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廖群

　　城市群的興起過程，是內需的空間重新配置過程，也就是內需在地理上的循環過程。我國正在形成以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和京津冀為首的十九大城市群，是加快內循環的又一新維度。

　　目前中央及各部門正在制訂十四五規劃及確定2035年發展目標。我國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今后5年、15年以至更長時期的發展格局當然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對新格局很多新提法，包括雙循環、高質量發展、創新發展、綠色發展、包容性增長、平衡增長、低風險增長等等。筆者認為，這些新提法中最新穎、標志最大轉變、最切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是雙循環。

　　雙循環的官方表述為，我國經濟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由此表述可以看出，雙循環的主流是國內大循環，簡言之內循環； 新發展格局的主旨是加快內循環。

　　為何現在提出加快內循環？當然并不表明放棄甚至是放松國際循環，即外循環。對外開放仍是基本國策，外循環應該繼續盡力而為， 就像我國最近促成了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貿易協定》）的簽署并表示積極考慮參加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所顯示的那樣。但同時應該認識到，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鑒于東、西方， 尤其是中、美兩國地位的此長彼消，美國及其他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國的持續崛起將不斷遏制，不管誰當美國總統都將是如此，且世界“去全球化”趨勢也難以改變。面對這一變局，我們一方面應盡力地反遏制以保外循環，另一方面則必須正視今后外循環阻力不斷增大的趨勢并相應地調整我國的發展布局。

　　我國的外循環，主要體現在我國與外國的商品貿易、服務貿易、直接投資和金融投資四大領域。美國正在推動與我國在這四大領域的脫鉤。在商品貿易領域，中美貿易戰已戰火連天地打了兩年多， 拜登上任后雖對我國產品的加征關稅可能有所調整，但總體而言會將貿易戰繼續打下去，且會將此延伸至服務貿易領域。 在直接投資領域，我國的對美投資，尤其是科技投資， 一直受到美方的嚴格限制， 近兩年來更到了幾近被禁的地步； 美國的對華投資也已開始受到強力遏制。在金融投資領域，本來就雙向都不多，今后要增加將更為困難，最近特朗普政府禁止美國投資者買入所謂與軍方關系密切的我國企業股票就是例證。問題還在于， 美國極力拉攏其西方盟國跟隨其與我國脫鉤， 雖最后多少國家會跟隨目前難以預測，但無疑意味著形勢將更加嚴峻。

　　所以，雖近日來隨著拜登當選美國總統和RCEP簽署市場出現樂觀氣氛，但此難長久， 中長期而言，我國的外循環環境必將惡化，上述4大國際貿易投資領域的增長比以前放緩將是既定之勢，甚至不排除在某些時期出現下降。美國總統選舉后拜登的講話和奧巴馬推出的新書中關于中美關系的表述顯示了這一點。

　　至于放緩的程度，應該說目前還難以預測。但放緩的趨勢已足以引起我們的警覺并采取應對措施，急速放緩甚至下降的可能性也不可忽視，更要求我們未雨綢繆以有備無患。

　　另一方面又應該看到，我國內循環的潛力巨大，過去在外循環快速時被低估與低待。現既然外循環受阻，加快內循環是必然的應對之舉。其實不光是應對之舉，從經濟發展規律來看，也是水至渠邊； 我國經濟發展到今日內循環的潛力已到了大顯與爆發之時， 同時對于外循環的依賴度也比以前大大降低。

　　因而，以內補外，即以內循環加速補外循環放緩，即必須，又可行，這就是雙循環的邏輯所在。

　　關于加快內循環的要義，第一，其目的是做大做強內需，即經濟的內部需求；第二，其手段是加速內需在國內市場的循環；第三，其應與外循環相互促進。

　　關鍵在于如何做到第二點， 即如何加速內需在國內市場的循環。所謂循環，就是主要依賴內力自我實現式地運動， 則內需在國內市場的循環就是內需主要依賴國內市場的力量自我實現式地增長。如何加速此內循環呢？應在四個層面或方向上展開。一是在商品/服務供需的匹配及流通層面，優化內需與內供（國內供給）的對接。我國在這方面有很大的改進余地。比如，很多居民去國外購買高檔消費品，甚至購買我國的出口產品，說明國內的供給未能充分滿足我國居民的消費需求。在這一層面上的優化是加快內循環的基本內容與要求。二是在經濟體制與市場機制層面，優化所有制結構和生產要素配置。經濟應對內進一步開放，在國民經濟中降低國有經濟的比重，相應地增加民營經濟的比重。同時，生產要素的配置應進一步市場化，在勞動力/人力、資金/資本、設備/土地等方面消除地區、行業及層級壁壘。在這一層面上的優化是加速內循環的根本保證與要求。三是在產業層面，加速產業/產品結構的升級，即加速傳統產業/產品的淘汰和新興產業/產品的成長。應進一步推動九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崛起，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的崛起。當前我國乃至全球經濟正在向智慧社會轉型。這一轉型將同時催生智慧型需求， 即智慧型消費和智慧型投資，和智慧型供給，即智慧型產業/產品以及通過“物聯網+”進行傳統產業/產品的智慧型改造。如此的轉型必將是內需和內供的大循環，是加快內循環的難得新機遇。四是在地區層面，加速地區經濟結構的升級，方向是加速城市群的興起。人類經濟發展史告訴我們，內需將日益地聚集于城市群。城市群的興起過程，是內需的空間重新配置過程，也就是內需在地理上的循環過程。我國正在形成以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和京津冀為首的十九大城市群，是加快內循環的又一新維度。

　　如此地加快內循環，將是今后我國經濟發展新格局的主要支柱和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同時也將對世界經濟貿易發展格局產生巨大影響。那么對于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經濟有什么意義呢？意義也是深遠且決定性的。

　　香港經濟的定位一直是我國與世界聯結的“超級聯系人”，在本文的語境下便是我國外循環的一個超級樞紐。今后我國形成雙循環格局，其中外循環持續，香港將繼續作為其超級樞紐，從而香港以其國際化優勢作為我國與世界之間“超級聯系人”的定位不變，香港經濟將繼續得益于此，同時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作出貢獻。

　　但如前所述，必須認識到我國的外循環今后將遇到重大阻力，從而循環速度勢比以前放緩甚至下降。則香港的外循環樞紐功能將不可避免地受到相應的負面影響。近幾個月來美國對香港的各項制裁已經表明在中美沖突中香港不可能獨善其身，所以不能指望香港的外循環樞紐走勢與我國的外循環走勢背道而馳。

　　這并不是說今后我國外循環將不保， 香港的外循環樞紐角色將喪失。我國外循環和香港外循樞紐所通過的貿易與投資業務的當前規模可望得以保持。可是增長呢？香港經濟要保持以前的增長速度， 就要求支撐此增長的外循環樞紐相關貿易與投資業務保持以前的增長速度。

　　這能夠做到嗎？香港外循環樞紐相關貿易與投資業務就是上述我國外循環的4大貿易與投資領域業務通過香港實現的部分。既然外循環的4大領域增長放緩，那么其通過香港實現部分的增長也將隨之放緩，這是邏輯的推論。何況，香港還面臨著深圳、上海、廣州等城市在外循環方面的持續競爭，內部又存在著社會運動損害樞紐功能并導致外資撤出的威脅。所以我們不得不對今后香港外循環樞紐業務的演變進行認真的思考、分析與預測，正視該業務增長放緩的趨勢，并從風險角度考慮最壞情況下此業務下降的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香港經濟與我國內地經濟緊密相聯，會弱化于我國外循環的放緩，也可增強于我國內循環的加速。那么邏輯上便是，既然弱化于外循環放緩，何不增強于內循環加速而將損失補回來呢？在此意義上，香港也應以內補外，可謂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這就是雙循環對于香港的意義所在。

　　此意義要求香港經濟融入我國經濟的內循環過程之中。如果說我國的雙循環是勢在必然，則香港經濟融入其內循環就是大勢所趨。其實，這也正符合中央對于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粵港澳大灣區的新期望，且指出了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大灣區的一個實際切入點。其實，就算我國外循環不放緩，只要內循環加速而香港又被賦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大灣區的機遇，融入內循環就是必然與可取的。

　　在此解釋一點，上面所說的香港外循環樞紐業務放緩是就傳統或當前樞紐業務的變化趨勢而言的，今后香港經濟融入我國內循環，結果有可能催生香港新型的外循環樞紐業務。這對我國而言將是內循環與外循環相互促進的一個方面， 對香港而言則為香港的外循環樞紐或“超級聯系人”角色增添新的功能。至于如何能夠做到這一點， 是一個大課題，容待另文探討。

　　(本文作者介紹：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