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廖群

　　為應對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去年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即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上半年大幅放松，雖下半年有所回緊，全年而言明顯寬松。貨幣政策方面，全年三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包括一次全面降準和兩次定向降準），共釋放1.75萬億元長期資金，并分層次、有梯度地推出1.8萬億元再貸款再貼現，致使年末M2增長10.1%，比前年末高1.4個百分點，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增長13.3%，比前年末高2.6高百分點；兩次下調MLF利率，成功引導LPR下行，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創設兩個直達工具，一是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支持工具以緩解小微企業貸款的還本付息壓力，二是普惠小微企業貸款支持計劃以提升小微企業信用貸款額占比；促使商業銀行向實體經濟讓利1.5萬億元。財政政策方面，全年財政赤字率提高至3.6%以上，赤字規模達3.76萬億元；發行抗疫特別國債1萬億元；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3.75萬億元；建立特殊支付機制，向地方直達性支出1.52萬億元；加大減稅降費規模，新增減降稅2.5萬億元以上。

　　如此的政策措施不可謂不寬松，但相對于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而言是必須的，并未過度，也是有效的。的確，在政策寬松的支持下，我國經濟自去年年中以來就隨疫情的緩解而呈現了逐季并加速復蘇的局面，使得全年經濟在如此的疫情下實現了2.3%的正增長，雖與疫情前或現階段我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有很大距離，但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之唯一，實屬難能可貴。

　　那么今年，即2021年如此的政策寬松是應該持續還是應該正常化 ？ 且應如何地正常化呢？

　　今年我國的新冠疫情可望在新冠疫苗有效和大規模接種的前景下于下半年步向完結，從而經濟復蘇進一步加快。如此，宏觀經濟政策從寬松狀態回緊而向正常狀態回歸，即宏觀經濟政策的正常化，是必然之勢。但問題是正常化的步伐與時機，是快步并勻速的正常化，還是逐步與擇機的正常化？筆者認為應該是后者，即正常化應該審時度勢，根據形勢的變化調節步伐并把握時機。

　　首先，正常化的步伐與時機應視疫情好轉進而經濟復蘇的程度而定。眾所周知，新冠疫情左右了去年我國及全球的經濟表現，其實今年也是同樣，仍是經濟表現的決定性因素。所以，今年我國經濟進一步復蘇雖大勢可期但復蘇的速度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疫情的演變，而疫情的演變仍有不確定性。與去年不同，決定今年疫情的是疫苗的有效性與接種率。目前市場廣泛預期我國疫苗的有效性與接種率能夠達到促使經濟強勢復蘇的地步。不過這還只是預測，鑒于新冠疫情的百年不遇性和新冠疫苗的首試性，對于此預測的下行風險，即不及預期的風險不可忽視， 尤其是新冠病毒變異的可能性及疫苗對于變種病毒的有效性風險。若根本上失于預期，則復蘇能否持續是個疑問；若程度上差于預期，則復蘇的速度也是個問題。因而今年的經濟復蘇也還不能說是板上釘釘，復蘇的速度更難以說準。加之既使是疫苗與疫情如預期般理想，很多經濟及政治性的因素如國內居民消費復蘇的力度，中美沖突的激烈程度及全球經濟金融市場的動蕩幅度等也都存在著不確定性并會對經濟復蘇產生重大影響，這更加大了經濟復蘇程度的下行風險。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如果正常化過快，即回緊得過快，經濟復蘇的速度就會減慢，勢頭就會受阻，甚至反轉。因此，政策正常化只應在經濟復蘇速度沒有減慢得到確認后進行，而不應在確認前推進。

　　第二，正常化的步伐與時機還應視中美沖突的激烈程度而定。拜登政府下中美沖突如何演變目前還難確定，起碼不能盲目樂觀。必須看到，不管是誰當美國總統，美國遏制我國持續崛起的方向是不會改變的。我們所能期望的只是就個人而言拜登會比特朗普更加理性，因而兩國的沖突不致于走向極端和不可預測。但拜登政府聯合盟國共同遏制我國的策略可能奏效，而這對我國的打擊可能更大。可以肯定的是，今年中美沖突仍將持續， 只是程度和形式上與去年有所區別；不能排除的是，沖突甚至比去年更加激化，從而我國的企業受到美國更加多樣化的制裁，我國的貿易、科技和金融發展受到更大范圍的干擾，我國的經濟受到更加沉重的打擊。對此，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未雨綢繆，有所準備，隨時加大寬松力度加以對沖。若在打擊加重時還快速推進政策的正常化，那對受打擊的企業、行業和經濟就都是雪上加霜，是不明智的。

　　第三，正常化的步伐與時機還要視美國及其他主要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寬松程度而定。應該認識到，如筆者先前撰文指出的，政策寬松在全球是競爭性的；若主要國家，特別是美國推行政策寬松，不推行寬松的國家是要吃虧的。這不僅是寬松國的經濟會加快增長，不寬松國的經濟會增長放緩或收縮的問題，還是一個徒然讓美元及其他寬松貨幣向世界上不寬松國家征收鑄幣稅的問題。所以我國政策正常化的步伐還要看他國，尤其是美國的政策寬松如何演變。如美國及其他主要國家的政策不朝正常化方向邁進，即維持或加大寬松，我國快速推行政策正常化是不明智的。從目前來看，美聯儲已清楚表明將維持零利率于至2023年，并將繼續購買國債，實施量化寬松（QE），同時拜登新政府勢將推行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這都說明美國的宏觀政策起碼是在維持寬松，未有正常化跡象。在這種情形下，我國的政策正常化步伐不應太快， 并應在美國加大寬松時適可而止。實際上，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已經認識到這一點，表明會采取與美聯儲類似的貨幣政策立場，各主要國家的財政政策也都將保持寬松態勢。這就要求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也不能過于特立獨行，其正常化步伐與時機的選擇也應受美國及其他主要國家的政策寬松程度的節制。

　　總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正常化雖方向正確，但步伐與時機需要精心地設計與把握，應審時度勢地推進。

　　(本文作者介紹：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