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央行研究

　　本文作者：阮健弘 趙增德 葉歡 王磊 蘇禎 劉小二 于慶蕊 李玉姣

　　摘   要：企業利潤是成本轉換、增值的結果，企業的成本結構決定了其利潤率和競爭力。本文基于 Vargo 和 Lusch 提出的“服務主導邏輯”，創新性地將企業成本劃分為“受動性成本”和“能動性成本”，認為“受動性成本”的作用是轉移價值，“能動性成本”的投入才是企業升級轉型、提高利潤率的關鍵。在實證分析上，本文使用工業企業成本調查數據，應用多元回歸模型和門限回歸模型考察了企業利潤率與能動性成本投入的關系，結果表明：企業研發費用、職工教育基金、銷售人員薪酬等能動性成本投入對企業利潤提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種效果在大中型企業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在高附加值和低附加值行業也非常明顯。

　　關鍵詞：服務主導邏輯 能動性成本 企業利潤率 門限回歸模型

　　企業利潤是企業成本轉換、增值的結果，企業的成本結構決定了其利潤率和競爭力，進而決定了宏觀經濟的層次和結構。本文遵循“商品主導邏輯”到“服務主導邏輯”的理論主線，研究了企業成本結構對企業利潤和企業競爭力的影響，提出了企業在優化成本結構方面的應對舉措，探討了政府在推動企業轉型和促進經濟升級方面的政策措施，這對于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經濟轉型升級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主要理論和文獻回顧

　　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和生命力是顧客價值創造，關于顧客價值創造，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種是商品主導邏輯，另一種是服務主導邏輯。

　　（一）商品主導邏輯和服務主導邏輯的價值內涵

　　商品主導邏輯源于工業革命時期。1776年，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國家財富主要來源于具有生產性的產品，而非生產性的服務只是次優產出。此后的幾個世紀，學者對商品和服務的研究，都將商品擺在主導位置，并且將商品和服務嚴格分開，由此衍生出商品主導邏輯的概念。Zeithaml等（1985）指出在新古典經濟學的世界里，“生產性”商品處于中心位置，而“非生產性”的服務則被定義為一種特殊商品，而且是一種次優或低等商品。商品主導邏輯根植于古典經濟學，高度反映了工業經濟特征，將“商品”看作是價值創造和國民財富積累的核心要素，而沒有給予商品生產和銷售過程中涉及的知識、技能等操作性資源應有的重視。

　　20世紀后半葉，在信息革命的大背景下，商品和服務的關系日益模糊，難以區分企業向市場提供的究竟是商品還是服務，越來越多的企業把注意力從商品轉移到了服務上面，很多制造企業中，服務的投入比重甚至超過了制造，服務收入的比重也超過了制造品的收入比重，于是，服務主導邏輯的理念逐漸浮出水面。Berry（1983）認為交換本質上是建立關系而非交易，Gronroos（1983）認為質量是客戶感知而非技術標準，Phillips、Ochs和Schrock（1999）指出客戶不是購買產品，而是購買該產品的服務能力，并認識到使用價值相對于價值的重要性，提出了“產品已死、服務永存”的觀點和理念。Vargo和Lusch于2004年首次正式提出了服務主導邏輯的概念，又于2008年、2016年對服務主導邏輯的理論進行了完善，對商品主導邏輯和服務主導邏輯進行了嚴格區分。該理論指出：幾乎所有經濟體都在生產和交換比商品更多的服務，服務需要更多的關注；服務是一切經濟交換的基礎，應該將商品和服務統一到服務主導的邏輯框架下來思考和分析；在價值創造中，操作性資源、資源整合者、制度安排所形成的服務生態系統起到重要作用。在對服務主導邏輯進行系統闡述后，Vargo和Lusch（2016）將2008年提出的10項假設進行了修訂，升級為服務主導邏輯的5大公理和11項假設（見表1）。

　　表1：服務主導邏輯的

　　概括而言，商品主導邏輯是以商品（包括有形貨物和無形服務）為中心的傳統理論，服務被看作一種無形商品或可以增加商品價值的附加組件，商品是上等的，服務是商品的附屬品。服務主導邏輯認為，“服務”是交換活動的重點，商品依然很重要，但服務是上等的。

　　在價值創造方面，二者有很大不同，商品主導邏輯認為價值創造者在生產方，其本質是在生產過程中嵌入價值。服務主導邏輯將價值創造的場所從“生產者”轉移到各參與者之間共同創造的協作過程，資源整合者、制度安排、生產者的知識和技能（能力）代表了創造價值的基本來源，所有價值創造的根本驅動力是操作性資源，即能夠“有目的地”作用于其他資源的資源。商品主導邏輯認為商品是客戶價值的載體，商品價值存在于產品本身，價值在商品交換中得到實現；服務主導邏輯認為商品價值在于商品為客戶帶來的體驗和效用，即產品的使用價值，商品是以服務載體的角色參與交換的，商品是服務能力的傳遞者。

　　表2：商品主導邏輯與服務主導邏輯的屬性對比 

　　（二）商品主導邏輯和服務主導邏輯與企業成本結構的相關文獻回顧

　　商品主導邏輯和服務主導邏輯的區分可以從Constantin和Lusch（1994）的研究找到理論淵源，他們創造性地將資源分為對象性資源（Operand Resources）和操作性資源（Operant Resources），對象性資源主要包括商品和自然資源等，在企業的價值創造中起被動作用；操作性資源主要包括知識和技能等，在企業價值創造中起主動作用。商品主導邏輯和服務主導邏輯的根本區別實際上在于對操作性資源和對象性資源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服務主導邏輯把以“知識和技能束”、“資源整合能力”等為代表的能動的基礎資源的集合體當作企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高階資源，這些操作性資源成了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體現，而商品主導邏輯更強調實物商品，對操作性資源并沒有充分重視（見表2）。

　　服務主導邏輯提出后，眾多國內外學者對其應用、發展等方面開展了研究，一些學者探討了對象性資源和操作性資源對企業成本結構劃分的借鑒意義。劉林青等（2010）認為越來越多的公司像蘋果公司那樣提供的既不是純商品也不是純服務，而是將兩者組合的“解決方案”，解決方案設計方面的支出變得非常重要。Banker等（2011，2019）發現銷售和管理費用不能僅僅被看成一項費用，公司長期股權激勵措施的推出和銷售費用、管理費用、研發費用方面的支出增加，會提升企業的未來價值，但這些影響因企業和行業不同而有所差異。李雷等（2013）認為知識、技能等操作性資源是內生于競爭系統的，操作性資源和競爭會相互促進，為企業構建可持續競爭優勢提供了保障。馬元駒等（2018）指出商品主導邏輯下的資源主要指靜態的有形資源，產品成本一般由制造過程中所使用的對象性資源，即料、工、費等制造成本構成，服務主導邏輯下的成本是為了取得客戶認可的價值而發生的所有支出，包括營業成本、銷售費用、管理費用、財務費用，即收入動因成本。郭永清（2018）認為公司要提升盈利能力，需要采取服務差異化、技術差異化、品牌形象差異化等競爭策略，管理費用、銷售費用等投入對利潤提升和差異化競爭策略至關重要。劉琨（2018）將我國乘用車制造業上市公司與代表現代乘用車制造先進水平的福特、豐田和大眾三家企業進行對比，發現我國乘用車企業研發投入比重偏低，材料成本和稅費成本是導致制造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提升研發投入可以降低材料成本，促進成本結構的良性循環優化，最終實現企業綜合盈利能力與制造核心能力的提升。

　　總之，服務主導邏輯重新審視了產品、服務和價值創造的關系，認為操作性資源而非對象性資源才是價值創造的主體，價值存在于服務中。商品固然很重要，但服務是上等的，是一切經濟交換的基礎，應當將商品和服務在統一的框架下思考企業資源、成本結構和價值創造等基本問題。但目前的研究側重于宏觀和中觀層面的理論分析，微觀層面分析和定量分析非常少。本文以服務主導邏輯理論為基礎，借鑒對象性資源和操作性資源的劃分方法，從微觀視角出發，創新性地將企業成本劃分為能動性成本和受動性成本，探索性地研究了成本結構與企業利潤之間的關系，期望對企業升級轉型提供借鑒。

　　二、不同主導邏輯下的成本結構及習性分析

　　結合Vargo和Lusch的服務主導邏輯理論、Constantin和Lusch的資源劃分方法以及國內學者關于企業成本結構的相關研究，本文對企業成本結構做如下分析。

　　（一）商品主導邏輯下的成本主要是營業成本

　　商品主導邏輯認為企業負責產品的生產，并將價值直接嵌入所生產的產品中以獲得交換價值。為制造商品發生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費用等營業成本屬于企業成本，在產品價值創造中處于主導地位；銷售費用、管理費用和財務費用等沒有直接參與商品制造，不屬于企業成本，在產品價值創造中處于從屬地位。

　　從對象性資源和操作性資源劃分的角度看，為生產商品而發生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費用為對象性成本，在產品價值增值和客戶價值創造中起主導作用；商品生產和銷售過程中涉及的知識、技能等操作性資源，則被認為屬于費用類科目，在企業價值創造中只起輔助作用（見圖1）。

　　（二）服務主導邏輯下，成本分為“能動性成本”和“受動性成本”

　　服務主導邏輯認為客戶價值在于商品和服務的融合，創造價值的不再局限于產品直接成本，而是體現在為了取得顧客認可的價值而發生的所有支出（馬元駒，2018）。也就是說，服務主導邏輯下的企業成本概念不僅包括為生產產品所發生的料、工、費等制造成本，也包括與客戶認可的商品和服務價值相匹配的其他支出，是從產品生產到產品出廠再到客戶手中所發生的全部成本。比照利潤表項目，服務主導邏輯下的成本就是營業成本、銷售費用、管理費用和財務費用四個項目之和。

　　從成本結構看，服務主導邏輯強調，真正對結果產生作用的是操作性資源，如知識和技能，且操作性資源是無形的、動態的，在多數情況下不易損耗、可再補充，能夠創造額外的產品價值，為顧客增加新的體驗，在客戶價值創造中居主導地位，本文稱這類成本為“能動性成本”；而對象性資源具有有形性、靜態性、有限且可損耗等特征，如物力和財力資源，主要起轉移價值的作用，在客戶價值創造中居輔助和從屬地位，本文稱這類成本為“受動性成本”（見圖1）。

　　圖1：不同主導邏輯下的企業成本結構

　　需要指出的是，企業成本支出中的各類稅費不是本文的研究內容，因為這些稅費是國家強制征收的，對客戶價值創造不起直接作用。

　　綜上，服務主導邏輯下的企業成本大于商品主導邏輯下的營業成本范疇，是扣除企業稅費成本后，參與客戶價值創造的各類成本費用之和。根據這些成本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不同，可分為“能動性成本”和“受動性成本”。

　　（三）服務主導邏輯下的成本習性分析

　　根據各類資源在客戶價值創造中發揮的作用，本文將服務主導邏輯下的企業成本分為能動性成本和受動性成本（見圖2）。

　　圖2：服務主導邏輯下的企業成本結構

　　根據服務主導邏輯下企業成本結構劃分的理論和思路，我們嘗試從各類成本費用的特征出發，探索性地將企業成本費用報表中各項成本費用劃分為能動性成本和受動性成本。

　　根據企業成本費用報表，企業成本費用共包括4個一級科目，其下又細分為多個二級科目（參見表3）。

　　表3：服務主導邏輯下的成本習性分析

　　生產成本中，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費用是企業生產產品和提供勞務的過程中所消耗的、直接用于產品生產的成本，這些成本通常是按照既定的程序和步驟將價值轉移到產成品或服務上，屬于受動性成本的范疇。

　　銷售費用是指企業銷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勞務的過程中發生的各種費用。從內涵看，銷售費用是企業實施銷售策略產生的各類費用。企業銷售策略是企業根據自身內部條件和外部競爭狀況所確定的關于選擇和占領目標市場的策略，良好的銷售策略可以充分發揮企業優勢，實現企業產品的價值增值。因此，本文認為，銷售費用中有人的腦力勞動參與其中的部分，特別是銷售策略的設計、產品品牌建設和維護等相關費用支出，應當歸入能動性成本，僅僅是人的體力勞動以及其他轉移價值過程中發生的費用則屬于受動性成本。具體而言，銷售人員薪酬、廣告設計費大體可以歸入能動性成本，折舊費、修理費、保險費、差旅費等則可以歸入受動性成本。

　　財務費用是指企業為籌集生產經營所需資金等而發生的費用，與企業員工的腦力勞動和智慧創造無關，都屬于受動性成本。

　　管理費用是指企業行政管理部門為組織和管理生產經營活動而發生的各種費用。管理把人才、技術和商業模式等幾項核心要素聚合起來，管理方式和能力代表了企業的軟實力和核心競爭力。從這個意義上講，管理部門負責設計企業管理制度的員工報酬以及接受外部管理咨詢而發生的費用屬于典型的能動性成本；企業的研發費用、技術轉讓費以及職工教育經費都有助于提升企業產品的附加值，屬于能動性成本；而折舊費、修理費、辦公費等其他管理費用則屬于典型的受動性成本。

　　綜上而言，在企業成本費用中，有6個二級科目屬于能動性成本。當然，我們也認識到，這種劃分方法是一種粗線條的分類方法，很多具體科目的分類方法尚待深入探討。比如：管理費用中的職工薪酬這個二級科目的性質不能明確劃分，因為其中設計管理制度、付出腦力勞動的那部分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可以列入能動性成本，但管理部門中具體經辦人員的薪酬，實際上也是受動性成本。

　　由于數據源的局限性，我們無法得到每一項二級科目的企業成本費用數據，為此，下文的分析中，我們將選擇幾項典型的能動性成本變量開展研究。

　　三、能動性成本對主營業務利潤率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研究方法

　　1．普通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我們構建如下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式中：c為常數項，

　　為第i個樣本企業的各項能動性成本占全部成本費用的比重，

　　為第i個樣本企業的控制變量，

　　和

　　分別是二者的系數，

　　為殘差項。

　　企業在經營發展和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各項成本費用對企業主營業務利潤率的影響可能會隨著企業的規模擴大有所變化。也就是說，對于不同規模的企業，回歸模型中的系數可能不同，因此，我們還考慮使用門限回歸模型。

　　2．門限回歸模型

　　門限回歸模型（Threshold Regressive Model）的基本思想是根據門限變量的門限閾值的判別結果，在不同情況下使用不同的回歸方程，從而試圖解釋各種類似于跳躍和突變的現象，其實質是用分段的線性回歸模型來描述總體非線性問題。

　　假定一個具有T個觀測值和m個門限值（具有m+1個區制）的標準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在區制j=0，1，2，…，m中，被解釋變量可以表示為解釋變量的組合：

　　式中：模型有兩類解釋變量，解釋變量X的系數

　　不隨區制變動而變化，而解釋變量Z的系數

　　在每個區制中均不相同，兩類變量均與擾動項

　　不相關。

　　假定存在一個可觀測的門限變量

　　用于劃分樣本，并且門限值

　　是嚴格單調遞增的，則在區制j中有且僅有

　　以一個單門限（兩區制）模型為例，門限變量為

　　，待估計的門限值為

　　，則回歸模型可寫成如下形式：

　　將兩方程合并，也可寫為

　　其中，

　　為指示函數，當其中的表達式為真時，取值為1；反之，則取0。

　　定義

　　，則一個具有m個門限值（具有m+1個區制）的回歸方程可寫為：

　　通過設定門限變量

　　、解釋變量

　　和

　　可以確定回歸方程的形式。已有文獻中，企業規模通常用營業收入、總資產或企業員工人數三方面指標來衡量，這三個指標各有利弊（ Scherer， 1965）。張杰、劉志彪和鄭江淮（2007）分別使用這三個指標分析企業規模對創新強度的門限效應，結果表明以營業收入作為企業規模衡量指標時，最能體現出企業規模因素是企業創新強度的影響因素這一結論。張瑤（2013）、李宇和張瑤（2014）、李波和孫利華（2019）等分析企業創新、研發的規模效應時，均利用營業收入作為衡量企業規模的門限變量。同時營業收入也是企業成本預算的主要依據。所以，我們選擇企業主營業務收入表示企業規模，并作為門限變量，各項能動性成本占比為隨區制變化的解釋變量，控制變量的系數不隨區制變化。

　　（二）數據來源與指標選擇

　　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于2018年11月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工業企業成本費用調查，調查從各項成本費用的具體用途出發，涵蓋了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期間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發生的主營業務收入和各項成本費用，具體調查指標見附表1。我們使用此項調查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剔除無效問卷后，樣本為4490個企業。該項調查數據為截面數據。

　　我們使用計量模型考察能動性成本對企業利潤率的影響，企業主營業務利潤率為被解釋變量，能動性成本為解釋變量。我們將企業的研發費用占比、廣告費用占比、職工教育基金占比和銷售人員薪酬占比設定為企業能動性成本，把它們占全部成本費用的比重作為解釋變量。

　　此外，由于影響企業利潤率的因素眾多，本文在其他學者的研究分析和數據可得性的基礎上，選取了一些企業層面的變量作為回歸控制變量，以增強實證分析的解釋力。

　　（1）企業所有制：虛擬變量，國有企業賦值為1，非國有企業賦值為0。（2）行業主營業務收入波動率：行業屬性的代理變量。Vargo和Lusch強調，服務主導邏輯不意味著無需關注商品的作用。對于部分行業，產品的商品價值屬性強，企業的利潤率除了受操作性資源的影響，還會受到經濟周期、商品價格波動等外部因素影響，使用企業所在行業主營業務收入增速波動率主要為了剔除可能會影響企業利潤率的經濟周期及行業因素等。（3）企業資本密集度：使用企業人均固定資產凈值。（4）企業資產負債率：資產負債率是衡量企業償債能力的指標，過高的資產負債率會產生償債風險，進而影響企業的盈利能力。（5）通過非正式金融渠道融資占比作為模型的控制變量：指通過銀行貸款及債券之外的融資額占企業全部有息負債融資額的比重（見表4）。

　　（三）工業企業整體的實證結果及分析

　　1．描述性統計

　　從企業經營成本費用調查數據來看，在工業企業的各項能動性成本中，占比較大的是研發費用，其占比均值為1.54%，其次是銷售人員薪酬和廣告費用，其占比均值分別為0.90%和0.71%。職工教育基金占比較低，其占比均值僅為0.05%。各樣本的數據間差距較大，說明工業企業間的成本結構差異較大。

　　2．普通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

　　按照表4中對主要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選取，我們建立工業企業整體的回歸方程，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回歸結果經White檢驗證明存在異方差。將系數標準差用White異方差一致協方差進行修正后，得到回歸結果（見表6回歸1）。從回歸1結果看，職工教育基金和銷售人員薪酬的系數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剔除這兩個解釋變量后，重新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進行模型估計后，對回歸方程進行White檢驗，判定存在異方差。將系數標準差用White異方差一致協方差進行修正后，得到回歸結果（見表6回歸2）。

　　從回歸2的估計結果看，企業研發費用和廣告費用的增加對提高企業利潤率有顯著正向影響。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工業企業的研發費用占比每增加1個百分點，企業利潤率將提高0.28個百分點。在1%的顯著水平下，工業企業的廣告費用占比每增加1個百分點，企業利潤率將提高0.42個百分點。可見，對整個工業企業而言，增加研發和廣告支出可有效提高企業利潤率。

　　3．門限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

　　門限效應的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工業企業存在兩個門限，對應企業年營業收入分別為10290萬元和88388萬元。根據門限值將工業企業劃分為三類，對門限回歸模型加以估計，估計結果見表8。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門限區間內，能動性成本占比對企業利潤率的影響有明顯變化。當企業年營業收入小于10290萬元時，此時企業在規模上大致相當于中小型企業，企業的各項能動性成本占比的系數均小于0，說明在此階段，企業提高利潤率的主要手段還是盡可能地減少各項成本費用。隨著企業營業收入的提升，企業研發費用、廣告及宣傳費、職工教育基金占全部成本費用比重對企業利潤率的影響系數轉為正值，說明當企業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后，提高這四項能動性成本的占比有助于提高企業利潤率。值得注意的是，當企業營業收入提高至大于88388萬元后，研發費用占比、職工教育基金占比和銷售人員薪酬占比均對企業利潤率的影響明顯提高，但廣告費用占比的影響有所下降，說明當企業成長至一定規模后，繼續加大廣告宣傳費用對利潤率影響的邊際效應開始減弱，而加大研發費用、職工教育基金投入和銷售人員薪酬對提高企業利潤率的正向影響更加明顯。而職工教育基金占比雖然很高，達到19.48%，但是由于該科目在企業成本費用中的占比極低，因此，該項成本占比每提高0.1個百分點，主營業務利潤率即可提高1.95個百分點。

　　（四）分行業的實證結果及分析

　　為進一步考察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我們使用部分行業的樣本替代全部樣本回歸，進一步衡量企業成本結構對不同行業企業的影響。我們選擇了產品附加值相對較高的裝備制造業和產品附加值相對較低的高污染、高能耗及產能過剩（“兩高一剩”）行業企業，分析各項能動性成本對企業利潤率的影響。

　　1．裝備制造業

　　（1）描述性統計

　　裝備制造業企業廣告費用占比均值為0.31%，低于工業企業總體水平；研發費用占比均值為2.59%，高于工業企業總體水平；銷售人員薪酬費用占比和職工教育基金占比均值分別為0.94%和0.06%，與工業企業總體水平相近。四項能動性成本占比合計為3.90%，比工業企業總體水平高0.70個百分點。

　　（2）普通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

　　與工業企業估計模型類似，我們建立了裝備制造業企業的回歸方程，得到White異方差修正后的回歸結果（見表10回歸3）和剔除不顯著變量后的White異方差修正后的回歸結果（見表10回歸4）。

　　回歸4的估計結果顯示，對裝備制造業企業而言，企業研發費用增加對提高企業利潤率有顯著正向影響。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裝備制造業企業的研發成本占比每增加1個百分點，企業利潤率將提高0.30個百分點。職工教育基金在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但是對企業利潤率的影響為負。可見，對裝備制造業企業而言，增加研發是提高企業利潤率的有效手段。

　　（3）門限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

　　門限效應的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裝備制造業企業存在三個門限，對應企業年營業收入分別為8063萬元、23426萬元和91584萬元。根據門限值將裝備制造業企業劃分為四類，對門限回歸模型加以估計，估計結果見表12。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門限區間內，企業各項能動性成本占比對企業利潤率的影響有明顯變化。企業研發費用、職工教育基金和銷售人員薪酬占全部成本費用的比重對企業利潤率的影響隨著企業銷售規模擴大總體呈現逐漸提高的態勢；廣告及宣傳費用占比對企業利潤率的影響隨著銷售規模的擴大呈現先升后降的態勢。

　　當企業年營業收入小于8063萬元時，此時企業的各項能動性成本占比系數均小于0，與全部企業相同，此時企業提高利潤率的主要手段還是盡可能地減少各項成本費用。隨著企業銷售收入的提升，企業研發費用對利潤率的影響逐漸轉為正向，當營業收入大于23426萬元后，廣告費用對利潤率的影響也轉為正向。當企業營業收入提高至大于91584萬元后，研發費用占比、職工教育基金占比和銷售人員薪酬占比對企業利潤率的影響均明顯提高，且顯著大于0，而廣告費用占比的影響下降，說明當企業成長至一定規模后，加大研發費用、職工教育基金投入和銷售人員薪酬對提高企業利潤率的正向影響更加明顯。

　　2．“兩高一剩”行業

　　（1）描述性統計

　　根據“兩高一剩”行業企業的特點，我們增加了環保支出占企業成本費用的比重作為解釋變量。“兩高一剩”企業廣告費用占比均值為0.30%，與工業企業總體水平相近；研發費用占比均值為0.77%，低于工業企業總體水平；銷售人員薪酬費用占比和職工教育基金占比均值分別為0.53%和0.04%，低于工業企業總體水平。四項能動性成本占比合計為1.71%，比工業企業總體低1.49個百分點，即使加上環保支出，占比也仍然較低。

　　（2）普通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

　　與之前的估計模型類似，我們建立“兩高一剩”行業企業的回歸方程，其中解釋變量中增加了環保支出占企業成本費用的比重，分別得到White異方差修正后回歸結果（見表14回歸5）和剔除不顯著變量后的White異方差修正后回歸結果（見表14回歸6）。

　　回歸6的估計結果顯示，對于“兩高一剩”行業企業，企業研發費用、廣告費用、職工教育基金的增加均對提高企業利潤率有顯著正向影響。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兩高一剩”行業企業的研發成本占比每增加1個百分點，企業利潤率將提高0.59個百分點；企業的廣告費用占比每增加1個百分點，企業利潤率將提高0.89個百分點；企業的職工教育基金占比每增加1個百分點，企業利潤率將提高11.75個百分點。銷售人員薪酬的回歸系數為-0.57，在5%顯著水平下顯著，說明對于“兩高一剩”行業而言，銷售人員薪酬占比的增加會降低企業利潤率。環保支出的回歸系數大于0，但是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兩高一剩”行業研發費用占比的回歸系數大于裝備制造業企業，也大于工業企業整體，其原因主要是“兩高一剩”行業企業研發費用占比整體較低。同樣是研發費用占比提高1個百分點，工業企業研發費用需增長66.63%，裝備制造業企業增長40.05%，“兩高一剩”行業企業需增長132.21%。若工業、裝備制造業和“兩高一剩”行業企業研發費用均增長100%，則研發費用占比分別提高1.49、2.50和0.76個百分點，利潤率分別提高0.42、0.75和0.45個百分點。

　　（3）門限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

　　門限效應的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兩高一剩”行業企業存在兩個門限，對應企業年營業收入分別為29350萬元和489004萬元。根據門限值將“兩高一剩”行業企業劃分為三類，對門限回歸模型加以估計，估計結果見表17。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門限區間內，企業各項能動性成本占比對企業利潤率的影響有明顯變化。當企業年營業收入小于29350萬元時，職工教育基金占比系數大于0，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研發費用占比的系數大于0但不顯著，銷售人員薪酬占比小于0，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廣告費用和環保支出的占比系數均小于0，但均不顯著。隨著企業銷售規模的增加，研發費用、廣告費用、職工教育基金和環保支出占比的系數逐漸大于0，且均顯著。這說明即使對于兩高一剩行業，在企業銷售規模增大之后，也應該提高研發、廣告支出、職工教育基金等能動性成本的支出，提高企業利潤率。此外，當兩高一剩行業規模增加時，適當的承擔部分社會責任，提高環保支出的費用長期來看也有助于提高企業的競爭力。當企業年營業收入大于或等于489004萬元時，廣告費用占比的系數為0，這與全部企業的回歸結果一致，說明當企業銷售規模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繼續增加廣告支出的投入并不會繼續提高企業利潤；其他四項能動性成本占全部成本費用比重的系數均大于0。

　　（五）實證結果總結

　　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結果顯示，對工業企業來說，能動性成本占比尤其是研發費用占比的增加對提高企業利潤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證明企業改善成本結構，加大能動性成本投入，有助于企業提高利潤率，促進企業轉型升級。分行業看，能動性成本投入在產品附加值相對較高的裝備制造業和產品附加值相對較低的“兩高一剩”行業都表現出類似的正向影響。

　　門限回歸的結果顯示，能動性成本投入增加對企業利潤率的正向影響在大中型企業中表現的更加明顯。對于工業、裝備制造業和“兩高一剩”行業企業，研發費用、銷售人員薪酬和職工教育基金占比對企業利潤率的影響均隨著企業銷售規模的增大而提高；工業企業和裝備制造業企業廣告及宣傳費用占比對利潤率的影響隨銷售規模增加先提高后下降。對于銷售規模最小區間的工業和裝備制造業企業，提高能動性成本占比并不能提高企業利潤率，甚至對企業利潤率有負向影響。從企業的角度看，這部分企業缺乏增加能動性成本投入的動力，政府應加強相關配套政策，支持企業增加能動性成本投入。

　　（六）不足之處及下一步改進方向

　　（1）受制于數據可得性原因，本文對企業績效的評估僅考慮了企業的盈利能力。未來可以擴大對企業績效評估的視角，如考慮企業的發展能力，即企業擴大規模，并長久持續發展下去的潛在能力。

　　（2）受制于數據可得性原因，本文選擇了部分財務指標作為企業能動性成本的替代變量，未來可以進一步擴大數據采集范圍，增加相關解釋變量；

　　（3）本文實證部分采用的調查數據為2018年開展的成本費用調查采集的截面數據，因此未在解釋變量中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研究其動態效應。未來會繼續開展相關調查，并引入面板數據模型開展相關實證研究。

　　四、政策建議和啟示

　　本文研究結果表明企業能動性成本投入對企業提升利潤和轉型升級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企業成長過程中，要通過成本溢價向技術溢價、品牌溢價轉型，從受動性成本投入向能動性成本投入過度，通過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來提升企業的盈利能力。政府和金融機構也要采取多種措施積極推動企業升級轉型，進而推動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

　　（一）企業要根據自身情況合理調整成本結構

　　對初創企業和中小企業而言，由于技術水平弱、產品市場認同度低，企業優勢主要體現在成本優勢。因此，中小型企業要努力建立精細化成本管理模式，在確保產品質量和企業信譽的前提下，對生產、銷售、售后服務等各階段成本進行科學核算，實行全員、全要素、全過程精細化管理；要深入分析市場需求和企業產能，拋棄低能無效投資，減少人員冗余；嚴格控制各項費用支出，合理壓縮渠道層級，提升物流運輸效益，嚴格控制資金成本；創新營銷模式，根據銷售規模嚴格控制宣傳成本的投入等。在控制好成本的同時，中小企業也要意識到：研發和品牌建設等能動性成本的積累是一個厚積薄發的過程，在企業發展過程中，一定要注意研發、品牌建設等方面所需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的積累，這些能動性成本的投入不一定立竿見影，但長期來看會給企業帶來豐厚的回報。

　　隨著企業規模的壯大、技術和資本的積累，企業開始進入到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此時，企業要從“微笑曲線”（見圖3）兩端入手，轉變經營理念，從“生產制造為本”向“研發、服務、品牌”為本轉變，加強能動性成本的投入，提升產品科技含量和市場知名度，改善客戶體驗，增強核心競爭力。具體而言，一是毫不猶豫加強研發，提升產品科技含量，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二是堅定不移地做好品牌建設，提升產品的市場認知度和影響力，努力增加品牌溢價，增強產品定價權；三是始終如一地做好客戶服務，既要與客戶溝通和互動，又要與企業研發設計部門密切聯系，不斷改進產品設計，改善客戶體驗，提高客戶忠誠度。

　　（二）政府要加強政策引導，鼓勵企業能動性成本投入

　　政府可以通過政策引導，激勵企業加強研發，尤其是增加對中小型企業的相關優惠政策，引導企業在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和產品上持續發力，幫助企業提升核心競爭力和市場話語權。具體措施包括：對于研發費用高的企業，可以加大稅收優惠，激發企業研發動力；建立創新基金，對研發費用高的企業給予融資補貼、人才補貼等，解決企業轉型發展中的資金瓶頸問題，幫助企業引進優秀人才、做好員工教育培訓，提升企業的研發設計能力等。

　　同時，也要完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制度，營造鼓勵研發、鼓勵創新的良好氛圍。對侵犯知識產權、侵犯他人專利、侵犯他人商標等行為，要加大處罰力度。同時，可以在國家或地方政府層面，搭建產業鏈協同創新服務平臺，促進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并鼓勵各類企業參與到政府主導的創新服務平臺中，提升科技成果轉化能力。最后，建議鼓勵研發設計、廣告服務、品牌建設等各類咨詢公司發展，為生產性企業轉型發展提供外部智力支持。

　　（三）金融機構要轉變金融發展理念，更好地服務好科技創新和品牌建設

　　企業的研發設計和品牌建設等離不開金融的支持，商業銀行要轉變經營服務模式，打破重抵押輕還款能力、重第二還款來源輕第一還款來源的信貸投放模式，針對研發型企業和有品牌優勢的企業的經營特點，通過完善企業信息系統、設置專營機構、打造專營團隊、創新風控機制、探索差異化的激勵考核機制等，設計開發適合這類企業的信貸產品，為企業技術改造和產品創新提供資金支持。人民銀行可利用貨幣信貸政策工具，對銀行為科創型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給予定向支持。

　　同時，也可以通過直接融資、輔助上市、發行企業債券等綜合性金融服務，解決企業融資問題，為企業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金融服務，助力企業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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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紹：人民銀行開設“央行研究”專欄，圍繞社會各界關注的政策熱點問題，定期發布人民銀行系統最新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