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張明

　　全球宏觀形勢的三大關鍵詞

　　我先用三個關鍵詞，來刻畫一下當前的全球宏觀形勢。

　　第一，疫情。截止去年12月底，全球新冠累計確診人數突破八千萬。這個趨勢迄今為止還沒有出現拐點，依然以很快速度在全球蔓延。目前全球排名前三的重災國是美國、印度、巴西。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按照這個趨勢下去，美國很快會有三千萬人確診，這意味著10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確診，這個比例著實不低。較長一段時間以來，歐洲新增人數都落后于美國，但去年9、10月份歐洲新增人數突然出現爆發式增長并一度超過美國，這是當時為什么美元指數能觸底反彈的原因。也是因為這個問題，市場開始下調對2021年歐元區經濟增速的預測。

　　第二，衰退。2020年的經濟衰退是過去150年來全球經濟第四深的衰退。前三深的衰退均發生在一戰到二戰期間，因此去年是二戰以后和平時期全球經濟的最深衰退。比經濟下行更令我們擔憂的，是全球貿易的減速。在2009年之前的二十年，全球貿易年均增速約等于全球經濟年均增速的兩倍，而在2009年之后至今，兩者幾乎持平。從2018年起，全球貿易增速變得顯著低于全球經濟增速。新冠疫情的爆發進一步加劇了這個趨勢，這令我們非常不安。

　　現在大家非常關注疫苗的推出。疫苗大概率是先在發達國家大規模接種，其次是新興市場，最后是發展中國家。按照這個邏輯，疫情之后發達國家跟新興市場之間的分化恐怕會加劇。這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的情形剛好相反。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格局是“南升北降”。而在這次疫情之后，格局卻很可能是“北升南降”。IMF估算了主要國家未來五年內因為疫情而導致永久性產出損失，排名越高的國家損失越大。排名靠前的都是新興市場，排名靠后的主要是發達國家（也包括中國在內）。

　　第三，動蕩。全球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自1990年代以來的歷史均值在100上下，去年一度突破400，目前依然在300左右。這正是為什么黃金價格能夠在去年8月創出歷史新高的原因。當前，全球局勢依然面臨一系列不確定性。全球動蕩加劇在資產價格方面的影響是什么呢？從金油比指標的運動來看，總體上有利于黃金、不利于原油。超高的金油比意味著中東地區未來爆發沖突的概率較高。2021年全球油價如何運動，這背后蘊含較大的不確定性。

　　中期內三大擔憂

　　展望中期的全球經濟金融，我個人有三個擔憂。

　　第一個擔憂是負利率。新冠疫情爆發后，各國央行開閘放水。美聯儲在不到半年內把總資產從不到4萬億擴展到7萬億以上，如此寬松前所未有。當前全球負利率格局進一步加深。目前發達國家政府債券收益率超過2%的已經沒有了，收益率為負的占四分之一，收益率為0-1%的占60%左右。負格局未來進一步深化，讓我們不由得不擔憂，未來保險公司、共同基金、商業銀行在資產端收益率受碾壓時會怎么辦，是否會因此引發新一輪風險追逐行為？我們不得而知，只能拭目以待。

　　第二個擔憂是高政府債務。新冠疫情爆發后，G20國家平均的財政抗疫支出占到GDP的8%，部分國家超過了15%。這意味著政府債務會進一步攀升。事實上到2019年，各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率已經達到了歷史相對峰值，和大蕭條期間非常接近。而到2020年底，主要發達國家政府債務占GDP比率還往上走8-10個百分點。從歷史上來看，我們的確看到，在大蕭條之后，主要發達國家政府債務均出現顯著下降，但那是通過打仗和戰后重建來實現政府去杠桿的。在當前這個時點，發達國家政府債務又到了歷史高點，未來的去杠桿的路徑會是怎樣的？是有序平靜的，還是動蕩混亂的？我們不得而知，只能拭目以待。

　　第三個擔憂，也是最深層次的憂慮，是1970年以來全球收入財產分配失衡不斷擴大，該趨勢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就很有代表性，其財富分配程度極化到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歷史上只有一個時期可堪比擬，同樣是一戰之后二戰之前的大蕭條時期。我們的確看到，在大蕭條之后美國的貧富分化程度出現了非常顯著的修復，但那是通過打仗而實現的。打仗既會摧毀存量財富，也會推動財富的再分配。在當前這個時點，全球的收入財富分配失衡又發展到這樣一個非常極化的程度，那么未來等待我們的再平衡路徑會是怎樣的？我們不得而知，只能拭目以待。

　　講到這里，我想提一個猜想。在未來10年至15年，哪個國家能在實現國內收入財富再平衡方面取得突出進展，同時又不顯著挫傷各類主體的工作積極性，那么這個國家就有望在未來賽道中處于領跑位置。

　　雙循環新發展模式的背景與內容

　　下面我分析一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它是跟隨著1990年代的沿海大發展戰略而來。在改革開放前幾十年，我們通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行業，大力引入FDI，發展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行業，這種“以外促內”的發展格局對中國經濟的騰飛做出了很大貢獻。

　　然而，兩個條件的變化使這種以外促內的發展方式難以為繼。首先，次貸危機后，全球經濟陷入長期性停滯格局，中美貿易沖突爆發且可能長期持續，這使得外部需求變得不再穩定和可靠。其次，中國經濟體量經過四十年高速發展為全球第二，在本身體量迅速膨脹后，再靠外需來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就變得有些力不從心。換言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既是外部壓力使然，也是內部轉型的必然。

　　怎么系統推動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建設呢？我認為可以大致分為兩塊，其一是建立以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格局，這背后有三大支柱：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創新、要素自由流動和區域一體化。其二是如何實現內外循環互促，可以從貿易、金融、開放、機制等四個層面進行思考。

　　先看構建內循環為主體發展格局的三大支柱。

　　如何實現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呢？可以從需求和供給兩個角度進行分析。

　　從需求角度講，最關鍵的是要持續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因為該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更高。怎么持續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呢？五方面的改革我覺得一定要做。

　　首先，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層面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

　　其次，在居民部門通過一系列新舉措來糾正收入分配過度失衡。去年兩會期間，總理說中國有6億人月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一千塊，這個數據令很多人覺得難以置信，但事實上是有扎實的數據支撐的。解決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非常重要，雖然難度很大，但不得不做。

　　再次，房住不炒的調控政策一定會長期持續。2015年之后房地產過度發展，對居民消費的擠出效應日益明顯。當前的調控措施雖然行政化色彩很強，但是不得不為之的次優選擇，可能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第四，考慮月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一千塊的六億人主要分布在農村，如果不能有效提高農民收入，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就是一句空話。這意味著要取消戶籍制度、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農地流轉，以提高農民收入。

　　第五，中國的民營企業解決了80%的就業。如果民營企業沒有發展壯大的空間，如何實現這80%勞動力的收入提升？這意味著我們不能讓國進民退的現象重演。

　　從供給角度講，這意味著要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尤其重要的是，我們要把有旺盛消費需求，但優質服務供不應求的行業發展起來，例如教育、醫療、養老等行業。這里面的關鍵是破除國有企業壟斷，讓優質民營資本加快進入。

　　接著看產業結構升級與技術創新。如果我們想努力促進國內技術自主創新，光靠政府加強相關投入是不夠的，有三件事必須要做。一是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二是防止國進民退重演，2008年之后的數輪國進民退對激發國內技術自主創新是不利的。三是教育理念必須要調整，過去我們的教育體制擅長培養工程師，它鼓勵集體性、一致性的思維，而未來促進國內技術自主創新，就必須鼓勵思維的獨立性、創造性、批判性，這種思維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被長期忽視了。

　　再看要素自由流動和區域一體化。作為國內大循環的第三個支柱，它非常重要，可能成為未來五到十年中國最重要的趨勢。一旦我們通過推動要素在國內自由流動來塑造國內統一大市場，就必然會發生新一輪要素聚集，因此未來有些地方的區域一體化必將加速推進。

　　我們非常看好以下五個區域：一是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為深圳、廣州、佛山），這里的市場化程度最高，已經形成了創新與金融的兩翼，這里將會演變為中國版的硅谷；二是長三角（核心城市為上海、杭州、南京），這里國有、民營經濟發展相對均衡，且是區域發展程度最均衡區域；三是京津冀。京津冀過去的問題是河北一直沒能發展起來，而如果未來雄安作為新的城市崛起的話，就可能帶動河北的發展。京津冀既是中國的科創中心，也是資源分配中心；四是由鄭州、合肥、武漢構成的中三角，這里是中國的大通道，是高鐵時代最大的獲益者，未來也將成為勾連其他四個區域的中樞地帶；五是由成都、重慶、西安構成的西三角，這里教育科研實力較強，且人均人力資本成本較低，可以很好地吸納從粵港澳大灣區以及長三角擴散出來的產業。

　　未來上述五個區域、15個核心城市，將成為中國最有發展前景的地方。然而，新一輪區域一體化有一個副作用，即區域發展不平衡在一段時期內將會加劇。例如，上述五大區域都位于胡煥庸線的東南，西部只有西三角，秦嶺淮河以北只有京津冀。換言之，如果未來要鼓勵要素在國內自由流動，那么就需要承受一段時期內地區之間發展差異的拉大。

　　如何構建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呢？由于時間所限，我不能展開了，就各用一句話談談四個層面如何推進。在貿易層面，要打造國內版和國際版的雁陣模式。國際版雁陣模式可以在RCEP的范圍內展開。在金融層面，要開展新一輪人民幣國際化，核心是要增強貨幣的計價功能和培養貨幣的真實需求。在開放層面，要把目前的自貿區自貿港做實，并在加快金融開放時防范風險。在機制層面，既要維護舊的國際多邊機制，也要推動新興市場主導的新型多邊機制建設。前段時間RCEP的成功簽署，就是一個例證。

　　注：本文為筆者于2021年1月10日在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年會上的演講實錄，已經筆者本人審閱。轉載請務必注明出處。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