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楊斌

　　日前，《教育部等八部門關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正式印發，對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作了重點部署，為國際教育指明發展方向。如何扎根中國大地，培養國際化人才，是我國中小學校長應深入思考的問題。9月26日，清華附中與中國教育在線聯合主辦的“中西融合，迎接未來——新時代校長領導力高峰論壇”在清瀾山學校舉行，專家學者、中小學校長匯聚一堂，共話基礎教育階段的國際化人才培養。

　　日前，《教育部等八部門關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正式印發，對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作了重點部署，為國際教育指明發展方向。如何扎根中國大地，培養國際化人才，是我國中小學校長應深入思考的問題。9月26日，清華附中與中國教育在線聯合主辦的“中西融合，迎接未來——新時代校長領導力高峰論壇”在清瀾山學校舉行，專家學者、中小學校長匯聚一堂，共話基礎教育階段的國際化人才培養。

　　會上，清華大學副校長兼教務長楊斌教授分享了兩點思考，一是大中小學都要重視“大學之道”，二是跳出“唯商怪圈”才能“在明明德”。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每當引用這句話時，我們都很清楚，古籍《大學》起首的“大學”之意，不是指的現代大學、高等院校，而是相對于“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的“小學”而言，“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的“大人”之學、君子之道。此處的“大人”，也非生理意義上的成年人之意，而有社會和倫理的意義。人分出“大”與“小”，相應的，“學”也分出“大”與“小”，則是如同清華校歌中很有意義的一句所說：器識其先，文藝其從；大小之分，是特別在強調“器識”與“文藝”之別，成人與成才之別。

　　“大學”之大學問，非艱深高難仄，實君子之道也。梅貽琦、潘光旦先生曾經說過：“乍一看來，今天的大學教育，似乎與‘明明德’、‘新民’的意思不大有關系，但如果仔細考察，就可以知道今天大學教育的種種措施，始終未能超越這兩條原則的范圍，問題在于‘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認識還不足，做得還不夠——罷了。”前輩校長的這一番話，溫故知新，切中要害。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大學之道”不是僅限于今天的高等院校才需要琢磨和落實的道理，對于小學和中學教育來說，同樣有這個意義上的“大學之道”需要加以落實。不同階段也許側重不同，但恐怕得是一以貫之。

　　全國教育大會開篇講了教育工作的貢獻，總結為五“人”，讓我們分別看來。開發人力、培育人才是從經濟結果、要素生產的角度來衡量教育貢獻——我統稱為“成才”，而對于受教育者完善人格（我把它叫做“成人”）之成果，卻因其成效內在、度量不易而少了關注。同時，教育對一個國家和地區而言，還承載著凝聚人心（我叫做所謂的“成群”）之責——較之于人們熟悉的人口紅利與在其上延伸出來的“人才紅利”概念，我幾年前所提出的“人文紅利”這個角度，更能讓我們看得清教育（不僅是學校教育，還包括廣義的家庭教育、公民教育、社會建設）所具有的極其重要的人文價值——受教育者個體的人格完善與群體之人心凝聚，都是造福人民之根本貢獻；人格完善與人心凝聚，都更得靠明德、親民與止于至善的“大學之道”的大學問。所以說，不管我們是身為大學還是中小學的教育者，當校長的，辦教育的，都要深刻理解古人所說的“大學之道”，與知識傳授、能力提升比起來，大學之道是我們應該不論哪個教育階段都要做好的基本功課。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個看法。

　　第二個思考是：跳出“唯商怪圈”才能“在明明德”，這里的在字，強調一個持續進行、永無止境的含義。智商的發明到現在有120年歷史了。40年前，美國教育學家和心理學家加德納教授提出了多元智能，豐富了對于人類智力的內涵的認識。但在實踐中，數理邏輯智能以及語言智能得到極為突出的偏愛，特別是在我們的大中小學教育、正規教育中非常突出，其它的音樂智能、空間智能、身體運動智能、人際交往智能、自我認識智能、認識自然的智能等，往往是“有則加勉”、“其它特色”，不在實踐當中對于智力進行培養的核心位置。

　　為什么會這樣呢？有人從社會對不同智力方面的需求角度去分析。今天，我想分析的一個角度是，“難衡量，則不發展，或者難發展”，是說這些智能維度對我們來說，是較難衡量的也較少衡量的，因而不知不覺地就在主流教育當中被弱化被輕視，而且這種弱化和輕視，還會在一代一代人當中延續和強化。德智體美勞要全面發展，但如果其中只有“智”得到了比較有效的衡量，更可以進行比較，那么就容易帶來一種傾向，就是在教育者和學習者這兩個方面都會出現“唯智力而輕其他”的這種行為取向，算不上故意，而是因為“智”在這五個當中，可能是最容易以“商”這樣一種方式被比較準確地衡量，并在不同人之間進行比較（這是社會進行選拔的需要）。智商的存在與精進是智力得到更優先發展的一個技術解釋，所以，要想其它的也同樣得到發展上的重視，你也得研究出個類似于智商的“商”來，才會得到發展上的同等努力。我把這種效應，起了個名字叫做“唯商怪圈”，說的就是，難衡量的方面，就得不到足夠促進發展的投入。

　　“唯商怪圈”，會對教育產生什么全局性的影響呢？這恐怕不是小事，它會嚴重地影響到對于教育完整成效的一個達成，即便是智力，你也會發現智商對于智力的衡量是不完整的，而德智體美勞中的“智”，也不僅僅是學習課程當中的考試就能夠加以完整衡量的。不經意之間，甚至這個“智”還會狹窄到只是知識的掌握程度，和一部分能夠以統一考試來衡量的能力，這其實是非常窄的智力。而團隊能力、溝通表達能力、批判性思維能力，想象力，創新能力等，就不太容易通過考試的方式衡量，或者說很難以某種“商”這種方式把它定量地表達出來。

　　結果呢，久而久之，這些社會需要的能力，未來創新社會極其寶貴的能力，因為無“商”衡量，而在教育者或者學習者兩端都面臨弱化和忽視的情形；其中受影響最大的部分我認為是“德”，“在明明德”中的“德“，因為這一部分的衡量，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群體，不同的發展階段當中，不同的主流價值觀，想大家形成一個公認的衡量，其實是一個不小的難題。何況這里面還有人們的品格、德性的隱性、復合的問題。這可怎么辦？

　　我們看到其實，有兩種應對“唯商怪圈”的方式，一種策略叫做把難以衡量的方面想盡辦法地變得能衡量，比如找到針對這方面的商數，然后按圖索驥，這樣好像就能夠影響教育者和學習者的行為。你知道有“情商”，可能也會聽到有人提“膽商”或者“愛商”，“社交商”，林林總總。也因此有人在這個背景下沿著這個思路就提出來說，我們能不能研發出一種衡量體系叫“德商”？

　　我的看法是，這其實是不可取的一個思路，或者甚至可以說是一條死路。不只是對德，也包括對看起來容易衡量得多的體，或者乍一想有可能找到某種“商數”的美育和勞動。但其實，任何這種冠以“商”的衡量，都是對人的復雜性，對教育的全面性的一種粗暴簡化。教育培養的是全人，而不是一個指標的集合，教育希望看到的是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人，而不是被尺子量度被機器加工的零部件。“商來商去，最后教育受傷”。為了可比，而走向量化、顯性化、短期化的過程中，會對人降維，把原本豐富聯系、深刻統一的人的整體，拆得支離破碎，甚至因而喪失了意義。

　　可以預想的一種情形，如果一旦想找到某一種“德商”，就可能會陷入到對德的某種知識層面至多是顯性能力層面的衡量。其實你可能已經發現我們跟德有關的不少課程，最后衡量的促進的，也許沒有落在對人的一生影響深遠的價值觀這個德的方面，沒有落在持續深入的品格品性甚至包括哪怕只是行為表現層面，而是演變成了對德的有關知識的掌握程度，這其實已經不是在明明德這個“德”本來的意思，甚至可以說，非要找到個“商”來加以衡量的這個求解過程，實質上可能促進的聚焦的就變成了“小學之術”，而非“大學之道”。

　　該怎么跳出這個“唯商怪圈”呢？那就是另外一種方式，去打破“難衡量就不發展”的這個邏輯，跳脫出來，自覺地變成“難衡量卻仍然要發展”，不以外界的、短期的、顯性的衡量作為人的發展的動力源，這就需要來自教育者和學習者的共同覺悟，以及社會的耐心與從容。大中小學，不同階段，如果是對于我們成為完整的人有益處有幫助的，我們就要花時間投入努力，去發展它。特別要注意的是，不是在學校之間老師之間比出個高下，而是明天跟今天比持續在進步。要給予復合感受性的、主觀判斷性的、總括斷定性的評價與衡量以空間和位置。舉個例子說，我們開展勞動教育的目的，絕不只是勞動技能的培養，更該是勞動意識和對勞動和勞動者自然而深厚的感情的養成。這方面的發展，不能指望著“商”式的指標性的衡量，而必須變成教育者和學習者的共同信仰，但行之，莫“商”之。所以，我今天想著重與大家分享的思考就是，任何一個教育機構，和我們尊敬的校長們，要想面對并超越這個越來越“算法至上”的社會，培養面向未來的“人”而不只是“才”，都必須要樹立跳出“唯商怪圈”的志向，以“大學之道”為培養目標，并有足夠的定力、有足夠的耐心。

　　最后，預祝今天的新時代校長領導力高峰論壇取得圓滿的成功，謝謝大家。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領導力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