么今天我們看到“不公平”的問題、結構失衡的問題，正在不斷的損耗效率——不公平、游戲規則有問題，是最大的無效率。

　　一架飛機，最難操控的是起飛和降落兩個階段，也是最容易出事故的兩個階段。深圳和中國已經高速飛行了四十年，要素老化、資源環境和外部環境，已經很難再支撐這樣的速度型發展。中國經濟要想平穩著陸，需要完成現代社會治理體系的轉型，成為不再那么焦慮、學會平靜生活、各方面良性互動的成熟消費型社會。

　　在這方面，深圳可以繼續發揮出先行先試、敢為人先的作用。中央定位深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這個名稱里已經沒有了“市場經濟”， 更加突出的是“社會主義”。在文件指示里也重點提出了解決社會公平，法治建設，創新，向高質量轉型的主要精神。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停止市場化改革。恰恰相反，深圳當前的問題，中國的發展不平衡、公平效率矛盾問題，反而需要更加深入的市場化改革，通過建立和完善現代市場的配套體系，通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來解決這些深層次問題。比如下面三個重大的“硬骨頭”：

　　1．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用現代化的社會保障制度，解決社會公平和貧富差距問題，保住扶貧攻堅戰的成果。

　　2．現代財政制度。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直接稅的征收。將間接稅轉換為直接稅的能力，體現了一個國家財政體系的現代化水平，逐漸減少貧富差距。其次是正確處理好央地關系，債務削藩，解決房地產泡沫和超級債務問題。

　　3．現代行政管理制度。構建服務型、專家型政府，加快數字技術下的智慧政府建設，為市場經濟提供游戲規則和保駕護航。

　　現代社保、現代財稅和現代行政，本身就是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的組成部分。深圳在這方面也領先其他地區，可見市場經濟搞的好的地方，配套體系也自發建設的好。所以面對深圳當前出現的問題，并不是因為資本的原罪、市場的缺陷，而是因為富有了，因為金融和房地產賺快錢的誘惑而停下了改革的步伐，忘記了當年的初心。

　　因此，在今天的中國又一次處于十字路口的歷史時刻，深圳需要再一次挺身而出，發揮出敢為人先、敢想敢干的“拓荒牛”精神，從賺快錢的誘惑中走出來，為現代中國的轉型再一次提供改革模板和精神力量。

　　（圖源：百度，stocksnap.io）

　　本文選自西澤研究院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