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花長春、董琦

　　導  讀

　　自十九屆五中全會以來，金融領域發布了一系列新規——尤其是最近的銀行績效評價——將打破“地產-金融”的閉環，這必將成為我國整個金融業發展的轉折點、實體經濟繁榮的新起點，也是“慢牛”行情的基礎。

　　摘  要

　　自十九屆五中全會以來，金融領域發布了一系列新規，尤其是最近的《關于建立銀行業金融機構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與《商業銀行績效評價辦法》。這一系列政策推出的大背景是，地產信貸居高不下與間接融資體系主導下，經濟高質量發展訴求不斷增強。

　　我們認為這些新規將打破舊有的“地產-金融”的閉環，這將是我國整個金融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財政部2021年發布的《商業銀行績效評價辦法》與2016年版本有兩個重大變化：（1）績效評價范圍更廣，不只包括利潤等指標，而且還直接將服務實體經濟納入績效考核，勢必將改變目前商業銀行信貸投向、業務模式等方方面面；（2）績效評價不再局限主要領導層，還與各個層級的員工薪酬直接掛鉤，從而具備強大的行動力。

　　央行最近公布的“房貸集中度管理”將直接影響信貸結構，有利于建立房地產市場調控長期有效機制。我們粗略測算，靜態極端情況下，對于未來一年地產開發資金整體影響大約在1.8%-3.6%左右；對于地產銷售而言，整體拖累2.5%-5%。我們預判最終影響將在銀行資產規模自然上行和購房者和房企不同銀行間“騰挪”中進一步弱化。

　　對于最近一系列金融新規，我們有三點核心判斷：

　　第一，“地產-金融”舊有閉環將被打破，商業銀行乃至整個金融業行為模式與金融資源投向將被大幅改變；

　　第二，實體融資成本有望進一步下行，這個下降大概率是銀行讓利（即息差縮小）帶來的；

　　第三，這些新規將成為包含制造業的實體經濟繁榮的新起點，也將是權益市場“慢牛”的基礎。

　　正  文

　　1．  金融體系促進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信號正在涌現

　　自十九屆五中全會以來，金融領域發布了一系列新規，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最近兩份文件，即《關于建立銀行業金融機構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與《商業銀行績效評價辦法》。這無疑是通過績效評價、信貸指標等最直接、毫不含蓄地要求金融行業轉型服務實體經濟，改變金融資源投向。

　　兩份文件透露的政策含義基本延續十九屆五中全會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工作定調，圍繞著“新階段、新理念、新格局”，以“金融-地產”這一條核心主線，從供給側解決高質量發展、雙循環構建的問題。整體來看，核心是化解金融系統“灰犀牛”風險，同時在新階段科技和制造業上升期中，削弱間接融資體系里“金融-地產”的閉環，增加金融的實體支持力度。

　　為什么中央在當下集中推行新規來直接改變金融體系行為以實現“金融服務實體”這一訴求？我們認為是房地產信貸高增與間接融資體系主導下，高質量增長訴求大幅提升所帶來的影響，這是邁向新階段的政策破局。2020年年內，房地產新增信貸占人民幣新增信貸34%（Q3），跟15年中的水平差不多，高出2010年15個點左右。存量占比也在29%左右，較2010年高10個點左右。而制造業貸款從2010年開始，整體占比持續下降，從16%左右下降到2018年的10%左右。

　　回到整個國內融資體系，雖然直接融資發展不斷提速，但國內當前間接融資比重依然顯著高于其他銀行主導型國家，大體比重在85%左右（以不含政府債券的社融口徑）。同樣以銀行主導型的國家，例如日本、德國間接融資比重從90年代40%-50%下降到30%左右。因此，基于國內的融資體系特征，整體間接融資仍將在未來高質量增長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兩個政策的核心引導還是基于銀行體系來進行調整。

　　2．   兩大政策下，制造業受益的確定性上升

　　基于上述背景，兩大政策會有什么經濟影響？我們認為制造業受益的確定性上行，無論是資金流向還是融資成本，制造業將從量與價兩個維度在長期將受益于政策的實施。與此同時，地產端短期有擾動，銷售端的擾動大于：

• 商業銀行績效評價的改變，主要是評價結果與薪資掛鉤（銀行負責人和銀行工資總額），核心作用是逐步引導商業銀行經營方向，增強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支撐。

• 房貸集中度管理政策，是地產融資長效管理機制的深化。直接影響上，對地產銷售擾動要大于地產開發投資。

　　2.1．  新《商業銀行績效評價管理辦法》最關鍵的兩個重大變化

　　相比較2016年銀行績效評價標準，2021《辦法》有兩個重大變化：

　　第一，績效評價范圍更廣，不只包括利潤等指標，而且還直接將服務實體經濟納入績效考核，勢必將改變目前商業銀行信貸投向、業務模式等方方面面。最新出臺的《辦法》將改革前的盈利能力、經營增長、資產質量、償付能力四大類指標，調整為服務國家發展目標和實體經濟、發展質量、風險防控、經營效益四大類，每類權重均為25%。新版評價由之前只重視利潤、不重視“經濟質量”，轉向既重視銀行利潤，又重視銀行對實體服務能力；從之前的完全結果導向轉向現在的流程、結果全面管理的導向。

　　新指標體系重點突出了商業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職能。新指標體系最大的變化是增加了服務國家發展目標和實體經濟這一指標大類，其中包括服務生態文明戰略、戰略性新興產業、小微企業等具體要求，旨在激勵商業銀行更加有效貫徹落實國家宏觀政策，促進商業銀行與實體經濟的良性互動、共生共榮。

　　具體新增的服務國家發展目標和實體經濟的指標來看：

• 服務生態文明方面，銀保監會數據顯示國內21家主要銀行綠色信貸規模從2013年末的5.2萬億元增長至2017年6月末的8.22萬億元[1]。根據《2019年中國銀行業社會責任報告》，截至2019年末，21家主要銀行綠色信貸余額為10萬億元，在2017年的基礎上繼續增長。從五大國有銀行的數據看，綠色信貸的占比總體表現出上升趨勢，《辦法》的出臺有利于延續這一趨勢，使得金融資源更多地傾斜于生態文明戰略。

• 服務小微方面，在大力度的金融支持政策下，2020年上半年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增速逐季提升；在2021新年致辭中，易綱行長提到，2020年“實現1.5萬億元金融系統向實體經濟讓利目標”。《辦法》明確了考核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兩增”指標，未來在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實現“兩增”的同時銀行貸款平均融資成本趨于下降，為更多小微、制造業企業減負。

　　第二個重大變化，由2016版的重視負責人績效考核（結果考核）轉變為全員考核。結合最近關于銀行工資總額方面的新規，我們可以看出，新版績效評價，不僅對銀行高層影響大，而且對全員薪酬都有重要影響，從而建立全員響應“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要求。從“整體”到“人均”，發展質量類指標更注重商業銀行的人均效能，銀行經營質量考核要求提升。新指標體系增加了發展質量指標大類，包含人均凈利潤、人均上繳利稅等考核要求。相對的，刪去了舊體系下的資產利潤率、成本收入比、經濟利潤率等反應整體經營經營情況的指標。長期看，人均指標的或促使商業銀行進行瘦身，減少冗余人員，提升經營效能。

　　另外，風險防控要求不減，指標大類“二合一”。新指標體系設置了風險防控指標大類，主要是在原先體系中資產質量狀況和償付能力狀況兩類指標的基礎上進行了篩選，剔除了杠桿率、一級資本充足率等指標，保留了撥備覆蓋率水平、流動性比例、資本充足率指標，并將不良貸款率拆成了不良貸款率和不良貸款增速兩個指標。此外，績效評估辦法在經營效益大類下新設分紅上繳比例指標，鼓勵商業銀行將收益通過分紅的方式分享給股東，最終實現回饋社會。

　　整體來看，新的績效評價體系從長期將影響銀行經營方向，對于服務國家發展目標和實體經濟的要求將越來越明晰，銀行體系對實體經濟（制造業）的“讓利”將更加充分。

　　2.2．  “房貸集中度管理”推動地產融資長效機制構建

　　2020年12月31日，央行聯合銀保監會發布《關于建立銀行業金融機構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簡稱《通知》），針對不同的商業銀行，分別給出了房地產貸款余額和個人住房貸款余額的要求。

　　根據國泰君安銀行組測算，銀行業整體達標壓力不大，但個別銀行資產投向可能需要進行調整。國有行及股份行的達標壓力多是個人住房貸款占比超標，而城商行的達標壓力多是對公房地產貸款占比超標：

　　其中，從壓降規模來看，以主要上市銀行達標情況看，目前開發貸要壓降6228億元，按揭要壓降8444億元。我們如果以靜態視角來觀察，2-4年的過渡期，平均來看開發貸資金年均壓降大概在1500-3000億左右，按揭資金年均壓降大約在2000-4000億左右，由于個人按揭和國內信貸占地產開發資金來源比例相似，基本在15%左右波動，對于地產開發資金整體影響大約在1.8%-3.6%左右。對于地產銷售而言，若以按揭比例50%來算，拖累商品房銷售金額大約在4000-8000億元左右，整體拖累銷售2.5%-5%。

　　以上測算均基于靜態角度，沒有考慮銀行資產分母端的自然增長，也忽略了房企或購房者在不同銀行間的轉換騰挪。若動態考慮上述影響，對于開發資金以及銷售的影響還將進一步弱化。

　　3．  系列金融新規是我國整體金融業發展的轉折點，也是實體經濟繁榮的新起點

　　我們認為需要重視當前一系列政策的方向性信號，并進一步關注經濟結構優化帶來的紅利：

　　1）“地產-金融”舊有閉環將被打破，商業銀行乃至整個金融業行為模式與金融資源投向將被大幅改變；

　　2）實體融資成本有望進一步下行，這個下降大概率是銀行讓利（即息差縮小）帶來的；

　　3）這些新規將成為包含的實體經濟繁榮的新起點，也將是權益市場“慢牛”（或稱之為“新格局”牛）的基礎。

　　首先，無論是績效評價，還是房地產信貸要求下，“實體經濟（制造業）—金融”的良性循環有望取代“地產—金融”的舊有閉環。受益于中國房價長期趨勢，房貸在很長時間內都是商業銀行的優質資產，但金融資源過于集中在房地產行業無疑將加大金融風險。上世紀90年代房地產泡沫破裂后，日本跌入“失去的二十年”的教訓尚在眼前。我們預計兩項政策將鼓勵商業銀行走出舒適圈，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將受到更多信貸資源傾斜。

　　其次，流入實體的信貸資源或將出現“價跌量升”，免除實體經濟繁榮發展的后顧之憂。長期角度，信貸資源從房地產行業進入實體，大量的資金需要尋找出口，而實體經濟信貸需求能夠擴張的幅度相對有限，商業銀行存在“以量沖價”的動機，銀行的凈息差將明顯下降。

　　最后，近期金融新規，從金融體系發展角度做出了標志性的改變，整體從“新階段、新理念、新格局”三新核心要義出發，為應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訴求打下基礎。對于十四五時期的中國經濟增長，我們認為將進一步弱化對于經濟增速的要求，集中轉向對質量的訴求：

　　我們測算，未來3-5年我國經濟潛在增速大約在5.0-5.5%的區間波動。資本存量將從接近9%的增速放緩至7%左右。勞動力貢獻，根據國際勞工組織預測的數據，在勞動參與率保持不變的前提下，預計“十四五”期間勞動人口的年均增速為-0.15%，未來五年人口紅利仍會不斷衰退。經濟核心貢獻將源于技術（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預計“十四五”時期TFP年均增速將超過2017年1.4個百分點。

　　在總量增速趨緩的背景下，我們將會看到的是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實體經濟的真正繁榮。傳統制造再上臺階，高技術制造多點開花，特別是新興產業的發展。通信、計算機和電子（ICT）科技產業通常在十年經歷一個大周期。1999年電子商務、互聯網大潮興起；2009年移動互聯網浪潮和平臺經濟興起。新一輪十年ICT科技產業向上周期開啟的前一年全球經濟都經歷了疫情危機而出現下行。我們認為，2021年-2023年確定無疑是下一個十年的路口，結構紅利之中將伴隨著新一輪ICT產業的向上周期。

　　大國經濟新階段，金融新規利于制造業重新繁榮（雖然高增長已經結束），是我國資本市場“慢牛”的基礎。

　　[1]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2/21/content_5267818.htm?cid=303

　　(本文作者介紹：國泰君安研究所首席全球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