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任澤平 熊柴 白學松

　　粵港澳大灣區逐漸從地方構想上升為國家戰略，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印發，提出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打造成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典范。

　　1 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1.1 粵港澳大灣區基礎條件在國內最成熟

　　粵港澳大灣區由“9+2”組成，即廣東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惠州、江門、肇慶，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土地面積合計5.6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0.6%；2019年經濟總量12萬億元，占全國的12.1%；常住人口7267萬，占全國的5.2%。

　　灣區經濟是大國發展標配，全球約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入海口。世界知名的有三大灣區：以現代金融為核心的紐約灣區、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舊金山灣區和以現代制造為核心的東京灣區。中國自北向南主要有渤海灣區、膠州灣區、杭州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北部灣區等，實力最強、基礎條件最成熟的則是粵港澳大灣區。

　　1.2 粵港澳大灣區從地方構想上升為國家戰略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醞釀已逾10余年，從2005年明確“灣區發展計劃”，到2015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共建粵港澳大灣區，2017年國家發改委牽頭粵港澳三地簽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再到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逐漸落地。從發展歷程來看，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5-2014年），灣區經濟進入地方構想。2005年，廣東省政府在《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中明確劃分“粵港澳跨界合作發展地區”，并要求把發展“灣區”列入重大行動計劃。之后，灣區發展陸續寫入2008年國家發改委《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9年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參與的《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2010年《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等文件，跨區域合作初現雛形。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聚焦灣區經濟，構建區域協同發展新優勢。

　　第二階段（2015年至今），大灣區上升為國家戰略。2015年3月，“一帶一路”倡議首次明確提出“粵港澳大灣區”概念。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被寫入國家“十三五”規劃、國務院《關于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廣東省“十三五”規劃等，要求建設世界級城市群。2017年，首次被寫入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2017年7月1日，值香港回歸20周年，國家發改委牽頭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明確提出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要求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打造高質量發展的典范。

　　1.3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意義

　　1）港澳繁榮新保障：深化內地與港澳交流合作，拓展港澳發展新空間和新動能，促進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確保“一國兩制”基本國策。

　　2019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繼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支持港澳抓住共建“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更好發揮自身優勢，全面深化與內地互利合作。在改革開發初期，香港、澳門憑借其產業、技術、資金等優勢，引領內地特別是珠三角發展。隨著內地改革開放深入推進，香港、澳門地位相對下降，特別是香港一段時間經濟低迷，亟需內地帶動。粵港澳大灣區可以通過構建協同機制，消除影響要素便利流動、產業合理分工的制度性障礙，打破行政地域壁壘，推進“一國兩制”的新實踐，保持港澳長期繁榮。

　　2）對外開放新門戶：建設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新平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探索建立高標準貿易規則，引領對外開放。

　　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中國經濟面臨新一輪對外開放的挑戰和機遇。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4月博鰲講話中向世界宣告：“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粵港澳大灣區歷史上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區位優勢突出，具有僑鄉、英語和葡語三大文化紐帶，是連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重要橋梁。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有利于整合發揮其港口、金融、貿易、制造業等優勢，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并且，粵港澳大灣區將憑借“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尋求制度創新，探索制定新規則，率先在大灣區內部試用，再推廣到全球，參與國際貿易規則制定。

　　3）區域發展新布局：在北中南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下，大灣區將發揮優勢區位，帶動泛珠三角區域發展。

　　京津冀、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國經濟最具活力、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吸納外來人口最多的地區。“十三五”規劃指出，我國區域發展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為引領。粵港澳大灣區南接東南亞、南亞，東接海峽西岸經濟區、臺灣，北接長江經濟帶，西接北部灣經濟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可提高珠三角城市群的戰略地位，形成北有雄安新區助力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有長三角領銜長江經濟帶、南有粵港澳大灣區帶動泛珠三角的區域經濟發展新格局。

　　1.4 發展關鍵：最大限度推進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暢通

　　粵港澳大灣區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背景下深化合作，涉及產業布局、土地利用、信息互通、資源共享和交通能源等，如何在不同的制度與城市之間，最大限度地讓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高效便捷地流通，在合作中實現共贏，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關鍵。在大灣區內部，存在“一國兩制”方針下的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自由港，還有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南沙、前海蛇口和橫琴三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以及廣州、深圳、香港、澳門四個核心城市。并且，由于經濟體量相當，廣州、深圳、香港有可能出現的“龍頭”之爭，如何實現優勢互補，避免惡性競爭，是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2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分工、七大合作重點領域

　　2.1 城市分工：產業布局協同互補，實現“9+2＞11”效應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要求：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還要打造成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典范。世界級灣區都是外向型，面向全世界的，粵港澳三地須深度融合，發揮“9+2＞11”的效應，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及相關地方政府工作報告，大灣區內部分工為：

　　1）強化廣東作為全國改革開放先行區、經濟發展重要引擎的作用，構建世界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廣州以基礎工業和重工業為主，佛山著重發展輕工業，深入開展制造業轉型升級，廣佛強強聯合、發展以裝備制造業為核心的先進制造業。深圳利用粵港澳大灣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優勢，繼續加快推動制造業提質增效，重點培育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高端制造、海洋經濟、數字創意等戰略新興產業集群，同時，繼續發展金融、航運等現代服務業，促進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推進生活性服務業向精細化和高品質轉化。東莞和惠州依托深圳研發資源，集中產業制造優勢，加快建設先進制造業中心。珠海以電子信息、石油化工、家電電氣、精密機械制造、生物醫藥和電力能源業為主導產業，重點打造以集成電路、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高端打印設備為核心的產業集群。中山、江門將著力強化綜合服務功能，繼續加強與港澳深度合作，拓展在金融、旅游、文化創意等領域合作。肇慶積極承接大灣區核心城市的產業與資本轉移，做優傳統優勢產業，大力發展都市型經濟，推進產業創新發展，利用承東啟西的區位優勢，發揮中轉港口的樞紐作用，拓展經濟圈與廣西、貴州的聯系。

　　2）香港側重國際金融、航運、貿易、航空樞紐職能，澳門推進建設世界旅游休閑中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要求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推動專業服務和創新及科技事業發展，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澳門作為全球四大賭業之一，旅游業、酒店業和娛樂場吸引著全球游客，推進澳門建設世界旅游休閑中心，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2.2 七大重點合作領域：科技創新、基礎設施、現代產業體系等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劃定七大合作重點領域包括：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建設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共建粵港澳合作發展平臺。

　　1）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化粵港澳創新合作，構建開放型融合發展的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集聚國際創新資源，優化創新制度和政策環境，著力提升科技成果轉化能力，建設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

　　2）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強化內地與港澳交通聯系，構建高效便捷的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揮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優勢，帶動大灣區其他城市共建世界級港口群和空港群，優化高速公路、鐵路、城市軌道交通網絡布局，推動各種運輸方式綜合銜接、一體高效。強化城市內外交通建設，便捷城際交通，共同推進包括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粵澳新通道等區域重點項目建設，打造便捷區域內交通圈。建設穩定安全的能源和水供應體系，進一步提升信息通信網絡基礎設施水平、擴大網絡容量。

　　3）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培育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支持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瞄準國際先進標準提高產業發展水平，充分發揮大灣區不同城市產業優勢，促進產業優勢互補、緊密協作、聯動發展，培育若干世界級產業集群。

　　4）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以建設美麗灣區為引領，著力提升生態環境質量，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實現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使大灣區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環境更優美。

　　5）建設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積極拓展粵港澳大灣區在教育、文化、旅游、社會保障等領域的合作，共同打造公共服務優質、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

　　6）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深化粵港澳合作，進一步優化珠三角九市投資和營商環境，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全方位開放格局，共創國際經濟貿易合作新優勢，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力支撐。

　　7）共建粵港澳合作發展平臺。加快推進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等重大平臺開發建設，充分發揮其在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合作中的試驗示范作用，拓展港澳發展空間，推動公共服務合作共享，引領帶動粵港澳全面合作。

　　3 對標國際一流灣區，粵港澳迎來大灣區時代

　　3.1 粵港澳大灣區對標紐約舊金山東京三大國際一流灣區

　　在過去的世界經濟格局調整中，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等世界灣區依賴于自身資源和港口群，抓住了三次科技革命歷史機遇相繼形成并崛起，分別以金融、科技創新、先進制造為主要特點。其中，一戰到二戰期間，紐約灣依靠大西洋貿易通道成為第一個世界級灣區，并且成為全球金融中心；二戰后，舊金山灣依靠太平洋貿易通道、教育和人才優勢，成為第二個世界級灣區，位于灣區南部的硅谷是全球科技創新中心；20世紀60-90年代，東京灣憑借科技制造實力成為第三個世界級灣區，先進制造優勢突出。三大灣區的發展路徑可總結為四個階段：單級城市、都市區、城市群、世界級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優勢、經濟體量、人口規模、土地面積、人才儲備與世界三大灣區相比毫不遜色，但在人均水平、研發投入、產業結構、科技創新等層面仍存在不小差距。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達到1.68萬億美元，已經超越舊金山灣區，并且與紐約灣區和東京灣區的差距在逐漸縮小；此外，粵港澳大灣區港口吞吐量和機場旅客吞吐量位居世界灣區之首；粵港澳大灣區廣東9市包括全球領先的制造業基地、中國最具創新精神的城市、華南最大商業中心、文化旅游中心，而香港具備“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和國際人才優勢，澳門是全球主要的娛樂會議中心。綜合而言，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優勢、經濟體量、人口規模、土地面積、人才儲備與世界三大灣區相比毫不遜色。但是在人均發展水平上，粵港澳大灣區遠遠落后于國際三大灣區，人均GDP只相當于紐約灣區的1/4、舊金山灣區的1/5、東京灣區的1/2，差距明顯，單位土地產值相當于國際三大灣區的3/5左右； 研發投入少，科技進步對GDP的貢獻率低；第三產業發展不足；缺乏足夠數量的全球創新知名企業，世界500強公司不及國際三大灣區的一半。目前，粵港澳大灣區仍處于高速發展階段，未來的潛力無限。

　　3.2 粵港澳大灣區未來聚焦現代金融、科技創新、先進制造

　　通過對國際三大灣區發展歷史的回顧以及現狀的對比分析，基于粵港澳大灣區的現實基礎和發展實力，粵港澳大灣區未來有望打造成一個融合現代金融、科技創新以及先進制造的綜合灣區。

　　1）深化港深金融合作，推動實體經濟穩步增長。紐約市政府通過與臨近州政府的合作，充分利用曼哈頓華爾街資本優勢，將狹長的島嶼轉變成商業中心。至今，美國最大的500家公司中，已有三分之一以上把總部設在曼哈頓島，全球7家大銀行中的6家，2900多家世界金融、證券等機構以及各大壟斷組織的總部都在此設立，并成立了紐交所、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等大型金融交易中心。此外，花旗財團、摩根財團等本土金融機構的快速成長也給灣區的金融業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

　　香港和深圳分別為國際、國內金融中心之一，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粵港澳大灣區下一步的合作在于推進灣區內金融機構協同，進一步完善深交所和港交所的互聯互通，為現代金融服務業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發揮好香港和深圳創業投資、私募融資的優勢，并與實體經濟作充分的對接，借助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吸引全球資本進入粵港澳大灣區投資，推動實體經濟穩步增長。

　　2）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完善產學研合作機制。舊金山灣區的技術創新得益于在硅谷聚集著眾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包括公立大學34所，私立大學49所，五個國家級研究實驗室。健全相關法律和基礎設施為風險資本培育成熟的創投環境，打造產業資本回報科研的良性循環，進一步留住人才。同時，除了聯邦建立的保護創新的法律體系外，加州政府還推出學徒計劃、職業培訓，嚴禁企業限制員工合理流動，為灣區內人才流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粵港澳三地大灣區擁有多所研究機構和學校，聚集了眾多科技公司，具備國際水平的創新基礎。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發揮香港、廣州、深圳三個中心城市在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領域對周邊城市的引領和外溢作用，盡快推進形成一批能夠媲美BAT的新產業和新企業。加大力度引進更多高等教育機構和研究所，加強高校間、校企間以及與國際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落實港澳居民在創業、就業、社保、醫保、教育等方面同等待遇，聚集更多科技創新要素在灣區內生長、發展，促進灣區科技創新，以區域融合推動產業的特色化、多元化來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建設。

　　3）培育高端產業集群，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力。二戰后日本依托優質的六大港口和大量的產業專用碼頭，大量進口海外能源和原材料，在臨海地區建立京浜、京葉工業區，這兩大工業帶集中了包括鋼鐵、有色冶金、煉油、石化、機械、電子、汽車、造船、現代物流等產業，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產業地帶，同時又與在腹地東京的金融、總部、研發、能源等功能緊密互動，最終發展為世界上最大最先進、出口實力最強的新型工業地帶，這是東京灣區能夠成為世界綜合性灣區的一大成功經驗。

　　粵港澳大灣區有雄厚的制造業基礎，大灣區時代將迎來由傳統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的全面轉型升級。粵港澳大灣區未來可以通過有力措施明確各市在世界級高端制造業集群培育中的不同地位，以及各市應重點發展和培育的優勢產業或企業，建立合作共贏的長效協作機制，并且幫助高端制造業與國際市場、國際分工有越來越快速、頻繁的互動，增強核心競爭力，搶占世界高端制造業制高點。

　　(本文作者介紹：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副主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