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趙建（西澤研究院院長）

　　價值覺醒，就是個人自我價值的確立，社會人格的完善，價值觀逐漸成熟。而在治學態度方面，要發現自己的個人價值，敢于獨立思考，敢于對傳統和權威提出質疑。

　　本文目錄：

　　一、大學教育的意義和目的

　　二、中國大學教育的不凡成就和深層次問題

　　三、世界一流誰來評估

　　四、雙循環經濟體系下“雙一流”大學們應該擔負起“雙一流”的使命

　　如果從大師水平和學術影響力來評價，中國歷史上最有資格滿足“雙一流”標準的高校可能就一個：

　　抗日烽火中的西南聯大。

　　（圖源：百度）

　　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窮大學”，卻被譽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西南聯大雖然只畢業了3882名學生，但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師。

　　（西南聯大的教職員工，圖源百度）

　　與當前“雙一流大學”的巨額經費相比，西南聯大可以說是一無所有。但西南聯大有一個一流大學所應該有的最寶貴的東西：

　　學術自由和思想獨立。所謂“內樹學術自由，外筑民主堡壘”。

　　“雙一流”工程是中國大學教育事業繼985、211后的又一個大戰略。經過多年大量的人財物投入后，各個高校的評估結果出來了，幾乎全部都實現了“既定目標”，較好的完成了雙一流的標準——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學科。

　　但是社會的反應卻非常冷淡，甚至處處充滿了冷嘲熱諷的聲音。為什么會這樣呢？

　　套用權威語言體系的語法就是：人民群眾對大學教育現狀的不滿與各個高校高度自我評價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和不可調和的矛盾。除了極個別的大學，上學難、就業難，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學科設計不夠合理，升學階層固化，學生素質不適合社會發展，教育人格“精致的利己主義”等問題，似乎并沒有隨著大批學校進入“世界一流”而得到有效緩解。

　　首先，社會對當前的大學教育并不是太滿意，一是它的升學體制，二是它的教育效果。除了幾個極個別的top大學，畢業即失業的問題依然嚴重。

　　其次，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國內向極個別大城市傾斜，國際上對留學生的“偏愛”等。有人還批判教育資源的階層固化，寒門再難出人才等問題。

　　第三，就連大學體制內部也是抱怨重重，大學老師待遇差，科研指標重，重課題輕上課，課程體系僵化，思想邊界條框狹窄，老師不能隨意表達學術觀點，甚至有些學校學生舉報老師成風。

　　這些現象，似乎都與各個大學自我評價的“雙一流”相差甚遠。

　　“雙一流”大學，首先要成為一所大學，貫徹大學教育的本質，滿足大學教書育人的基本功能，其次才能說是否到了一流。大學教育這種“師者仁心”的社會良心行業，最好默默無聞，不要高調的自我標榜。

　　因為，最好的教育，并不是居高臨下的說教，只是無私的潤物細無聲。

　　一、大學教育的意義和目的

　　什么是大學？圣人早就說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這個道理說了近三千年，但是知行合一的時代有幾個？

　　大學不是技術學校，不是職業技能培訓。大學的根本意義和目的，在于在塑造一個健全的社會人格的基礎上，掌握專業的基本原理以及培育快速學習、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正如安德魯．阿伯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學開學典禮上說的：

　　“與其說大學教育教給你的是具體專業的學科知識，不如說是使你受益終生的一般技能。其實一個人大學畢業后，其所學的專業知識在現實生活和工作中用到的微乎其微，更有甚很多人今后從事的工作與所學專業并無任何聯系，那些書本上的知識在畢業五至十年后幾乎被遺忘殆盡，真正成功的關鍵不是所學知識的多少。”

　　這個符合一般人的經驗。已經不止一個學生問，既然大學所學的知識大部分情況下與現實工作關系不大，而且很快就被忘光，那為什么還要苦心費力學習我們的大學課程。

　　我通常的回答是，大學的課程設計是對專業思維的訓練，目的并不是死記硬背，而是搭建專業的思維體系，尤其是搭建發現問題，然后去搜索知識形成解決方案的能力。

　　尤其是在當前信息技術普及，互聯網知識搜索引擎如此便利的條件下，更加不需要用僵化的知識占據內存，只需要快速構建搜索路徑和整合好知識模塊就行。

　　至于學過的知識會忘掉，其實不然。就像飯吃飽了過幾個小時后還會餓，跟沒吃一樣。但是有營養的部分已經被身體吸收，轉化為相應的身體所需成分和能量。學習知識也一樣，很多好的知識（經典）會儲藏在潛意識里，形成潛移默化的氣質和洞見力量。

　　但前提是，不要像吃快餐和垃圾食品那樣，閱讀了一些知識快餐和假知識。真正的知識，需要艱深的閱讀。

　　站在一個更全面的角度，我認為大學教育有三個基本的意義和目標：價值覺醒、專業啟蒙與學習系統的構建。

　　價值覺醒，就是個人自我價值的確立，社會人格的完善，價值觀逐漸成熟。而在治學態度方面，要發現自己的個人價值，敢于獨立思考，敢于對傳統和權威提出質疑。

　　專業啟蒙，是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要懂所在學科的發展歷程，經典的理論和方法。最重要的是，有在專業領域發現問題的能力。中國大部分教育都是標準答案的教育，從來不重視對問題的發現。我在教學過程中多次強調，經濟學沒有標準答案，只有永恒的追問。我考試的形式也比較特殊，讓學生出問題問我。

　　學習系統的構建，是指針對某個問題的快速學習，然后整合知識模塊搭建整體解決方案的能力。這個能力在工作中非常重要，因為現實中的問題都是具體存在的，是沒有標準答案的，需要當事人快速搭建邏輯，并迅速學習相關知識點然后進行整合后找到解決方案。

　　這是一個優秀的大學畢業生應該具備的素養，而不是只是紙上談兵、人云亦云，淹沒在集體秩序里的機械式存在。

　　依靠千人一面的教育和學生，怎么可能研制出芯片，怎么可能出諾貝爾獎？

　　二、中國大學教育的不凡成就和深層次問題

　　成就不用再多說，主流媒體可以說已經充分闡述了。成就也是客觀的，不能隨便抹殺或虛無化。從教育經濟學的理論看，主要成就體現在三方面：

　　1，有效發揮了舉國體制，構建了大規模、批量化生產的教育產品供給體系，滿足了中國快速的市場化、工業化的經濟高速增長需求。重工業化需要的集體秩序，恰恰需要這種批量式、流水線式的人力資源。

　　2，嚴格的高考機制雖然存在各種問題，但是為階層間的躍遷和流動，提供了相對來說比較公平的機會窗口。另外，高考機制的應試教育雖然不利于創新，但是倒逼形成的基礎教育還是比較扎實（數理化）。

　　3，取得了規模巨大的教育和科研成果，培養了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大學生，發表了最多的學術論文（很多國際學術期刊長期以來中國學者發表的論文占據半壁江山）。

　　4，相對低的教育成本。無論是大學還是研究生，中國政府公費支持力度還是較高，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源成本。

　　中國這樣的批量化、流水線式、標準化的大學教育體制，快速的進行了大學本科普及式教育，為同樣快速的經濟建設提供了雖然粗糙但數量異常龐大的人力資源。

　　然而存在的問題也非常多，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很難適應現代化的經濟和社會轉型，無法有效的培養創新型、突破型人才。而更令人擔心的是，大學逐漸淪為找工作或職業規劃的一個實用主義工具，失去了其更為有價值的社會使命。

　　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深層次問題：

　　1，大躍進式的擴張，大學追求的只是“大”，過去幾年高校合并潮成風，生源成倍擴招，高校領導和教育部門以規模大為榮，相對輕視教育質量。

　　2，目標簡單化，庸俗化，簡單的以科研成果、學生數量、就業率等以及教育部門制定的量化“KPI”為目標，與教育的本質相差甚遠。“大學教育是完善生命的土壤、空氣和水分，而不是為目的施用的化肥、農藥和添加劑”。從當前的目標考核體系來說，中國的大學教育普遍將手段和工具當做最終目標，唯獨沒有或者客觀上也很難將“塑造完整的人格和培育健全的專業素養”作為大學教育的最終目標。

　　3，熱衷于校區建設，很多高校“房地產化”現象嚴重。另外，越來越多的高校債務纏身，資產負債率極高，如果按照企業的預算約束，幾乎處于破產的邊緣。

　　4，重科研，輕教育，因為高校的主要榮譽和層級評定，主要以科研成果為主。教師個人的職稱評定，也是以sci、cssci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為主，導致教師將較多的經歷放到個人職稱的科研成果上，對上課和教育不夠用心。

　　5，教育是良心行業，要用心付出，要做到“師者仁心”。這一點可能很多高校的教師隊伍做不到。高校內部的爭權奪利，官僚作風，并不比其它地方少。

　　6，行政干預嚴重，教師在專業領域的思想和學術自由度不夠，也就很難培養出人格健全、具有專業洞見的學生。人格不夠健全，缺乏對復雜事物以及挫折的應對能力。最近幾年大學生自殺現象比較嚴重。由于缺乏獨立思考的空間和能力，也就缺乏創新能力和原創能力，這對當前雙循環經濟體系下提高我國自身的創新和原創能力非常不利。

　　7，教育體系與社會脫節現象嚴重，很多專業的課程設計與人力資源市場需求嚴重不符，而社會上急缺的專業人才在學校又招不到，導致了非常嚴重的結構性矛盾。高分低能的現象比較嚴重，造成了教育資源的大量浪費。

　　8，為緩釋就業壓力，在本科生擴招后不斷對研究生擴招，從教育經濟學來說，這實際上是教育品的供給過剩，學歷含金量的貶值，或者人力資本的加杠桿，人力資源投資的“迂回化”。這種拉長人力資本教育年限的方法，雖然減緩了當年的就業壓力，但會在以后造成越來越嚴重的研究生就業壓力。類似于還債。

　　9，比較嚴重和讓人惋惜的，是大量學生和教師科研人才的海外流失。過去十幾年，成千上萬的雙一流大學培養的優秀學生出國深造，并很大比例的留在國外工作。尤為嚴重的是，一些諾貝爾獎級別的科研領軍人物，在國內大學留不住，出國另尋出路。我們的疑問是，對于這些頂級人才，國家可以說是在經費上不惜一切代價，但仍然留不住人才。這是不是需要我們反思一下當下的學術環境和思想市場。在頂級學術方面，錢并不是萬能的，或者說錢對一些有情懷，執著于學術研究的人才來說，并不是主要的。那么對他們來說最主要的是什么？這就需要我們在高校管理制度和其它深層次方面做出反思。

　　任何事物都不完美，對問題的指摘并不意味著完全的否定。恰恰相反，事物就是在不斷發現問題和矛盾，克服問題和緩解矛盾中前進。中國的大學教育事業也是如此。

　　三、世界一流誰來評估

　　“雙一流”是按照世界標準進行的國家戰略，但按照教育經濟學的理論，這里面存在一些邏輯問題。

　　假如，把高校看做是企業，當然并不是完全以盈利為目標的企業。那么這個企業是否達到世界一流，誰來評價，評價什么？

　　對企業來說，當然是市場來評價，對生產半公共品的準社會企業來說，要由社會公眾來評價。評價的對象也并不是企業的供給側——校園多么漂亮、建了多少研究中心和基地、師資多么豪華等，而是企業所能給市場和社會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學術論文、就業率和就業質量當然可以作為最重要的評價標準，但是并不是全部，也要保證里面沒有水分和造假。

　　另外，國內一流，要由國內教育市場和國內社會大眾來評估；世界一流，當然要由國際市場和教育行業來評估。就像一個企業，還沒多少國際市場的份額，就把自己定義為世界一流，說服力明顯不足。

　　當然，大學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企業，大學的產品和服務也不是完全的商業意義。這意味著，對其產品和服務的評估，很難有一個市場“公允價值”，因此很多方面只能用“歷史成本法”，也就是看高校的投入和供給側，來評估其是不是國內一流、國際一流。

　　但是作為一個事業單位，成本端的約束又是軟的，花錢、拉經費、建各種研究機構，相對來說不僅是容易的，而且特別符合一些高校領導的偏好。由此導致的腐敗問題、學術成果造假問題也比較嚴重。

　　教育產品又是一個帶有公共物品屬性的產品，教育的很多本質的東西，最核心的東西，比如健全人格和獨立思考能力的東西，這是最重要的教育產品，卻很難用指標進行衡量，也就很難納入“雙一流”的指標體系。

　　設想一下，如果按照雙一流的標準，西南聯大能否進入雙一流，還真難說。如果當時西南聯大的教授，發現教育部門要按照雙一流的標準和指標考核他們，這些具有世界一流水準的教授會是什么反應。大概率是拂袖而去吧。

　　還是套用安德魯．羅伯特教授的話，“大學教育是完善生命的土壤、空氣和水分，而不是為目的施用的化肥、農藥和添加劑”。從這個意義上，雙一流大學的評價體系，評價的是土壤、空氣和水分，還是化肥、農藥和添加劑。那些批量化的學術成果和學生，真的可以說服人們相信達到了世界一流了嗎？

　　從需求側，學之大者，在于明德，在于明理，在于至善。如果森嚴的教育體制下，培育的只是一批精致利己主義者，這樣的一流，體現在何處？

　　從供給側，大學教育是一項需要無私奉獻、真心熱愛，潤物細無聲的教育行業，如果還是停留在計劃經濟和行政干預的思維，讓學校各種“人才”、各種名號和職稱滿天飛，各種科研基金和利益關系需要勾兌，這樣的大學，能培養出具有一腔熱情為新時代社會主義貢獻力量的愛國青年嗎？

　　作為造鋼鐵的，可以說自己是世界一流；作為造汽車的，也可以說自己是世界一流。這些都是生產冷冰冰的工業品，也有客觀的評價標準。但是作為一個靠良心經營的企業，一個培養人才甚至是塑造生命的企業，特別高調的宣稱自己進入了世界一流，感覺起來的確有些別扭。這是社會對此反應強烈的原因之一。

　　因為師者傳道的事業，言傳身教的事業，用心用靈魂付出的事業，這么神圣的事業，最好的姿態應該是默默付出和“潤物細無聲”。

　　“他不爭競，不喧嚷，街上也沒人聽見他的聲音。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勝”。

　　四、雙循環經濟體系下“雙一流”大學們應該擔負起“雙一流”的使命

　　如果說過去雙一流大學可以靠模仿和學習發達國家學術和教育成果邁向一流，在以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體系下，就需要實打實的彰顯自己的“一流”水平。是不是一流不能自己評估，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尤其是對那些卡脖子的前沿技術問題，看看雙一流大學能解決多少？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相互促進的雙循環體系，是中國經濟面對新的國內外形勢采取的新的戰略思路。面對這個戰略調整，各要素資源的供給模式也要做出重大改變。大學教育作為最主要的人力資源供給陣地，當然需要做出調整以便更好的服務雙循環經濟戰略。

　　在“以我為主”的內循環為基礎的循環經濟體系下，有沒有達到世界一流的標準似乎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這些雙一流大學，在失去外部學術支持的情況下，能不能實打實的為雙循環體系服務。如果說在過去學術還可以“外循環”，依賴模仿和學習國外的前沿思想和技術，那么在雙循環格局下，就要實打實的“一流”能力的展現。養“一流”千億，用“一流”一時，當前內外壓力較大的環境下，社會對“雙一流大學”解決卡脖子技術問題充滿了期許。

　　這意味著，雙一流大學們需要從供給側的大手筆投入，轉到為雙循環經濟體系的人才和科研需求提供實打實的服務。這才是回到教育的初心，從國家戰略的需要層面，回到教育的本質目的。

　　雙循環經濟體系的特點是“以我為主”，這意味著四個以我為主的轉換：

　　1，原創科研成果要以我為主，不能再靠學習和模仿甚至山寨。

　　2，學生教育教學體系要以我為主，研發出自己的教材體系和教學方法，逐漸擺脫對國外教材和最新教育成果的依賴。

　　3，學生升學深造和再教育要以我為主，在當前的外部環境下，出國留學繼續深造的學生可能就回歸國內，國內教育市場需求大增，但國內大學能否提供與國外教育質量相當的服務？尤其是教育理念的轉變問題。

　　4，學生就業的滿足要以我為主。在雙循環體系的形成過程中，外需下降和外資企業撤離帶來的就業壓力，每年近千萬的畢業生如何安排就業，這需要雙一流大學提供更高質量的畢業生。尤其是滿足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對創新型人才的需求。

　　這些能不能做到呢？我們需要有一個清醒理性謙遜的認識。教育問題乃事關國家百年之大計，任何一個戰略的制定都需要科學認真，以開放的心態多聽聽社會的聲音，世界的聲音。既要有足夠的自信，又要有謙遜開放的態度。就當前的情況來說，中國的大學教育離世界一流還有差距，中國的大學還需要進一步努力。

　　總而言之，在經濟安全和技術安全的內外壓力下，是不是雙一流不再是一個榮譽的稱號，而是看能否真正靠雙一流的實力解決當前國家面臨的重大問題。而更為重要的，則是要回歸大學教育的本質，去為中國培育一代具有健康人格、能獨立思想和富于創新精神的學生。這一代人不僅事關雙循環經濟體系建設，更是事關中國未來的全部命運。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