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者 夏春

　　摘要：長期關注諾亞研究的朋友，會發現我們對全球宏觀經濟和不同資產長期趨勢和投資策略的研究，是與學術最前沿的發現緊密掛鉤的。周一瑞典銀行將宣布的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最新得主。今天我就來分析一下可能獲獎的經濟學家，他們的研究成果對于我們理解未來的宏觀經濟政策和資本市場可能受到的影響至關重要。

　　通常，獲獎的學術成果是得主在20-30年之前完成的，而且與當下的經濟主題關系并不密切，這就使得預測誰能得獎成為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由于學術界群星璀璨，巨星云集，夠資格獲獎，年齡也很大的潛在經濟學家還不少，就使得預測難上加難。

　　我雖然每年都參與到預測游戲，但也只是在2017年準確預測到得獎人將是行為經濟學創始人之一的Richard Thaler教授，之所以猜到還因為一點點私心，因為我在2017年9月下旬在喜馬拉雅FM推出了一門建立在行為經濟學和金融學上的投資課程，叫做《經濟學家夏春的投資必修課》。其他時間我的預測基本落空，不過我通常會在頒獎結果宣布后的第一時間對得主的學術貢獻和八卦故事進行介紹。

　　最近兩年諾貝爾獎委員會，在挑選獲獎者時，比較注重他們的研究成果對于世人認識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主要挑戰以及解決之道兩方面做出的貢獻。例如2018年兩位學者Paul Romer和William Nordhaus分別以對經濟增長的內生機制，也就是科研教育和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性，以及對環境經濟學的深刻認識而獲獎。2019年三位獲獎者的貢獻在于通過隨機參照實驗來研究窮人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解釋為什么窮人和窮國難以翻身走出貧困陷阱，走向富裕，以及找到幫助他們脫貧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去年的經濟學頒獎似乎打破了年齡的限制，就好比物理化學獎，只要公認研究成果重要，學者就不必等上幾十年。

　　貧富差距比想象的可怕

　　如果諾獎委員會保持這個趨勢，那么我認為今年最可能的獲獎的研究主題很可能集中在宏觀領域最受世人矚目的一個關鍵問題上，就是為什么不同國家和同一個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已經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并導致了民粹主義和以“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現象”為代表的反全球化主義的崛起。此外，我們應該如何解決貧富差距？

　　在這個問題上，做出最大貢獻的是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他在過去20年的研究發現，貧富差距遠比大家想象的嚴重和可怕。雖然大家現在聽了可能覺得沒什么奇怪，但這些發現在當時，以至于現在，仍然在整個經濟學界產生巨大的震撼效果。

　　因為兩個原因，使得貧富差距問題，在馬克思之后，基本上從來不是經濟學家關注的重點。第一是經濟學家信奉自由競爭，認為競爭下產生的貧富差距，一方面會帶來激勵效果，激勵窮人努力工作或者創新，變成富人；另一方面貧富差距也會隨競爭的優勝劣汰而消失，用一句大家都聽過的話來說就是“富不過三代”。因此，貧富差距是經濟中自然出現的現象，不值得研究。

　　第二是過去經濟學家發現，經濟發展和貧富差距存在一個倒U型的關系，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貧富差距很小，大家是共同貧窮，隨著經濟發展，貧富差距會變大，但當經濟進入到高水平發展階段，貧富差距會縮小，大家是共同富裕。

　　簡言之就是只要把經濟這塊餅做大，一開始大家分得不夠均勻，很多抱怨，但社會分配機制，特別是稅收機制，會自動發揮作用并且不斷改進，這就使得大餅會分得越來越均勻，社會越來越和諧。另一種機制就是所謂的“涓滴效應”會產生先富帶后福的效果，就好比把酒杯疊成金字塔，一瓶酒從最高的杯子倒下去，酒會從上面的杯子溢出，流到下面的杯子里。

　　這兩個主流經濟思想的論證者Simon Kuznets和Milton Friedman分別在1971年和1976年獲得諾貝爾獎。從此，貧富差距問題就從經濟學教科書中消失，而美國和英國以經濟自由競爭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制度成為全世界國家競相效仿的對象。盡管香港的貧富差距是全球最高之一，但每當香港被美國評為年度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時，政府官員總是大書特書，沾沾自喜。如今，美國和英國都被貧富差距搞得焦頭爛額，但也找不到解決方法。

　　2019年諾獎的研究已經告訴我們為什么窮人難以翻身成為富人，而Piketty的發現用一句話總結就是，經濟發展和貧富差距之間并非倒U型，而是U型關系。經濟越發展，貧富差距反而會越變越大！經濟這塊餅越分越不均勻。一瓶酒倒進上面的杯子，不是溢出進入下面的杯子，而是留在了最上面越變越大的酒杯里！

　　為什么這樣一個通俗易懂的現象，之前的經濟學家都沒有發現？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此前經濟學家用到的收入數據收集不夠完整，只能對不同群體的收入進行簡單粗糙的劃分。他們按收入不同將居民分成五等分，收入或者財富是前20%是富人，而后20%是窮人，中間的是中產階級。

　　第二是當初經濟學家研究收入問題的階段，恰好是二戰結束后全球經濟重建，全球化帶來高增長，大家的收入都在快速增加，收入差距快速縮小的階段，因此，經濟學家得出了經濟發展和收入差距是倒U型的結論。

　　但是，1980年之后，由于經濟自由競爭思想帶來放松監管、國退民進，以及和英美國家的減稅潮（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90%左右降到40%左右），導致之前逐漸縮小的貧富差距來了一個大逆襲，富人越來越富，窮人卻越來越窮。例如，2014年，美國前1%的家庭稅前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的20%，而前1%的家庭凈財富占國民財富的40%，這些比重都回到了一戰開始前的水平，是一個非常顯著的U型。

　　Piketty發現，富人越來越富的原因除了受益于減稅潮，更重要的是資本可以全球流動，并且享受遠遠高于經濟增長率的投資收益率。簡單來說，股票市場的長期收益率大約是8%，而全球發達經濟體GDP的增長率大約在2%，發展中國家高一些，平均也只有4%左右，都低于股票投資收益率。

　　今年的疫情沖擊使得全球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瑞銀和普華永道剛發布的報告就顯示，中國的億萬富豪在今年4-7月財富增長了41%。美國則發現，643名最富有的美國人在3-9月的財富增加了29%，相當于8450億美元。主要都是受益于股價上漲。

　　Piketty在經濟學上更大的貢獻是首創了通過個人稅收記錄來詳細研究每個人稅表上反映出的真實收入和財富變化，這些數據在去掉個人信息之后是可以長期跟蹤的。有了這些微觀層面非常顆粒化的數據，Piketty與他的合作者就可以研究前10%，前1%，前0.1%，前0.01%以至于Forbes財富排行榜上美國最富有的400個家庭的收入，財富和稅收記錄。

　　他們最有趣的發現是，富人之間的貧富差距更大，比如美國前1%的家庭稅前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的20%，而前0.1%的家庭則占了10%，前0.01%的家庭占了5%。這些數據相對于1980年都變化巨大，但無論是收入排在后50%的窮人階層，或者排在中間40%的中產階層，在過去40年里的收入占比或者不變或者減少。這個現象是全球性的，無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差不多，而且，如果把剛才的收入占比改成財富占比，那么差距將變得更加驚人！

　　如何解決貧富差距？

　　Piketty的研究第一次走出象牙塔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老百姓對于華爾街的不滿在2011年轉化為“占領華爾街”運動，游行示威群眾打出了“我們都是99%”的口號，表達了對于前1%的群體的嚴重不滿。

　　Piketty與他的合作者提出解決貧富差距的方法是向超級富豪征收財富稅，或者增加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他們發表了一系列同樣令人震驚的研究成果，哪怕其中一些只是被人遺忘的歷史常識，例如美國建國初期就是實行財富稅。再比如，他們發現，特朗普的減稅政策，疊加之前多屆政府的減稅，使得美國最富有的400個家庭面對的綜合稅率比其他任何一個群體還要更低，既比其他超級富豪低，也比最窮的群體低。

　　他們還發現，過去經濟學界認為增稅的壞處在于降低富豪努力工作，從而減少全社會財富創造創造的理由站不住腳。實際上，去年獲得諾貝爾獎的Abhijit Banerjee和Esther Duflo就發現，增稅不會降低富豪的工作激勵。Piketty的研究激發了很多學者跟進，例如2010年獲得諾獎的Peter Dimond與Piketty的長期合作者Emmanuel Saez就主張應該將美國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提高到70%以上。

　　這些研究主張在2019年開始的美國大選中受到高度重視，提議財富稅的民主黨候選人都獲得較高的民意支持，而現在拜登提出的部分逆轉特朗普向企業減稅的政策，并且提高對超級富豪的所得稅的主張，都是受到了Piketty與他的合作者的研究啟發。這也符合我前面所說，經濟學前沿研究成果對于我們理解未來的宏觀經濟政策和資本市場可能受到的影響至關重要。

　　中國的貧富差距現象

　　順便說一句，Piketty也是對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研究最透徹的學者。前不久總理說，中國6億人口稅后月可支配收入只有1000元，這個抽樣調查結果來自于國內學者，但他們卻忽視了抽樣調查的不足，得出了中國可支配月收入超過2萬元僅有70萬人的錯誤結論。

　　前面說過，富人之間的貧富差距更大，但是抽樣卻很難充分反映。Piketty就與他的合作者利用了中國國家稅務局個人納稅數據和統計局收入數據，以及一些富豪榜數據對中國的貧富差距做出了目前最好的結果。

　　從中可以看出，2015年中國5.4億低收入人口的稅前月收入平均為1470元，這十分接近總理說的數字。但是2015年中國稅前月收入達到2萬元的就有1億人，遠遠超過國內學者估計的70萬人。這些就是中國收入前10%的人。在2015年月收入超過2.7萬，在中國就能進入到前1%。

　　房價波動比想象的可怕

　　雖然今天主要介紹Piketty的學術貢獻，但我認為日本經濟學家Noubhiro Kiyotaki（清瀧信宏）和英國經濟學家John Moore以對宏觀經濟中經濟周期的研究成果獲獎可能性更大。限于他們理論的復雜性，我只提以下幾個理由：

　　首先，在Kiyotaki和Moore之前，宏觀經濟學家遇到的最大困難是，由于經濟變量都是內生的，反復出現的經濟周期需要一個隨機出現而且很強的外生推動力。這就好比物理學家非常想知道什么造成了宇宙大爆炸。過去，經濟學家假設的第一推動力很難在現實中找到對應的例子，即使戰爭，石油價格沖擊，以及天才科學家發明的新技術都很難產生現實中觀察到的經濟周期。當然，今年的疫情沖擊是一個極好的外生推動力的例子。

　　Kiyotaki和Moore發現，這一不足和過去研究對經濟周期產生的內生機制理解不夠充分有關。經濟中的耐用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產，其實會產生放大經濟周期的作用，原因在于耐用品既可以用于生產，也可以作為抵押品來從金融機構獲得貸款，因此他們會起到一個外生沖擊的“放大器”的作用。換句話說，耐用品特別是房子的價格波動遠比大家想象的可怕。這就改變了經濟學界過去尋找外生動力的努力，而把目光聚焦到之前考慮不充分的內生擴散機制，大大推進了宏觀經濟學的研究，現在找到許多新的“經濟周期內生放大器”。

　　特別是，這一發現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得到了充分的驗證，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帶動了美國經濟繁榮，而房地產衰退則導致美國經濟即使在量化寬松刺激下，復蘇依然極其緩慢。

　　當然，這項研究也帶來一個“副產品”，就是各國對房地產市場變得格外呵護，只要房價稍微下跌，政府就變得極其緊張，各種政策托市，房價易漲難跌。今年全球經濟衰退，大城市和發達國家的房價卻在上漲，背后的深層原因就在于此。

　　頂尖經濟學研究的三個層次

　　也許有人會說，房價波動會放大經濟波動沒有什么難理解的，為什么值得諾獎？這就需要我們了解頂尖的經濟學研究可以是發現了一個非常重要，但其他人都還沒有意識到的數據或理論結果。比如Piketty是第一個用數據說服大家貧富差距越來越惡化的人。

　　比這個層次更好的經濟學研究是對一個人人都知道非常重要，但還沒有人在原有經濟分析框架下清楚解釋的新機制，進行首次證明。從這點來說，好的理論研究就類似數學里面證明“哥德巴赫猜想”。雖然人人知道房價波動影響大，但卻是Kiyotaki和Moore第一次清楚刻畫其影響其他經濟變量如消費，投資和就業的過程。

　　當然，比證明“”哥德巴赫猜想”更強的經濟學研究，是突破舊的經濟分析框架，創造全新的經濟分析框架，既可以包容舊理論，還可以創造新理論。這就類似物理學的演化過程。將來會有在這方面貢獻突出的經濟學家獲得諾獎。

　　其次，不完全統計，過去19年，日本學者拿到19個諾獎，平均一年一個，今年這項榮譽很可能由Kiyotaki摘取。順便說一句，我這個預測也有些私心。Kiyotaki作為宏觀領域的大師，最重要的研究都在Minnesota大學做出，而這是我取得博士學位的學校。

　　我在讀期間，兩位老師Edward Prescott和Leonid Hurwicz分別以對宏觀和微觀經濟學的巨大貢獻，在2004和2007年獲得諾獎。2011年以宏觀經濟研究獲得諾獎的Thomas Sargent和Christopher Sims最重要的成果也都是在Minnesota完成的。

　　第三，2016年諾獎頒發給了對合約理論做出重大貢獻的Oliver Hart和Bengt Holmstrom，當時圈內就認為Moore沒有一同獲獎是委員會的疏忽，因為Hart的獲獎論文是和Moore一起完成的，但大家轉念一想，考慮到評獎有3人的人數限制，如果給了Moore，又會錯過Kiyotaki，所以不如之后再單獨頒發給他們。

　　最后，坦率說，去年的頒獎結果在圈內爭議很大，對貧窮和發展問題進行隨機對照實驗得到的發現，基本上都是婦孺皆知的常識，與中國解決貧困問題取得的成就相比顯得薄弱，也不具備Piketty的發現所產生的震撼效果，似乎不符合我前面說的頂尖研究三個層次的標準。

　　因此，今年的諾獎很有可能回歸“重理論”的傳統，Kiyotaki和Moore都是公認的理論大師，而Piketty雖然以對收入和財富數據的挖掘聞名于天下，他也是鳳毛麟角的理論天才。Piketty18歲上大學，與大多數人22歲本科畢業不同的是，他22歲已經靠對財富分布的純理論研究拿到了博士學位，并開始任教于MIT。

　　當然，我這次的預測很可能完全錯誤，但這三位學者一定會拿到諾獎。夠得上諾獎份量的研究還很多，等今年的頒獎結果出來，我再向大家解釋獲獎者的學術貢獻，以及他們的八卦故事。

　　(本文作者介紹：諾亞控股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