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東方金誠 王青

　　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發布，2021年政策重心轉向深化重大結構性改革

　　1月3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首次提出通過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制度完備、治理完善的高標準市場體系，并圍繞基礎制度、要素市場、環境質量、市場開放、市場監管等五個方面，提出51條具體措施。

　　我們認為，這是對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兩項重大結構性改革部署[ 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5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的具體落實，體現了政策的連續性。同時，《行動方案》的推出也表明，在2020年疫情突襲、宏觀經濟管理強調逆周期對沖之后，2021年扎實推進重大結構性改革，已成為“十四五”開局之年的政策重心所在。可以看到，《行動方案》的具體內容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旨在以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推動高質量發展，助力構建雙循環發展新格局。具體來看：

　　一、“夯實市場體系基礎制度”是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的基礎。《行動方案》提出要建立三項基礎性制度：一是要全面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其中，“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的刑法保護”引人關注，有助于提振民營企業投資信心；而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本質上就是保護科技創新，這將有助于關鍵領域盡快解決一批“卡脖子”問題，并持續壯大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二是要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落實“全國一張清單”管理模式。這是打破區域分割、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重要抓手。三是全面完善公平競爭制度，突出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執法，要求加強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新業態領域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規制。

　　二、“推進要素資源高效配置”進入具體操作層面。《行動方案》提出開展土地指標跨區域交易試點，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穩步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建立常態化退市機制，設立知識產權和科技成果產權交易機構，加快培育發展數據要素市場等具體措施。伴隨以上措施落地，作為新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蟄伏”的要素資源將被充分喚醒，并有望成為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

　　三、“改善提升市場環境和質量”指出了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三個著力點：一是提升商品和服務質量，解決供給短板問題。《行動方案》提出實施質量提升行動，優化企業標準“領跑者”制度，進一步發揮品牌的引領作用，推動線上線下融合的商品市場創新發展。二是加強消費維權制度建設，簡化消費爭議處理程序。三是推動交通、通訊等市場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實施智能市場發展示范工程，支持平臺企業創新發展，培育發展能源商品交易平臺等。以上措施注重從供給、流通環節改善消費市場環境，強化消費者權益保護。

　　四、“推進高水平開放”是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的內在要求，也是構建雙循環發展新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行動方案》中的開放對象既包括外商外資，也包括民營社會資本。其中，加大金融、社會服務業開放主要是指支持社會資本依法進入銀行、證券、資產管理、債券市場等金融服務業，減少醫療、教育、體育、托幼、環保、市政等領域的市場準入限制。當前服務消費已占居民消費的半壁江山，但由于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壟斷等現象，相比商品消費，服務消費的供給短板更為突出。“對內開放”將有助于從根本上解決重點服務業領域供給質量不高，有效競爭不足的問題。在對外開放方面，《行動方案》提出完善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推動規則等制度型開放，其中包括積極推進多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競爭政策等議題談判。這再次表明，構建雙循環發展新格局絕非關起門來搞建設，對外開放仍是撬動國內改革的重要杠桿。

　　五、“完善現代化市場監管機制”是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的重要保障。《行動方案》提出要推進協同監管，健全對新業態的包容審慎監管制度，加強對重要商品價格和要素市場交易監管，大力推進信用分級分類監管等措施，并提出要“加強對監管機構的監督”，落腳點是維護市場安全和穩定，防范市場異常波動和外部沖擊風險。市場監管的總體原則是必須將該放的權放足放到位，該管的事管好管到位。

　　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要求建立市場主體活力充分釋放、市場環境持續優化的市場體系，切實破除現存的一些體制機制性障礙。為此，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實施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行動。此次中辦、國辦印發《行動方案》，既是對以上決策部署的具體落實，也意味著下一步相關行業和領域或將較快出臺一批政策措施，其中可能引發的制度規則調整以及由此帶來的市場機會將受到各界高度關注。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博士，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