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一、談國民經濟循環

　　1．百年變局與國民經濟循環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發生深刻調整，國內發展環境也經歷著深刻變化。

　　從短期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當今世界經歷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變化——世界經濟低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受到沖擊。

　　國際市場的不確定性增強，我國出口也受到外部需求下降的影響，需要加快釋放內需潛力，激發國內大循環活力。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從長遠來看，出口對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

　　2006年，我國出口占GDP的比重為35.4%，2019年降至17.4%，與2006年相比減少一半，這一年我國82.6%的國民經濟是在國內實現循環的。

　　出現這種變化有兩方面原因：

　　一方面，從發展規律和國際經驗看，現代制造業規模經濟大，越大的經濟體，國內市場規模越大，國內消化產出產品的能力越強，GDP越多地依靠國內循環。

　　2019年，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提升到10098美元，GDP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達16.4%。 

　　隨著我國成為越來越大的經濟體，出口占GDP的比重越來越低。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產業結構發生變化，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越來越高，由2006年的41.8% 提高到2019年的53.9%。受這兩方面因素影響，出口對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

　　此前，國際國內都有不少人宣稱中國是出口導向型經濟。2008年發生國際金融危機，國外很多人歸因于全球貿易不均衡，進而又歸因于中國推行了出口導向型經濟，國內也有類似說法。這都是因為沒有看到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

　　同時，如果再錯誤地把中國看成出口導向型經濟，當中美貿易摩擦或新冠疫情影響出口時，各界就容易判定中國經濟要出問題。

　　只要我們能夠把國內經濟穩定好，不管國際風云如何變幻，都基本上不會改變我們整體發展。

　　2．國民經濟循環存在的堵點和淤點

　　國內市場目前有兩方面的流動阻礙。一方面是戶口制度，你要到北京、上海或其他一線城市落戶，會受到戶口制度的阻礙。我們要發展，那么就要對戶籍制度進行適時改進。

　　另一個方面是房價的阻礙。一個大學剛畢業的學生，要到一線城市工作，房價高則不利于人才的跨地區流動，基本上年輕人對房價很難適應，所以我們也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房住不炒，讓房價回歸它應該有的屬性，才會有利于人口的流動。

　　土地市場，這幾年在農村集體土地入市政策上面有些放開，也在探索，但實際上這個市場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所以土地功能的發揮，隨著我們結構的調整，要怎樣來支持我們的經濟發展，還要繼續完善。

　　構建新的發展格局，最終是通過改革的手段，抓住痛點難點。 

　　3．深化改革是根本

　　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

　　目前，我國商品和服務市場發展迅速，但要素市場發展仍存在堵點，應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

　　具體而言，在資本要素的金融市場，要通過結構改革補中小金融短板，讓農戶、中小微企業等市場主體得到更多金融支持；在人才市場，要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和讓房子回歸用來住的功能等舉措疏通人才跨區域流動的障礙；在土地市場，要深化農村集體土地入市制度改革。

　　深化改革的過程中，一定要用好政府和市場“兩只手。

　　有效市場能提高企業家的創業熱情和積極性，但在這一過程中，必然有些只靠企業家自身難以解決的市場失靈問題。

　　因此，政府不能缺位，要理順“兩只手”的關系——市場有效要以政府有為為前提，政府有為應以市場有效為依歸，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營造長期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發展活力，使經濟發展的動力充分涌流，不斷提高發展質量，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

　　二、談中國優勢

　　1．中國的產業優勢

　　對中國來講，有些產業已經在世界最前沿，像家電產業、5G通信，如果要繼續發展，就必須自己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開發新產品、新技術，引領世界市場，這是一部分機會。

　　另外一部分新的機會，是新的產業革命帶來的新機遇。因為我們是人口大國，人力資本高的人多，受過訓練的工程師多，企業家多。

　　而且我們有很大的國內市場，開發出一個新的軟件或新的平臺，在中國很快就鋪開了，那就會在全世界有競爭力，比如淘寶、微信、抖音的發展就是這個道理。

　　如果是硬件，中國有全世界唯一完整的產業體系，有全世界最好的各種部件的供應，所以這種硬件從想法到產品，可能幾天就能成形。

　　所以在新產業革命方面，我們有彎道超車的優勢。只要抓住這兩個優勢，我相信我們就能夠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

　　2．“因勢利導”和“反彈琵琶”

　　新結構經濟學把各個地方的產業，不管在哪個發展階段，根據三個維度來劃分。

　　第一，現有的產業跟全國乃至全世界的技術差距有多大？

　　第二，這個產業到底是符合當地的比較優勢，還是違背比較優勢？是否過去有比較優勢，現在已喪失比較優勢？

　　第三，這個產業的產品和技術的研發周期，到底是短周期，還是長周期？

　　根據這三個維度，我把各個地方的產業分成五種不同類型：追趕型、領先型、轉進型、彎道超車型、國防安全和戰略型。

　　對于這五類產業，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兩種不同的方法：一是“因勢利導”，二是“反彈琵琶”。

　　因勢利導主要針對的是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包括追趕型、領先型和彎道超車型。

　　追趕型產業一是要培養這方面的人才，二是要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

　　在引進技術的時候，有的是買更好、更新的設備，有的是購買專利，有的是到國外去設立研發中心，雇用當地高水平的人才，或在國內設立研發中心來掌握這個技術。

　　領先型的產業必須不斷研發新產品、新技術以在國內、國際市場維持領先地位。

　　轉進型產業過去有比較優勢，對地方經濟發展的貢獻很大，但是一般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現在已經逐漸失掉比較優勢了。各個地方的“一縣一品”“一市一品”大多是這樣的產業。

　　這類產業有一部分可以通過“機器換人”來提高生產力水平，但由于附加價值的瓶頸限制，這方面的空間有一定的限度，有些有能力的企業可以通過品牌建設，產品設計、市場銷售渠道進入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生產活動。

　　彎道超車型產業，新工業革命的智能制造、智能聯通的軟件和硬件產業以人力資本為最主要的投入。

　　對于關系到國防和經濟安全的戰略型產業，因為違反比較優勢，在市場中沒有辦法實現盈利要求，總的來說需要有中央政府的財政補貼。

　　通常戰略型產業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非常密集，超過一個地方的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地方政府很難以自己的力量來支持這種產業的進一步升級和發展，不過地方政府可以利用這種產業帶來的技術力量和相關產業鏈“反彈琵琶”，結合當地的勞動力或自然資源的稟賦條件，發展符合當地比較優勢的產業。

　　改革開放以后，這樣的成功例子不少。

　　例如四川綿陽是三線建設的重要城市，能夠生產資本、技術非常密集的飛機發動機、雷達等國防軍工最前沿的產品。綿陽的長虹電氣就是利用原來生產雷達的工程技術力量，結合當地勞動力，生產資本和技術較雷達低的家用彩色電視機，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成為國內最有名的彩電品牌。

　　3．改革紅利與人口紅利會永遠存在

　　改革紅利和人口紅利已經沒有了，這是學界和媒體上流行的說法，但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什么叫改革的紅利呢？

　　我們現在在體制上、機制上還有不少問題要改，改好了以后，生產力會解放，效率會提高，但是新的問題又會出現，改了那些問題不就有新的改革紅利了嗎？

　　2016年的G20杭州峰會提出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每個國家都要做結構性改革，中國要做結構性改革，美國、歐洲也要進行結構性改革。

　　如果能改革，就能夠釋放生產力。發達國家也有不少結構性問題要改革，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改革的地方自然更多。 

　　20世紀80年代，我國剛從計劃經濟轉型，確實有很多扭曲，并不是每個領域都具備改革條件，如果全部都要改的話，就會像蘇聯和東歐一樣，經濟就要崩潰。

　　在那種狀況之下，要看哪些新東西改了以后，會釋放我們的生產力，會穩定我們的經濟，會促進我們的增長，所以，我國采取了漸進式改革。

　　現有的問題改了，一定還會有新的問題出現。

　　所以，改革的機會、改革的紅利永遠都在。只要我們不驕傲自滿，有決心和勇氣，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不斷去發現新問題、面對新問題，不斷地深化改革，改革紅利就會永遠存在。

　　我也不同意人口紅利消失的說法。

　　這種說法認為，我國過去發展這么快，是因為有人口紅利，理由有二：一是把勞動力從生產力水平低的農村轉移到生產力水平高的城市制造業；二是原來計劃生育使出生率減少，提高了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

　　但我覺得這只說到中國經濟增長快的一些次要原因，印度和非洲的農村人口比中國多，年輕人口的比重也比中國高，照上述理論，印度和非洲應該比中國發展快，但是事實卻不是這樣。

　　首先，我認為人口紅利理論的重點在于，把勞動力從低生產力水平的行業轉移到高生產力水平的行業。

　　比如把農村勞動力人口轉移到城市制造業，但是這種紅利不僅在農村勞動力變為城市制造業勞動力的過程中會產生，把勞動力從低附加值的制造業產業轉移到附加值更高的產業的過程中也同樣會有。

　　制造業里有很多階梯，只要不斷地進行產業升級，把在低附加值就業的勞動力重新配置到勞動生產力水平高的制造行業，這方面的人口紅利就會一直存在。

　　其次，因為計劃生育導致人口老齡化，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減少，這是事實。但是勞動力對生產的貢獻，一方面是數量，一方面是質量。

　　如果純粹從數量來講，我們可以把退休年齡往后延一點。國內一般男性 60 歲退休，女性55歲退休，而外國普遍情況是65歲才退休。

　　更重要的是勞動力的質量，勞動力質量的提升可以靠教育的改善，我國的教育這些年提高很多。教育可以提高勞動力的質量，補償勞動力數量的下滑。

　　所以，人口紅利理論沒有分析清楚過去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現在人口紅利減少，經濟增長缺乏動力的說法也沒有分析清楚人口和勞動力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三、談中美貿易

　　1．中美摩擦為何愈演愈烈？

　　疫情總會過去，對中國影響更長遠的因素是中美貿易摩擦。美國對中國有很大的貿易逆差，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認為逆差代表美國吃虧了。

　　實際上，美國向中國買的東西并不是美國無法生產，而是因為從中國買更便宜，貿易的產生是各個國家比較優勢不同的結果。

　　二戰以后，美國作為資本豐富的高收入國家一直都從國外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尤其是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東亞經濟體進口。

　　20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后，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因為工資提高，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失掉比較優勢，這些產業就轉移到工資水平低的中國大陸，它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也集中到中國大陸來。

　　傳統上美國對東亞國家的貿易逆差就很大，此前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80%來自東亞國家，在 20世紀80年代最多時達到100%；現在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中，中國的比重在增加，整個東亞的比重在降低。

　　因此，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增加并不是中國造成的，主要是美國國內因素造成的。逆差是消費過多、儲蓄不足的結果，美國長時間持續逆差增大，主要原因是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特權，使美國可以增發貨幣在全球進行購買。

　　之前，特朗普上臺后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實際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美國2017年開始使用關稅政策，但其2018年的貿易逆差還在增加，對中國的逆差增加了11.7%，顯然加征關稅的方式不能解決逆差問題。

　　除了貿易逆差，現在美國還以保護知識產權的名義對中國企業采取限制措施。

　　各國企業之間可能存在侵犯知識產權行為，但是中國在1980年就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簽約國，中國有知識產權相關法律，也有知識產權法院，如果中國企業有相關侵權行為，外國企業可以訴諸法律。

　　過去10年，外國企業對中國企業的侵權訴訟84%是外國企業勝訴，同期，在美國，外國企業對美國企業的侵權訴訟，外國企業勝訴的比例只有50%左右。

　　這些數據表明，中國政府并沒有像美國政府指責的那樣以國家行為鼓勵中國企業竊取美國的知識產權。

　　美方還指責中國政府強迫美國企業轉讓知識產權或技術，不過，美國企業到中國投資，目的不是把產品賣到中國市場，就是以中國為生產基地把產品賣到國際市場。

　　不管是在中國市場還是國際市場，產品要有競爭力必須用最好的技術來生產，美國企業在中國用最新最好的技術生產，這是美國企業為了自身利潤最大化所做的自發選擇，不是中國政府政策強制的。

　　其實，美國對中國的各種指控和采取的措施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貿易逆差是借口，實際是為了抑制中國的發展。這與20世紀80年代美國采取類似手段壓制日本是一個道理。

　　2．我對中美貿易摩擦的三點看法

　　①觀點一：貿易是互利雙贏的

　　美國跟中國買東西并不是美國給中國的恩惠，是美國自己不生產，而美國國內有需求，必須從國際上進口。

　　美國可以從中國進口也可以從其他國家進口。從中國進口是因為價格比較低，產品質量比較好。

　　當然有些產品美國自己也可以生產，但成本會非常高，所以，從中國進口是出于價格的考慮，這一點是貿易的基本原則。

　　美國每年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那么大，是不是美國吃虧了呢？

　　在談國際貿易的時候，不能從兩國的貿易逆差或順差來看問題，要從一個國家跟整個世界的貿易逆差或順差來看。

　　讀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一個國家如果有貿易逆差，是因為消費太多、儲蓄不足造成的。

　　要解決貿易逆差的問題，必須在國內采取措施來增加儲蓄、減少消費。如果不這樣做，會適得其反。

　　剛開始美國從貿易逆差來說事，現在則從貿易不公平、中國強迫技術轉移等來說，雖然煞有其事地指摘了很多，可是沒有拿出具體的證據。

　　美國固然利用國內法進行了301調查，出的報告非常厚，但如果仔細讀，會發現其大部分內容都是猜測。

　　所以耶魯大學的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教授說，這個報告基本上是在潑臟水，沒有證據，根據這樣的報告制定政策對美國是不利的。

　　美國說中國強迫進行技術轉移，但美國公司到中國來投資自然是要帶著技術來的，其技術是我們強迫轉來的嗎？實際上不是。

　　因為美國公司如果在中國生產產品，要進入中國市場，不用最好的技術，產品如何能夠競爭？

　　中國這些年的技術進步非常快，這是事實。中國的經濟不斷增長、資本不斷積累、產業不斷升級，當然技術會不斷創新，而這些創新其實主要是我們自己通過學習、研發來獲得的。 

　　美國也有比較客觀的學者，勞倫斯·薩默斯說，中國這些年的技術進步只能由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努力來取得，不可能是強迫來的或偷來的。

　　貿易逆差和所謂的“不公平競爭”就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實際上是看到中國發展得這么快，想遏制中國的發展，對華為的惡意封鎖、打壓更是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國打壓中國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意圖。

　　②觀點二：通過談判解決貿易爭端

　　我們希望貿易爭端能夠通過談判來解決，中美兩國能夠友好相處，中美貿易有利于兩國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假如事情不能按照我們的期望發展，貿易談判不能達成協議，美國對中國的所有出口產品都征收25%的關稅，那到底對中國有多大的影響？

　　有人說影響大，有人說影響小。一般的看法是頂多影響0.5個百分點的增長，對美國的影響可能更少一點，大約0.3個百分點。從絕對量來看，好像中國受的傷害多一點，美國受的傷害少一點。

　　但我們必須考慮到增長率的損失。即使有貿易摩擦，中國每年對世界經濟的增長也會有30%的貢獻率，中國還是對全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

　　③觀點三：絕不會犧牲中國的發展

　　貿易是雙贏，我們有最大的誠意，希望與美國坐下來談，希望提出一個能讓雙方都滿意的方案，我們絕對不會把中國發展作為代價來滿足美國單方面的需求。

　　即使發生最糟的狀況，中國還能維持6%的增長，中國還是全世界經濟增長最大的動力。在這種情況下，面對美國的無理要求，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保持定力，繼續堅持我們的既定方針，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

　　出口美國占中國出口的比重不到20%，我們還有其他80%的貿易伙伴。如果對美國出口因為貿易摩擦而減少，我們從美國的進口也會減少，我們可以把中國每年進口2萬多億美元的市場機會，更好地讓歐洲、日本、韓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

　　現在對世界來說最重要的是發展，在大家對全世界的經濟發展比較悲觀、迷茫的時候，中國的開放給其他國家帶來共同發展、共享發展的機會。

　　其實美國很多企業家也非常清楚，目前全世界每年30%的增長都來自中國，要是美國這些企業退出中國市場，那它們就退出了《財富》世界500強的地圖。

　　我相信，美國的企業家、美國人民，也希望分享中國發展的機遇。

　　結語

　　展望未來，中國可以維持一個合理的投資增長速度，有投資就會創造就業，有就業，家庭收入就會增加，家庭收入增加以后消費就會增加。

　　所以，中國到2028年，或者寬松一點到2030年，還有每年8%的增長潛力，利用國內的有利條件，我判斷實現6%左右的增長沒有問題。

　　本文整理自《論中國經濟》，林毅夫著，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4月出版，版權歸作者及本書所有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