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任澤平、熊柴

　　2020年初，我們倡導“新基建”，從學術討論走向社會共識和國家戰略，并成為市場重大機會。提出“中國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危機漸近，全面放開生育刻不容緩”，推動社會認識深化。房地產市場運行符合“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框架。保持客觀、理性、專業、建設性的態度，做有溫度、有情懷、有格調的研究。

　　一、2021年美國經濟：刺激國內經濟優先，聯合盟友制衡中國

　　1、拜登對內政策的核心是抗擊疫情和財政刺激

　　拜登上臺后將以抗疫為首要工作，實行口罩令、社交隔離、疫苗接種；并施行財政刺激和寬松貨幣政策推動美國經濟復蘇。

　　美國疫情形勢嚴峻，抗疫任務艱巨。

　　財政政策發力短期救濟、結構性稅收、基建、綠色新政等方面。短期財政救濟包括提供失業救助和企業貸款等。稅收政策兼具調節收入分配和彌補財政缺口作用，提高富人和大企業稅收，增收資本利得稅，減免工作家庭稅收。基建和綠色新政拉動美國投資和擴大就業崗位，計劃斥資2萬億美元用于建立現代化基礎設施和清潔能源。

　　但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可能會受到國會掣肘，民主黨和共和黨在財政刺激規模上存在分歧。若兩黨分治兩會，拜登的財政計劃可能面臨較大阻礙。

　　2020年初疫情發生以來，美聯儲先后通過降息至零利率、無限量化寬松（QE）等手段緩沖疫情沖擊。考慮到美國2021年疫情嚴峻、經濟低迷，預計2021年仍將維持低利率貨幣寬松環境。

　　2、拜登上臺后將聯合盟友制衡中國

　　拜登上臺后將以修復美國經濟為首要任務，內政先于外政；而其外交思路，修復盟友關系優先于對華施壓。

　　拜登與特朗普均將中國的崛起視為對美國的挑戰；但在對華策略上，拜登反對特朗普的單邊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過聯合盟友制衡中國。

　　貿易領域，美國可能轉向非關稅手段打擊中國貿易不正當行為，以及通過制定國際規則制衡中國。在貿易領域，拜登更關注補貼、傾銷、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問題，以及建立盟友統一戰線利用現有貿易法律制衡中國。

　　科技領域，美國可能會通過制定行業標準打壓中國，但會避免中美科技脫鉤。

　　人才交流領域，預計拜登政府將逐步恢復在文化教育、公共衛生等非敏感領域的人才交流項目，放開移民限制。

　　外交領域，美國將修復盟友關系，重塑領導地位和國際規則。

　　二、2021年中國經濟：經濟持續恢復，但不宜盲目樂觀

　　2020年3月以來，中國經濟持續恢復，出口、基建和房地產投資是主要拉動力量。疫后中國經濟復蘇的主邏輯是：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發力，基建和房地產投資起到逆周期調節作用；防疫物資、居家辦公需求激增、中國生產替代效應，以及下半年歐美需求恢復，出口超預期高增。

　　但經濟恢復基礎不牢，隨著逆周期調節政策力度減弱，基建和房地產投資面臨放緩壓力；消費仍受就業和居民收入抑制，恢復緩慢；如果歐美疫情逐步緩解，“疫情受益型”出口將放緩。2020年5月是政策頂，2021年1季度前后可能經濟頂，回歸潛在增長率，但經濟復蘇的韌性較強。

　　基建投資的快速反彈難以持續。基建投資是典型的逆周期對沖力量；隨著經濟逐步恢復，基建逆周期調節的必要性大幅下降，疊加地方財政壓力大，擠壓基建支出空間。10月基建投資當月同比7.3%，但1-10月全國財政收入同比-5.5%。

　　房地產是周期之母，房地產短期看金融。2020年在低利率和貨幣寬松的推動下，房地產市場的復蘇對3月以來的這一輪經濟復蘇周期貢獻明顯。但是，隨著5-6月以來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邊際收緊，未來房地產銷售和投資均面臨回落壓力，但考慮到2020年拿地較多、2021年長租房發力，預計房地產投資韌性較強。房地產長期看人口，區域分化將是未來的主流。

　　出口面臨下行壓力，但仍有韌性。8月以來出口當月增速始終保持9%以上的高增速，主要是疫情相關的防疫物資、居家辦公激增，中國生產替代效應，以及下半年來歐美需求恢復。2021年隨著疫苗大面積使用、歐美疫情逐步緩解，“疫情受益型”出口將放緩，但歐美需求端修復料將加快，海外供需缺口難以快速收窄，出口仍有韌性。

　　就業形勢嚴峻，小微企業經營困難，居民收入下降，導致消費和物價低迷。小微企業是解決就業的主力。1-10月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009萬人，較去年同期少增184萬人，累計同比-15.4%；10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5.3%，較去年同期高0.2個百分點。10月小型企業PMI為49.4%，較上月下降0.7個百分點。宏觀上是數據，微觀上是多少家庭的悲歡離合。

　　通脹整體溫和。當前是豬周期下行疊加經濟周期上行，豬周期下行抑制CPI上漲，經濟周期上行推動PPI環比正增長。從趨勢看，PPI恢復好于核心CPI，印證疫后中國經濟恢復工業生產好于終端需求。預計2021年伴隨經濟恢復，物價溫和上漲，經濟基本面和貨幣環境不足以支撐通脹大幅上漲。

　　值得重視的是，與貨幣金融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傳統教條不同，過去幾十年，全球性貨幣超發、低利率，卻沒有引發普遍的嚴重通脹，主要導致了股市、房市等資產價格大漲，進而導致社會財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進而導致民粹主義、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濫。過去幾十年全球范圍的“低利率、低通脹、高泡沫、高債務”不僅是經濟金融問題，更是深刻的社會治理和收入分配問題，“消費降級與消費升級并存”“底層通縮，高層通脹”“窮人通縮，富人通脹”。因此，調節收入分配、精準扶貧、加大教育投入、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征收房產稅遺產稅等將變得越來越重要。以后分析通脹問題，除了經濟基本面和貨幣金融角度，必須增加結構性和收入分配視角。

　　三、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但不宜過快收緊

　　2020年1-4月，為應對疫情沖擊、托底經濟，央行大幅降準、降息，社融、M2增速快速抬升，貨幣政策處于2016年以來最寬松的時期。5月至今，隨著經濟向潛在增速恢復，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結構性寬松與結構性收緊并存。總量寬松政策在數量層面已經退出，在價格層面保持平穩，但債券市場利率實際上已回升至2019年高位水平。

　　我們認為，2021年貨幣政策大概率繼續保持穩健中性，流動性管理工具與金融監管政策相互配合，穩杠桿、防風險。

　　經濟基本面不足以支撐貨幣收緊，貨幣政策宜保持觀察。總量層面，結構性寬松和結構性收緊并存，長期趨于正常化，社融、M2增速逐步回落。狹義流動性層面，央行重提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流動性“不缺不溢”，預計資金面仍將維持緊平衡。廣義流動性層面，年末信用擴張周期迎來拐點，2021年社融、M2增速將由今年的大幅高于名義GDP增速向“反映潛在產出的名義GDP增速+合理加點”回歸。結構層面，流動性精準投向基建和實體經濟，尤其受疫情影響嚴重的行業、中小微、民企、制造業、高新技術等領域。

　　金融監管或將成為2021年重要的政策主線之一，穩杠桿、防風險。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管理雙支柱體系下，流動性管理工具與金融監管政策相互配合，實現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同時，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將金融創新納入審慎監管，合理控制杠桿，反對不正當競爭，加強用戶隱私保護，平臺經濟商業模式面臨大調整。

　　四、2021年三大風險點

　　1、不要對拜登上臺后的中美關系抱有不切實際的樂觀，美國兩黨已達成對華強硬共識

　　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關系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合作共贏（1979-2000年）、競爭合作（2000-2008年）、戰略遏制（2008年至今）；反映兩黨對華態度，從對華友好的共識到分歧，再到形成遏制中國的共識。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中美產業分工從互補走向競爭以及中美在價值觀、意識形態、國家治理上的差異愈發凸顯，美國政界對中國的看法發生重大轉變，鷹派言論不斷抬頭，部分美方人士認為中國是政治上的威權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貿易上的重商主義、國際關系上的新擴張主義，是對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戰。

　　近年美國兩黨議員在對華問題上態度趨于統一，涉華法案和政策多由跨黨派議員聯合發起、并大多獲全票通過。2020年7月公布的民主黨綱領強調，“民主黨將與盟國一道，發動世界上超過一半的經濟體對抗中國，并盡可能從最強有力的位置進行談判。”此外，即便長期以來作為對華溫和派代表的拜登，自此次總統競選以來對華態度也逐漸強硬。

　　2、謹防觸發重大金融風險

　　以永煤違約為代表的信用債風險集中爆發并非偶然。打破剛兌可以，但絕不能惡意逃廢債。一些僵尸企業，債務風險已經難以掩蓋：近幾年經濟環境不好；2016年以來金融去杠桿；2020年疫情；2020年5月以來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流動邊際收緊。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影子銀行、僵尸企業等金融風險防控仍任重道遠。城投平臺、影子銀行、僵尸企業、地產仍是現階段我國金融風險的幾大“灰犀牛”。在內部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仍強的背景下，金融體系內部風險仍在持續累積。

　　建議：貨幣政策不宜過快收緊，謹防觸發重大風險；金融監管政策與流動性管理工具相互配合，房地產宏觀審慎管理制度、資管新規、MPA考核是三大抓手；健全金融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維護金融安全。

　　3、疫情形勢仍存在反復風險

　　海外疫情形勢仍然嚴峻，全球當日新增病例近70萬，尚未出現拐點；其中，美國日新增近20萬，印度、俄羅斯、巴西3萬左右，意大利、英國、德國和法國超1萬。

　　中、美、德、俄等經濟體研發的疫苗陸續將在2020年底上市，預計可以覆蓋部分發達經濟體。但疫苗生產、儲存、運輸等流程要求較高，新興經濟體明年接種或不及預期。且考慮到人們接種意愿不統一，新冠病毒傳播性極強等因素，不要奢望疫情在短期內徹底結束。據官方消息，2020年底中國國藥、BioNTech/輝瑞、莫德納、牛津/阿斯利康可以上市投產，產量可達10億劑、13億劑、5-10億劑和30億劑，但BioNTech/輝瑞和牛津/阿斯利康實際產量遠低于計劃產量，不確定性仍大。

　　五、中長期三大挑戰

　　1、中美貿易摩擦的本質是在位霸權國家遏制新興大國崛起，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

　　在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爆發初期，我們鮮明地提出三大判斷，與市場流行觀點不同但被后續形勢演化所不斷驗證：“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我方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冷靜和戰略定力”。

　　美國真正的問題不是中國，而是自己，如何解決民粹主義、過度消費模式、貧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難題等。20世紀80年代美國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維持經濟霸權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貿易戰本身，而是里根供給側改革和沃爾克遏制通脹的成功。

　　中國真正的問題也不是美國，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設高水平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貿易戰本質上是改革戰。

　　2、中國少子老齡化問題嚴峻，人口危機漸行漸近。

　　中國人口老齡化加快，2022年將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消失。繼2018年中國出生人口下降200萬后，2019年中國出生人口降至1465萬，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2.6%，總人口突破14億。

　　從長期趨勢看，由于生育堆積效應逐漸消失、育齡婦女規模持續下滑，當前出生人口仍處于快速下滑期，預計2030年將進一步降至不到1100萬，生育意愿大幅降低，出生人口大幅減少。

　　老齡化提高消費降低儲蓄和投資，導致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見頂，2010-2019年中國經濟增速已從10.6%降至6.1%，即將進入“5時代”。

　　3、亟待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積極性，建立高質量發展機制

　　當前地方惰政、企業成本上升、中小企業融資難貴等問題突出，當務之急是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積極性。一是建立高質量發展考核激勵地方政府，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提高質量和效率、減少行政干預；二是帶動企業家積極性，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改善中小創新型企業融資。健全和完善市場機制，支持大中小企業和各類主體融通創新，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

　　事業都是人干的，中國過去四十年的成功主要是市場化改革、全球化開放、地方區域競爭和民營經濟活力迸發，現在要給地方官員新的激勵機制，給民營企業家吃定心丸，這都涉及重大理論創新突破。

　　六、七大建議：新周期、新基建、新戰略

　　1、大力推進“新基建”，打造中國經濟新引擎。

　　“新基建”兼顧短期擴大有效需求和長期擴大有效供給，兼具穩增長、穩就業、調結構、促創新、惠民生的綜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國經濟新引擎。我們率先倡導“新基建”，引發社會各界大討論，最終從學術討論走向國家戰略。

　　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等科技領域的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的基礎設施，以及營商環境、服務業開放、多層次資本市場等制度領域的基礎設施，這些領域發展空間巨大，增長迅速，經濟社會效益顯著，對上下游行業帶動性強，在未來經濟社會發展中將起到擔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2、加快推進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主導的新型城市化。

　　從國內外經驗看，城市群都市圈化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和科學規律，尤其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和產業的區域集聚效應將更明顯。城市群都市圈更具生產效率，更節約土地、能源等，是支撐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平臺，是中國當前以及未來發展的重點。我們長期旗幟鮮明倡導“城市群都市圈”的新型城市化，尊重人口遷移聚集的基本規律和趨勢。

　　我們建議：1）尊重產業和人口向優勢地區集聚的客觀規律，加快貫徹落實城市群都市圈戰略；2）以常住人口增量為主要標準供給城鎮用地，地隨人走，推行新人地掛鉤；3）優化城鎮用地在地區和城市之間的配置，推進市場化的跨省換地和利益分享機制4）促進人口、土地、技術等要素自由充分流動，調動各區域積極性；5）推動以人地掛鉤、金融穩定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

　　3、盡快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

　　人口因素變化緩慢但勢大力沉，事關國家興衰和民眾福祉，中國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已日趨嚴峻，若不抓緊調整將嚴重影響民族復興和大國崛起。我們長期呼吁，盡快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積極應對人口少子化老齡化。

　　建議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考慮到當前各界對是否全面放開生育并鼓勵生育爭議較大，建議在“十四五”時期可從盡快放開三孩開始逐步推進并觀察效果。

　　4、打通資本市場與科技創新的“雙循環”

　　資本市場在促進科技創新和實體經濟高水平循環方面具有重大作用，是構建“雙循環”的關鍵抓手。在資產端，資本市場精準匹配企業在各個發展階段的融資需求，助力國內產業鏈做大做強。在資金端，資本市場匹配不同種類資金風險偏好，實現社會財富的滾動增值。

　　建議：1）資產端，堅持以科技創新為導向，強化信息披露，提升上市公司質量。2）市場端，穩步推動全市場注冊制改革，完善轉板機制，推動公司法、證券法、刑法等法制配套，整治資本市場亂象。3）資金端，鼓勵養老金等長期資金入市，穩步推進對外資開放，引導私募股權和創投基金產業蓬勃發展，營造良好創新氛圍。

　　5、大規模減稅降費

　　從碎片化、特惠式減稅轉向一攬子、普惠式減稅，全面降低企業所得稅、制造業增值稅、個人所得稅稅率，提高企業和居民的獲得感。同時，通過簡政放權和機構改革，壓縮冗余人員及支出，調動企業和居民的積極性。

　　6、以中美貿易摩擦為契機，大力推進對內對外開放

　　中美貿易摩擦折射出中國在改革開放領域仍有很多功課要做，從這個意義上，此次中美貿易摩擦未必是壞事，中國可以轉危為機，化壓力為動力。坦率講，在降低關稅、放開投資限制、內部審查、打破國企壟斷、更大力度地推動改革開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等方面我們有很多的功課要去做，這是我們客觀要承認的。

　　中國應保持歷史的大局觀和清醒的戰略定力，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建設高水平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建設自由平等、以人為本的公民社會，我們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自然會得到世界的認同，歷史和人民最終會給出最公平的答案。

　　建議：1）全面放開汽車、金融、石油、電力等行業管制，同時升級監管體制，加大對內對外開放，競爭中性，調動企業家積極性。2）降低關稅、放開行業投資限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積極推動建立基于“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的中美自貿區，調動外資積極性。

　　7、確立新的長期立國戰略——新戰略

　　中國當前亟需解決的關鍵問題是新的立國戰略（“新戰略”），即在看清未來幾十年世界政治經濟形勢趨勢的基礎上，爭取一種對我長遠有利的策略，類似1978年后中國的韜光養晦，二戰前英國的大陸均勢，美國成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義。當前中國正處于戰略迷茫期和轉型期，“新戰略”是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是站在全球角度觀大勢、謀全局、干實事的關鍵。

　　從戰略的層面，當前亟需研究：1、歷史上大國興衰的一般規律，新興大國崛起對世界政經格局的影響；2、中國成為新興經濟大國尤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進一步崛起可能面臨的機遇與挑戰；3、中國從經濟大國邁向綜合性大國的新戰略選擇及其前景，如何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承擔相應的全球責任。

　　中國最大的外交關系是中美關系。中美關系的本質是新興崛起大國與在位霸權國家的關系模式問題：韜晦孤立、競爭對抗還是合作追隨？從過去幾百年新興大國崛起的歷史來看，當前所面臨的貿易戰、經濟戰、資源戰、金融戰等都是無法避免、必須面對的，需要卓越偉大的領導人、凝聚人心的夢想愿景、高超的戰略智慧、縱橫捭闔的外交布局、堅決靈活的執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

　　(本文作者介紹：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副主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