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付一夫

　　本文由公眾號“蘇寧金融研究院”原創，作者為蘇寧金融研究院消費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

　　戶籍改革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近日，國家發改委印發了《2021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后文稱《任務》），內容覆蓋了促進農業轉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提升城市群和都市圈承載能力、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加快建設現代化城市、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加快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等多個方面，其中最大的亮點，莫過于關于戶籍制度改革的表述：

　　“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落實全面取消落戶限制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公布的“十四五規劃”中，相關表述還是“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而此次《任務》特別突出了“落實”二字，標志著取消落戶限制來到了必須要嚴格執行的層面，不能再有半點含糊。

　　分量之重，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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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全面取消落戶限制政策”的城市有哪些？

　　按照《任務》的表述，這里的衡量標準為“城區常住人口”，而非全域人口或市轄區人口。

　　具體在城市層級劃分上，參考2014年11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城區常住人口 100萬~500萬的城市為大城市，其中300萬~500萬的城市為Ⅰ型大城市，100萬~300萬的城市為Ⅱ型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0萬~1000萬的城市為特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為超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在100萬以下的則屬于中小城市。

　　換句話說，除了超大、特大城市和部分大城市外，其余城市都必須要落實全面取消落戶限制。

　　如此一來，基于《城市建設統計年鑒》中的相關數據，截至2019年末，全國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上的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達到30座；其中，超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重慶、廣州、深圳、天津6座城市，特大城市包括東莞、武漢、成都、杭州、南京、鄭州、西安、濟南、沈陽、青島10座城市，大城市（Ⅰ型）包括哈爾濱、長春、大連、合肥、昆明、太原、長沙、蘇州、南寧、烏魯木齊、石家莊、廈門、寧波、福州14座城市。

　　而除了上述30座城市外，其他所有城市都將真正實現“零門檻落戶”——這當中，不乏貴陽、南昌、蘭州、石家莊等省會城市，以及無錫、佛山等“萬億俱樂部”成員。

　　伴隨著“零門檻落戶”的遍地開花，我國城市經濟將步入新的競爭和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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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門檻落戶”能帶來什么？

　　答案是市場化和城鎮化的更高層次推進。先說市場化。

　　眾所周知，近些年受種種因素影響，我國宏觀經濟下行壓力日漸增大，而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又重創了全球供應鏈體系，加劇了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盡管憑借各方的努力與舉國上下的團結一心，我們得以在短時間內迅速控制住疫情、率先推動各行各業的復工復產，并在2020年成為了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但若想繼續推動國民經濟的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我們勢必需要進一步激發國內市場的經濟活力。

　　正因如此，國家越來越重視市場的地位，不僅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還在公開場合和官方文件當中反復強調市場的重要性，并不遺余力地支持民營經濟與中小企業的發展，并著力優化營商環境。

　　從區域經濟和城市經濟的角度來看，“零門檻落戶”正是體現了我們更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雄心，意義深遠：

　　一方面，人們的自由遷移和定居謀生都將不再受限，特別是那些身在農村、數量龐大的剩余勞動力能夠有序轉出，不同地區之間的勞動力供需錯配現象同樣會得到顯著改善，而“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構建亦會大大提速；

　　另一方面，戶籍差別的本質是一系列福利制度的差異，如今“二元戶籍”即將成為歷史，那些依附在戶籍上的種種福利與特權也將日趨淡化，不同人的身份地位將更加平等，發展機會也更為均等——這些同樣是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

　　再說城鎮化。

　　所謂城鎮化，是隨著工業化發展，非農產業不斷向城鎮集聚，從而農村人口不斷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農村地域向城鎮地域轉化、城鎮數量增加和規模不斷擴大、城鎮生產生活方式和城鎮文明不斷向農村傳播擴散的歷史過程。國際經驗一再表明，城鎮化的推進，對于產業升級、民生改善、科技進步與區域協同發展來說都有著積極影響。

　　改革開放至今，雖然我國廣大農民已經擁有了自主擇業的權力，但農民進城后卻往往因戶籍問題而無法實現身份的轉變，這便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城鄉一體化的實現，以及農民生活狀況的根本性改善。

　　不過，在“零門檻落戶”的新背景下，一個農民進城后，他的身份與可以享受到的福利都會真正有所轉變，其收入也會大大提高，這也必將會反過來繼續拉動我國城鎮化的深入推進，繼而帶動國民經濟的更高質量發展，前景令人無比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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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落戶限制固然可喜，但卻非一勞永逸，只因它并非是城市吸引人口來此生活發展的唯一籌碼。

　　最近幾年，我國各城市間的“搶人大戰”如火如荼，許多二線城市都拿出極為優惠的政策來吸引人才入駐，這當中就包括“零門檻落戶”。然而，“搶人”雖簡單，“留人”卻不易，縱然二線城市有百般利好，仍有不少年輕人選擇向一線城市“回流”。原因在于，人才更加看重的，是有沒有才華用武之地與足夠的成長空間，而絕非一處安身立命的居所。這便在客觀上要求各城市的產業發展步伐必須跟上。

　　不僅如此，城市福利的差別也不容忽視。

　　當前，我國城市福利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戶籍福利，包括就業保障、子女教育、醫療、住房、社保等一系列帶有一定競爭性的公共品，這些福利的獲取是基于戶籍本身，即需要居民通過獲得本地戶口才能夠享有；二是非戶籍福利，包括城市基礎設施、非正式的就業機會、秩序、信息、環境和文化氛圍等一系列非競爭性的公共品，這些福利只需要勞動者來到這座城市即可享有，不同城市居民之間非戶籍福利的區別，取決于城市之間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

　　人口的遷移必然要遵循趨利避害的原則，即便是沒有了戶籍限制，大家可以自由遷移，但多數人還是會傾向于選擇到能給自己帶來最大福利增量的城市，即包括戶籍福利與非戶籍福利在內的總福利。

　　然而在現實中，我們常常看到的劇情卻是，盡管大城市的戶籍門檻很高，戶籍福利對外來人口來說遙不可及，但人們仍然趨之若鶩；盡管小城早已全面放開外來人口落戶，但卻常常無人問津。

　　寧愿當大城市的非戶籍居民，也不愿意當小城市的戶籍居民，現象的背后是我國人口遷移的無序性，同樣不利于各地區勞動力失衡局面的扭轉與協調發展的推進。

　　正因上述種種，若想真正實現區域層面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讓各地都能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除了戶籍之外，我們還應大力推動中小城市的發展，盡可能降低其與大城市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差距，縮小不同城市之間居民的非戶籍福利差異。唯有如此，才能讓越來越多的人愿意在中小城市里扎根，進而促進不同區域間的協同發展。

　　戶籍墻倒，只是開始，我們要做的還有很多。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消費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社科院管理學博士，專注研究消費零售、數字經濟、產業經濟等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