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劉元春

　　未來五年“四低兩高”的經濟運行模式依然會持續。“四低”主要體現在持續的低增長，持續的低貿易，持續的低通脹，持續的低利率；“兩高”表現在高債務和高風險上。

　　關于低增長，今年是一個非常低的低點，明年會擺脫低點。但是擺脫低谷會不會使我們回到過去4%左右的穩態增長環境呢？我們認為是否定的。

　　未來的增長不僅僅是不確定性很大，同時更重要的是新冠疫情對整體經濟基本面帶來了結構性深層次的實質性沖擊。這些沖擊大家的預測差別非常大。而影響未來經濟的因素中，有一個現象不容忽視，就是大家期盼的技術革命對于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越來越弱，而不是越來越低。

　　產業革命和技術革命的突破和發展，要著重看幾個方面：一是有沒有基礎理論突破，二是有沒有重大技術和工藝的突破，三是有沒有產生蜂聚現象，四是產業化似乎處于加速狀況，五是從經濟增長、經濟組織方式、社會模式的重大轉變進行研判，這幾個研判并不支持我們近幾年有重大的技術革命和組織革命。

　　未來五年，技術進步并不支持我們擺脫長期停滯的狀況。

　　另一個很重要的參數是人口老齡化，在未來幾年會出現加速。特別是從2020年到2035年全球老齡化率從9%越過10%，這導致世界儲蓄率會發生一系列變化，資本形成會產生一系列系統性的變化。這幾大變化導致低增長會持續。

　　目前世界正在經歷第四次逆全球化，人類經歷了四次逆全球化，這四次逆全球化一個很重要的基本規律是在大國博弈、超級博弈的時期，逆全球化往往不是在五年八年，而是持續二十年左右，從2008年到現在已經持續12年的逆全球化，是不是結束了？答案否定的，逆全球化還會進一步進行。特別是新冠疫情使安全問題、產業鏈的備胎問題全面提出，即使新冠疫情得到全面控制，產業鏈供應鏈的重構也會導致逆全球化更進一步。全球出口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最高點26.5%下降到2019年21.6%，下降4個點。今年一年下降5個點。

　　我們預計未來幾年，這個數字依然不好看。IMF預測未來出口增長反彈之后會有一個快速的回落。

　　第三個問題是，全球是不是在大刺激之后馬上出現通貨膨脹？我們的判斷，目前全球將維持低通脹，特別是發達國家和新型經濟體的狀況，基本上保持一個很低迷的狀況。同時大宗商品價格指數也不會像很多人講的，在后疫情時期會出現超級反彈的過程。這樣也會給我們帶來很多的警示。

　　第四個問題是低利率。美國、歐元基本上是零利率，美國和英國基本上是接近零利率，全球的均衡實際利率已經為負，重要資產的收益率也是處于歷史最低點。低利率的形成，使大家考慮很重要的問題是世界經濟是不是會日本化。因為日本在這種低利率、低增長、老齡化的狀況下已經持續了接近三十年的時間。

　　同時，高債務將進一步持續。到今年10月份全球債務總量已經達到272萬億美金，債務率升至365%，這個數字很高。而這個過程中，一個是國家由于今年財政赤字率導致政府債務率大幅度上揚，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率已經達到124.7%，已經超過了二戰后1946年最高點。新興經濟體也達到了65.3%的歷史高峰。更為頭疼的是，在債務這么高的狀況下，金融領域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脫實向虛，全球股市中納斯達克指數在這幾個月增長42.7%，道瓊斯指數增長了5.8%，我們的上證、深證增長得也不錯。但是經濟增長速度是一個大缺口。因此在未來幾年，特別是明年，全球泡沫化，脫實向虛有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這個主題帶來的是什么？是一個高級的金融風險問題，因此我們看到的高債務、高風險在目前這種結構搭配下出現問題。這使經濟運行四低兩高不僅沒有解決，還會進一步持續。

　　世界上面臨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在沖突中進一步惡化。不僅在惡化，而且解決的方案又成為比問題還要嚴重的問題。原因之一是我們沒有找到解決不平衡問題的方法。世界的不平等已經很嚴重，二戰前夕大家會看到世界的解決方法是德國模式、北歐模式、蘇聯模式、美國模式，這幾種模式在收入不平等問題上、在全球化這個時代已經全面破產。美國在這次競選中幾位候選人對于不平等提出了幾大方案，一是全民收入計劃，二是全球資本稅收體系，三是新國家主義。這幾種方案能解決目前的問題嗎？我們很擔憂。并且更重要的是，全球這個問題在各大板塊、各個國家得到了深化，同時財富分化現象比收入分化現象更為嚴重。所以第二個很重要的是，由于收入不平等難以解決，那么植根于收入分配之上的社會分化、社會激化、社會民粹化，將會上升到一個新的階段。我們所看到民粹主義短期得不到解決，民粹主義指數目前已經跟1933年的歷史最高點大致相當。同時民族主義、孤立主義在這種狀況下難以得到解決。最明顯的是區域主義代替世界主義，一系列的協議都是立足于區域做一些事情。更為重要的是，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種主義孕育出來的強人政治和個性政治，不僅不會緩和，反而進一步加強。大國領袖有特點，小國領導也超級有特點，因為有特點的選民選出有特點的領袖，大家也會看到我們的地緣政治全面惡化，地緣政治指數已經達到歷史高峰。

　　所以我們會看到，未來五年依然是一個超級時代，在這個超級時代我們面臨的風險前所未有。亞洲時代到來，是不是會減少我們的一些問題呢？世界的中心向亞洲轉移，亞洲的中心向中國轉移。但是我們會看到世界的角力完全向亞太區域轉換，這個轉換使我們成為沖突的焦點。我們怎么進行定位，非常重要。還有就是金德爾博格陷阱的問題，比如美國拜登政府上臺是不是提供了新一輪的世界公共品？這個答案也是否定的。

　　世界經濟剛剛開始全面開啟新一輪的低迷期，我們沒有找到世界復蘇的方法。各國的結構性問題和世界結構性問題將持續發酵。全球低速增長必定會帶來全球利益分配模式的持續變化。就是這個蛋糕越變越小，分蛋糕的方法越來越惡劣，并帶來各國沖突和世界格局的變化，大國博弈持續掀起新浪潮。八大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反而進一步惡化，同時疫情不僅僅使一些表象性的問題惡化，更重要的是基礎性、結構性、趨勢性的因素發生重大變化。

　　未來五年是中國的關鍵期，保持中國經濟相對穩定，帶來格局和博弈的質變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必須作出一系列的考慮，一是如何突破卡脖子的約束，二是如何改變不對稱的博弈，三是如何在博弈激化中穩住基本盤，四是在新一輪大變局中構建新的合作平臺和新的競爭力，五是在世界動能弱化的時候如何構建國民經濟循環的新動能，這很自然地延伸出我們在五中全會談到的新發展格局來進行調整深化過去的各種戰略，這種戰略一是科技自立自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控制實現創新驅動。二是推動關鍵環節的改革，實現第二輪制度的紅利。三是實行需求擴大戰略，推進需求側的改革。四是通過教育強國，人才強國，推動人口紅利轉換為人力資源紅利。

　　（本文節選自2020中國企業改革發展峰會暨成果發布會，刊發于12月29日企業思想家微信公眾號。）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