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施懿宸、梁楠楠、樓瑀婷

　　實現生態文明治理現代化需要加深對自然資源的認識和進行有效管理。文本從自然資本的概念和發展開始，梳理了國際和主流國家自然資本價值核算體系，并給出自然資本價值核算的實際應用案例，在此基礎上指出我國自然資本價值核算體系在實踐中面臨的挑戰，即在數據獲得性、市場化估值、政策指導三方面存在執行難度。鑒于此，未來我國在進一步推動自然資本價值核算體系應用時，需要依靠現代化科技推進區域細化，完善環境權益交易市場、開發生態金融產品以及加強自然資本價值核算體系的政策強制性和約束性等方面提高自然資本核算體系的普適性。

　　一、引言

　　自然資本（natural capital）目前被廣泛定義為非生物性的（abiotic）和生物性（biotic）的自然資源，作為一種存量（stock），通過生態系統服務流向人類社會[1]。歷史上，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首次將資本（capital）的概念從貨幣價值擴展到了任何可以帶來產出的資源例如機器設備、建筑、土地、勞動力等。很長一段時間里，傳統經濟學受到這一思想的影響，將土地為代表的自然資本視為生產的要素之一，而它的生產力則常常被視為固定不變的[2]。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工業革命大規模地將自然資本轉化為人造資本，但事實上，環境生產力會因此環境惡化而急劇下降，自然承載力的有限性引起了西方學界的廣泛關注和思考，1973年經濟學家E.F． Schumacher在《small is beautiful》中率先提出“自然資本”一詞，他認為自然資源應當被當作資產來管理，而不是一種可隨意支配的收入，他呼吁政府關注于本國的可持續發展而不是將不可持續的技術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3]。這種想法得到了生態經濟學家，例如，赫爾曼·戴利、羅伯特·科斯坦薩的支持。前者認為政府應該永久性地管控某些自然資源的使用[4]，而后者則在1997年對全球17種生態系統服務總價估值為平均每年33萬億美元，這一數據又在2014年由科斯坦薩本人更新為每年125~145萬億美元[5][6]。總的來說，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起，日益凸顯的環境問題使社會迫切希望了解如何對“自然資產”進行可持續地使用和管理。

　　二、主流自然資本價值核算體系

　　一般來說各個國家以及聯合國的多年研究已形成不同的與環境核算相關的核算體系或者框架。目前主流的兩個國際環境核算體系是聯合國綜合環境與經濟核算體系（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以下簡稱SEEA）和包括環境賬戶的國民核算矩陣（National Accounting Matrix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Accounts，以下簡稱NAMEA），這兩種框架對各國的環境核算體系的構建均產生了深遠影響。

　　SEEA最早出現于1993年，作為聯合國國民賬戶系統（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以下簡稱SNA）的附屬框架，在許多地方秉承了SNA的設計思路，能夠實現與SNA的最好銜接。由于SNA沒有考慮環境成本問題，SEEA嘗試通過確定人類經濟活動的環境成本，并把這部分價值從國內生產凈值（NDP）種剝離出來，得到生態國內生產凈值（EDP），即

　　。該種方法的關鍵問題在于在定價策略尚未成熟的情況下如何準確計算環境成本。[7]

　　包含環境賬戶的國民核算矩陣（Accounting Matrix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Accounts，以下簡稱NAMEA）在上世界八十年代由荷蘭統計局提出，90年代初荷蘭編制了第一份NAMEA，1994年后NAMEA成為荷蘭國民核算體系的一部分，由于NAMEA框架在荷蘭的成功運用，現在歐盟各國普遍采用NAMEA框架。與SEEA的思路完全不同，NAMEA著眼于經濟會環境的影響上而設立了環境物質賬戶和環境主題賬戶。為了保持和SNA的良好銜接，環境實物賬戶在重要的概念上并沒有做出調整，但并未強行把環境指標融入GDP等經濟指標，而是把重點放在環境實物核算。環境主題賬戶則重點度量當下環境熱點問題，分析各部門的“貢獻”大小。這樣的設置使得NAMEA具有開放性和針對性的特點，針對性是指正對當下人們關注的環境熱點問題探討其核算方法并進行具體測算，而開放性則是指主題賬戶的內容設定可以隨著環境問題的熱點轉移而轉移[7]。

　　受到SEEA的影響，美國經濟分析局在1994年制定了“經濟環境一體化衛星賬戶”（Integrated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atellite Accounts，以下簡稱IEESA）。IEESA的核算工作分為三個階段：階段一已于1994年4月完成， 主要是對地下礦產進行核算， 由于它們與市場活動相連， 因而可以用市場價格或根據市場價格類推估價；階段二將核算的范圍擴展到了可再生的資源如森林等， 這些可再生資源在市場部門也大量存在著；第三階段， BEA計劃將核算范圍擴展到環境領域，不僅包括環境的產品和活動， 還將包括非市場的產品和活動。但如何估價這些非市場活動并使之與市場部門內的活動的估算結合起來仍需研究[8]。

　　同樣在SEEA框架指導下，英國也將環境賬戶作為其國民賬戶下衛星賬戶。盡管英國國家統計局早已周期性發布許多環境經濟指標，但是為了響應國際國內對于將自然資本的概念整合入環境賬戶里的號召，2012年國家統計局和環境、食品與鄉村事務部（Defra）聯合發布了自然資本賬戶指南。自然資本賬戶（Natural Capital Accounts，以下簡稱NCA）被包含在環境賬戶之中，由兩個賬戶組成，一個是實物性賬戶，另一個是貨幣賬戶。實物性賬戶記錄了13種生態系統的面積、狀況和年均服務流量；而貨幣賬戶則為每種生態系統服務進行年均估值，并給出在未來預期范圍內（一般來說對可再生性的自然資本設置為100年，而對不可再生性的自然資本設置為25年），這些自然資本可能產生的價值。NCA生態系統服務估值法的方法論來自于SEEA所推薦的凈現值，然而由于缺乏官方數據的支撐，對未來生態服務流量的估值和貼現值都設置為常量，這意味著本質上NCA并不能反映出因環境惡化或改善而帶來的生態系統服務量的改變[9]。

　　為了更好地反映自然環境質量變化，蘇格蘭自然遺產署在國家NCA的統計外，根據荷蘭環境評估部門設計的自然資產指數框架建立了蘇格蘭自然資本資產指數（Natural Capital Asset Index，以下簡稱NCAI）。NCAI旨在反映蘇格蘭陸地生態系統的服務能力的變化，該指數摒棄對生態系統的貨幣化估值，建立了蘇格蘭陸地生態棲息地和生態系統服務之間的矩陣，以38個相關指數，包括生物多樣性相關指數、農林漁牧相關指數、城市綠地及建筑相關指數等等，結合生態棲息地面積，來反映生態系統健康狀況和變化趨勢。2000年的NCAI被標準化為100，以反映蘇格蘭陸地生態環境質量逐年相對變化趨勢，而非絕對值。

　　我國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其價值評價工作源于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森林資源價值核算研究。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的生態學工作者開始系統地進行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其價值評價的研究工作，以歐陽志云為代表的學者專家們展開了對中國森林、草地、內陸流域等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評價工作。中國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自2004年開始，先后推出了綠色 GDP核算的1.0版本（經環境調整后的生產總值GGDP/EDP）、2.0版本（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和3.0版本（經濟生態生產總值GEEP）。同樣受SEEA影響，1.0版本綠色GDP是在傳統國民經濟生產總值（GDP）的基礎上減去不合理利用環境而產生的環境成本；2.0版本GEP旨在度量生態系統為人類福祉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的各種最終產品與服務價值的總和，沿用聯合國千禧年評估報告的評估框架，將生態系統服務分為供給服務、調節和支持服務、文化服務，GEP等于三者價值之和，即

　　。3.0版本GEEP則結合前兩個版本所長，在綠色 GDP 核算的基礎上，增加生態系統給人類提供的生態福祉，是一個有增有減有經濟有生態、體現“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價值的綜合指標。

　　三、  自然資產核算體系的應用

　　（一）項目管理

　　英國是最早開展自然資本研究、管理和應用的國家之一，對自然資本的管理已經嵌入國家工作框架，例如上文所述NCAI已被納入蘇格蘭國家表現框架，成為指導各級政府、組織和社區決策的指標之一。2018年，英國在《中央政府支出評估指南》中引入了自然資本框架，要求“對自然環境的影響進行評估和估價”，并提出了對自然資本“非市場和不可貨幣化價值”的估價標準，用于開展基于自然資本的成本效益分析。部分地方議會已經要求公共支出項目“考慮對自然資本存量的影響”，并將基于自然資本的成本效益分析結果用于項目的決策。英國牛津郡的Chimney草地自然資本評估項目是經典案例之一[10]。Chimney草地本是當地一塊農業和畜牧業用地，但同時也擁有豐富的植物資源，并且是稀有鳥類的棲息地。2003年，Berks Bucks & Oxon 野生動植物信托基金（以下簡稱信托基金）購買了Chimney西南角一塊具有特殊科學研究價值的區域，并實施管理，改變土地利用方式，恢復濕地并保護區域內生態多樣性，預計更多生態效益將在2023年以后顯現。為了證實和評估信托基金的管理改革為社會帶來了額外的生態系統服務收益，以爭取更多的公共投資和社會投資，有關機構和大學對此項目2023-2052年期間的自然資本和生態系統服務收益情況進行了評估。結果表明，當項目目標是社會效益最大化時，信托基金的改革管理是效果顯著的，其效益成本比為4.8，即每年在運行成本上每花費1英鎊，就會為社會帶來4.8英鎊的效益，而不做任何管理的情況下，收益成本比只有1.5。但私人部門（如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農民或利用草地進行種植的經營者）為實現社會效益而蒙受的損失則需要社會資金的補貼，從Chimney的情況來看，即使政府提供等同于改革管理所帶來的額外凈收益的資金補貼，此項目還是可以為社會帶來正回報。因此在具有重大環境影響或社會影響的項目決策時，應存在一種對于私人部門利益和社會利益的衡量，利用自然資本價值核算的方法學管理項目可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

　　（二）生態產品價值轉化

　　在生態產品市場化交易方面，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區公益林碳普惠項目是一例運用自然資本價值核算方法學將無形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轉化為有形的經濟效益的成功案例[10]。2017年，廣東省公布了公益林、商品林項目碳普惠方法學，以反映廣東省林業經營普遍現狀的平均水平監測數據為基準值，采用林業部門森林資源二類調查數據或森林資源檔案數據進行核算，將優于全省森林平均固碳水平的碳匯量作為碳普惠核證減排量的計算依據。2018年花都區梯面林場委托第三方，依據《廣東省森林保護碳普惠方法學》，對其2011-2014年間林業碳普惠核證減排量進行核證，經由審批后，13319噸二氧化碳當量成功登錄廣東碳市場，最終超40%的溢價率，以總價22.72萬元被企業購得。自然資本核算方法學的建立和利用為花都區通過市場化盤活自然資本奠定了基礎。

　　（三）[1] 生態督查

　　自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探索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多項文件相繼出臺，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在2018年被正式確立為一項經常性、全新的審計制度，該項工作對包括自然資源資產在內的生態價值核算提出了技術需求。響應中央號召，深圳市委、市政府于2014年就明確提出要“建立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制度，建立完善自然資源資產核算體系，探索編制本市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將自然資源資產狀況納入黨政領導干部考核體系；探索建立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制度， 依法對自然資源資產損害者追究相關責任”。以深圳市大鵬新區為例[11]，作為具有較高生態保護意義的森林區域，該區在2016年底編制完成了2015年度自然資源資產價值量的核算工作。結果顯示，大鵬新區自然資產實物資產價值總量約為280.22億元，占比為38.6%；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約為445.80億元，占比為61.4%；在類型分布上，價值主要集中在林地 （占58.56%） 和近岸海域 （占19.95%） 兩類資源。基于該項核算工作的成果，大鵬新區已順利展開基于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的領導干部離任生態審計，大鵬新區審計局于2015年印發了《大鵬新區區管領導干部任期生態審計實施細則 （試行） 》，明確了審計內容包括自然資源資產法規政策和執行情況、自然資源資產重大決策情況、自然資源資產管理責任履行情況、自然資源資產相關資金項目管理和使用情況、自然資源資產表變動情況等。

　　四、我國自然資本價值核算體系實踐挑戰

　　2015年中央審議通過了“1+6”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方案，其中《開展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試點方案》《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試點方案》《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對包括自然資源資產在內的生態價值核算提出技術需求。盡管我國在政策上體現出了對自然資本價值核算體系的高度重視，但實踐結果來看，仍在數據獲取、市場化估值、政策應用方面存在不足之處。

　　（一）數據可獲得性

　　目前，許多自然資本價值核算體系都面臨著數據數量和質量的問題。遙感技術可以為國家層面的大尺度自然資本核算提供數據支撐，但未系統地積累中小尺度的生態系統監測數據， 而現有的監測數據也有著采集頻度較低、時間序列分散，未形成常態化監測機制等問題，區域性的生態系統變化難以得到統計[12]。

　　（二）生態服務或產品的準確市場化估值

　　如何界定自然資本產權并為其合理定價一直是自然資產價值核算體系的發展難點之一。例如我國還有近四分之一草原未承包，機動草原面積過大，南方草地和半農半牧區草原權屬不明晰，草原與林地權屬存在較多爭議[13]。此外，由于市場機制不健全，許多自然資產看似有價可循，實則價格受到扭曲，如礦產資源、水資源等，難以公允反應市場價格或市場價格難以充分反映資源開發后保護所需成本等。此外環境成本計量雖然是SEEA體系下自然資本價值核算的核心任務之一，但其準確計量一直存在時間因素、空間因素以及非市場價格的問題。時間因素是指環境成本的累積響應，往往是一段時間后因生態破壞帶來的環境成本才能充分顯露。空間因素是指難以周全考慮引起生態破壞、造成環境成本的所有因子。

　　（三）是否能有效服務于政策制定

　　雖然近年來我國實施的一系列生態補償政策，在生態保護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生態補償機制仍以政府財政補貼為主，仍未有效利用自然資本價值核算體系。例如新安江流域的生態補償機制是由中央財政、皖浙兩省共出資5億元，由上游水質決定皖浙兩省誰來支付生態補償金，補償定價簡單設置為每年1億元。江蘇江陰市“三進三退”保護長江工作雖然制定了較為詳細的補償標準，對不同等級的濕地和不用用途的土地進行分級補償[10]，但定價仍與自然資本價值核算結果無明確聯系[2] 。此外在土地規劃方面，雖然已有研究在國家《生態保護紅線劃定指南》基礎上，結合受益人口以衡量自然資本對人類福祉的貢獻，改進了生態紅線的劃定方法[14]，但結果仍停留于研究層面，未實現有效的政策指導。

　　五、展望

　　首先，在自然資產核算框架上，我國已于2020年底出臺了國家層面的三項自然資本價值核算指南，浙江省也發布了省級陸域GEP核算指南，建立標準化的自然資本價值核算體系，推動建立生態價值評估長效機制，已成為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論的重要舉措。在國家發布的技術指南基礎上，地方應結合自身區域特征，進一步細化地方自然資產核算體系的執行辦法，盡快在地區推動自然資源核算工作。

　　其次，要實現核算結果的精細化和政策可用性，必須加快生態監測網絡建設。通過監測、采樣、實地調查、各種清查數據收集和遙感解譯等手段，從實物量和價值量兩個方面，進行水源涵養、土壤保持、防風固沙、氣候調節、環境凈化等生態服務指標的區域參數庫建設，同時覆蓋森林、水域、濕地、草原、礦產等多種生態系統。未來，在遙感技術以外，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先進設備等現代科技手段也將滿足數據采集及時性、準確性和精細化的要求，可以說現代科技水平將成為推動自然資本價值核算體系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1]。

　　第三，應完善生態產品價值交易機制，以市場化交易倒逼核算制度建立。要實現“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就需要建立完善的生態產品定價與交易制度，推動區域生態補償和綠色投融資機制構建。可以學習國際經驗，發展碳市場、環境權益交易市場；建立生態銀行，開發生態貸款、“兩山”基金、綠色證券等綠色金融產品[15]。通過金融和市場的需求，推動地方主動開展核算工作。

　　第四，豐富自然資本價值核算在規劃決策中的應用場景。可考慮在建立自然資本價值核算體系的基礎上，將重要生態系統的自然資本價值核算結果作為強制性約束性的指標納入政策要求，例如將自然資本核算結果與生態補償制度、生態損害賠償制度、地方招商引資獎補政策等結合。還可以通過合理的指標設置統籌國土空間布局、經濟產業布局、城市基礎建設布局，例如將以生態服務量為代表的自然資產對當地人口的福祉貢獻納入生態紅線的規劃考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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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國家林業和草原局， 2020． 以生態系統價值核算助力生態產品價值實現．

　　主要作者

　　施懿宸 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副院長、講座教授，長三角綠色價值投資研究院院長

　　梁楠楠 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研究員，長三角綠色價值投資研究院研究員

　　樓瑀婷 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長三角綠色價值投資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本文作者介紹：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副院長，長三角綠色價值投資研究院院長，講座教授，綠色金融產品創新實驗室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