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殷劍峰

　　近期中央連續發布了三個重要文件，即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下稱“公報”）、十四五規劃綱要建議稿（下稱“規劃”）和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簡報（下稱“簡報”）。其中，公報設定了直至2035年的未來15年遠景目標，規劃從經濟增長動力、產業結構、需求結構、人口和對外開放等幾個重要方面闡釋了未來5年的發展戰略，簡報則進一步明確了明年工作的重點任務。這三個文件相互銜接，由遠至近、由宏大戰略到具體戰術對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部署。

　　筆者以為，理解中央精神需要基于對未來全球格局的幾個判斷：第一，發達經濟體相對衰落和新興經濟體崛起的此消彼長趨勢將會得到延續，甚至加快。除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此次新冠疫情的沖擊，發達經濟體都在面臨由人口老齡化、技術進步停滯、收入分配惡化等因素造成的長期停滯問題；第二，全球經貿格局正在從2008年全球危機以前的以美國為中心、以WTO為紐帶的全球化轉向以中、美、德為主導、由區域貿易協議推動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了新“三國志”格局——以中國為中心的亞太網絡、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網絡和以美國為中心的美洲網絡，區域經貿網絡的競爭和融合是未來全球化的主旋律。其中，亞太網絡規模最大，RCEP的簽署將進一步刺激亞太網絡的發展；第三，中國將很快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但中國自身的發展面臨很多挑戰，突出表現為內循環不暢，外循環面臨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擠兌。

　　就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可以看出，政策層面對形勢保持高度清醒，認為盡管疫情后中國經濟恢復較快，但“明年世界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復蘇不穩定不平衡”，因此，“宏觀政策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急轉彎”。在經濟發展的大方向上，簡報指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兩個重要的抓手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后者是最新的提法，意味著未來將從原先只注重供給側轉向要關注供求兩側。這種變化實際上隱含地指出，在經歷了多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后，目下的矛盾焦點至少在短期內是需求側的問題。

　　從簡報為明年確定的八項任務看，筆者認為有幾大看點：

　　第一，科技自強與平臺整肅。政策層面對“創新”的認識已經從以往全面鼓勵包括互聯網金融在內的各種平臺創新，甚至默許監管套利，轉變到對突破核心技術的大力支持和對數字平臺盲目擴張的管制。八項任務的第一項和第二項均涉及科技自強，其中，第一項任務“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指出“發揮新型舉國體制”，這與第二項任務“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中提出的“實施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相呼應。與此同時，第六項任務“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則主要針對的是近些年的各種數字平臺，尤其指出“金融創新必須在審慎監管的前提下進行”。

　　第二，需求管理和財政政策。實際上，從“雙循環”的提出到此次簡報，中央已經意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短板在于內需不足。在簡報中第三項任務“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中，就擴大消費而言，意識到這并非一日之功，所以指出“擴大消費最根本的是促進就業，完善社保，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同時“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費”——這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相匹配，也意味著財政支出的轉向。比較而言，內需中的投資在短期內對經濟拉動作用似乎更加重要，尤其是“中央預算內投資”的作用。從投資方向看，包括數字經濟、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制造業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投資、城市更新行動等。從需求管理政策看，明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可能有兩個變化：財政支出更多地轉向公共服務和少數重大基礎工程，同時，支出的責任將更多地上交給中央。

　　第三，改革是基礎和前提，但需要以開放促改革。從簡報第四項任務“全面推進改革開放”的內容看，有兩處值得注意，即“國企改革三年行動”和“要積極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簡稱CPTPP）。CPTPP與已經簽署的RCEP存在三個重要差異：其一，涉及國家范圍不同，CPTPP包括美洲的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等，因此，如果中國進一步加入CPTPP，則以中國為中心的亞太經貿網絡將融合進除美國以外的美洲網絡；其二，關稅減免和去除非關稅壁壘的力度和范圍不同，CPTPP的力度更徹底，范圍更廣；其三，規則不同，CPTPP涉及國企、勞工、環境和知識產權等方面。對國有企業占比較高的我國來說，尤其是國企“競爭中性”的問題非常敏感。從這里可以看出，在加入RCEP后，繼續表態要加入CPTPP，說明政策層面已經意識到未來全球經貿格局的競爭態勢，不積極開放就會被動“離群”。為此，必須用更加積極的對外開放來倒逼國內改革。

　　第四，住房政策徹底轉向，“房住不炒”落實到具體行動。簡報第七項任務“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用了大量篇幅講述租賃房建設和長租房政策，表明過往以來的“房住不炒”正在從主要依靠政策昭示變成具體的行動，即“土地供應要向租賃住房建設傾斜，單列租賃住房用地計劃，探索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和企事業單位自有閑置土地建設租賃住房”。這種政策轉向將對明年房地產市場、尤其是大中城市房地產市場產生深刻影響，一個基本判斷是，房地產銷售和房價過快上漲的態勢將得到根本扭轉。

　　第五，防風險，尤其是地方政府債務及其衍生的風險。從2018年以來，歷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提出要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但此次簡報中在第四項任務中明確提出要“打擊各種逃廢債行為”，尚屬首次。當然，逃廢債行為不僅限于地方政府，但未來的焦點主要是地方城投和其他國企債務。從我們對地方政府債務（含地方政府本身的負債和城投平臺的負債）的跟蹤測算看，明、后兩年將是償債高峰，部分省市將面臨巨大的償債壓力。與地方政府債務相關的另一個衍生風險就是中小銀行問題，除了擴大資本補充渠道外，未來兩年恐需要加快失敗銀行的退出。

　　(本文作者介紹：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