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者 夏春

　　9月29日，特朗普和拜登將在俄亥俄州展開總統大選的首場電視辯論。他倆還將分別在10月15日和10月22日舉辦另外兩場辯論，地點分別是弗羅里達州和田納西州。另外還有一場彭斯和哈里斯之間的副總統辯論將于10月7日在猶他州舉行。總統大選將在11月3日舉行。

　　2019年以來，特朗普的民調支持率一直落后于拜登。博彩市場上，今年6月以來拜登也持續領先，平均贏率比特朗普高出7.6個點，比民調上的平均7個點的優勢還要更大。一些知名資產管理公司的研究發現，受益于拜登政策的美股投資組合今年以來的業績表現一直都好于受益于特朗普政策的組合。

　　但是，很多人認為特朗普在11月3日翻盤的機會依然很大，原因就是他們認為特朗普將在電視辯論中占上風，爭取到還沒有做出決定的選民的支持。特朗普本人就非常希望通過電視辯論來壓倒拜登。民調也顯示，特朗普相比拜登辯論上的贏率多出6個點，在獨立選民中特朗普的領先優勢更為明顯，差距高達10個點。在華人圈，大家普遍也認為特朗普伶牙俐齒，也善于狡辯，在辯論中占上風將是大概率事件。拜登之前唱獨角戲時多次出現口誤，在面對辯論全國電視直播的壓力下，特朗普的策略是攻擊拜登的口誤，來顯示自己在智力和體力上更適合統治美國。

　　金句與失言對辯論的影響

　　自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的首場總統辯論以來，辯論就成為了大選中的一個關鍵環節。傳統上，媒體和選民都認為首場總統電視辯論的影響力遠遠高于后面兩場電視辯論。畢竟，后兩場辯論離投票日太近，大部分人在首場辯論結束后應該已經有了偏好的人選，對后兩場辯論的關注度會降低。那么到底電視辯論會能否對大選結果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相信電視辯論可以決定大選結果的人，往往熱衷于傳播一些“傳奇”故事。也就是一些總統候選人在辯論中依靠幾個“金句”就實現了轉敗為勝的大逆襲，或者因為幾個低級失誤，就讓煮熟的鴨子飛了。媒體會捕捉，重復并放大辯論中的這些吸引眼球和耳朵的片段，從而影響甚至改變選民的投票。

　　前者的經典例子很多。1984年的總統辯論中，當里根73歲的年齡被主持人挑戰時，他睿智地回應說：“我不會把年齡作為這次競選的一個問題。我不會出于政治目的利用我對手的年輕和缺乏經驗。”與之競爭的蒙代爾也為這句話逗笑了。1992年比爾?克林頓在辯論中一段不到90秒鐘的關于如何重振美國經濟的演講，被認為是勝選的決定性因素。當然，他那句“笨蛋，是經濟問題”早就廣為人知，現在已經出現各種新版本，“經濟”被替換成“赤字”、“公司”、甚至“行星”（和氣候變暖議題相關）。

　　而后者最讓人熟悉的就是1992年老布什在辯論中幾次看手表被認為底氣不足，或者心不在焉而敗選。2000年，戈爾在與小布什的辯論中不斷發出嘆氣聲也給觀眾不太好的印象。至于口誤引發失敗的最經典的例子，是1976年福特在辯論中錯誤地表示“東歐沒有蘇聯的統治”，遭到了媒體的持續抨擊，大選輸給了卡特。

　　靠辯論來贏大選，難于上青天

　　然而，更仔細地研究發現，歷史上的總統辯論對選民投票的影響，其實被媒體夸大了。絕大多數贏得大選的總統在首場辯論開始前的民調支持率就高于對手，并且一直把優勢保持到了大選投票日。上面提到的幾個“傳奇”故事都不例外。

　　我是1992年上大學，拿我和大家都印象深刻的大選為例，從1992年比爾?克林頓和老布什的競爭，到2016年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頓的競爭，唯一一次民調支持率與大選結果相反的就是2016年特朗普的反敗為勝。不過有趣的是，希拉里?克林頓在前兩次總統辯論結束后的民調支持率都是高于辯論前，而特朗普恰好相反，給人強烈感覺特朗普敗局已定，但結果卻讓大家眼睛都掉出來了。

　　很多人因為2016年的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的結果，而對民調準確率產生嚴重懷疑。但拙著《“以錢投票”比“以口投票”的預測準確度更高嗎？》明確指出，以美國黨內初選和兩黨大選的結果來看，相對于最終結果，民調的準確率明顯高于博彩市場的贏率，民調比大家的想象的更準。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自1988年以來的一項長期民調，在大多數情況下，有60%以上的選民認為總統辯論對于他們做出選擇有一定幫助，但這并不意味著總統辯論對大選具有決定性影響。在總統候選人的黨內初選和兩黨大選耗時超過一年半的過程中，媒體鋪天蓋地地報道，早就使得選民對不同候選人的主張和個性的了解逐漸深入，而源源不斷的民調結果也早在辯論開始前就讓大家看到了全國和各州選民的偏好。要想靠三場辯論來改變選民心目中的理想人選，其實是難于上青天的。

　　以2016年為例，只有10%的選民表示他們在總統辯論進行中或者結束后，才決定了要支持哪位候選人，而22%的選民是在兩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進行過程中就做出了選擇，更有42%的選民是在這一會議之前就做出了投票給誰的決定。

　　不少政治學的研究顯示，電視辯論其實更多地是強化或者擴大選民對候選人原來的喜惡，而不是改變原來的看法。兩位候選人的民調支持率差距會在辯論后擴大，而不是縮小。喜歡希拉里的在辯論后更喜歡她，不喜歡特朗普的在辯論后更不喜歡他。

　　原因在于心理學上說的“確認性偏差”，盡管辯論展現的信息是一樣的，但希拉里的支持者會記住和傳播她表現好的部分，忽視或者忘掉她表現不好的部分。因為人們通常只想聽自己想聽的，用有利的證據去證實自己原本的偏好。

　　因此，特朗普想靠電視辯論翻盤的念頭，恐怕事與愿違。即使他能夠抓住拜登的失誤贏得支持他的人的點贊，但是卻會讓不喜歡他的人更加不喜歡他，而不是降低對拜登的支持。

　　研究顯示，候選人在電視辯論上的表現，在影響黨內初選的結果上，效果明顯高于大選。原因很簡單，黨內初選時，候選人比較多，因為同屬一黨，彼此的政綱差異原本就沒那么大，選民對他們之前的競選關注度也不夠。電視辯論提供了一個平臺，讓大家在同一時間把政綱來出來比較，并彼此質詢和辯論，能夠提供較大的信息量和參考價值。

　　恰恰因為電視辯論對總統大選的結果沒那么重要，在首場電視辯論大賽開始之前，實際上明尼蘇達、弗吉尼亞、南達科他和懷俄明這四個州，因為防控疫情的考慮，已經在9月18日就開始了提前投票。特朗普的競選團隊也因此希望把首場辯論改到9月初，但總統辯論委員會并沒有接受此建議。

　　利用實驗研究辯論的影響

　　這些年，政治學界對電視辯論對總統大選的影響也做了細致的研究，一些比較有趣的發現值得和大家分享：

　　有研究發現高清電視出現后，年長的競選者，因為面部皺紋和表情被更清晰地展示，更容易給觀眾留下不好的印象，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與奧巴馬競爭的麥凱恩。

　　有研究發現，自稱對選舉了解有限的受訪者，承認對他們選誰的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候選人的顏值，他們更可能投票給心目中的帥哥。這個結果其實在金融行業很常見。更帥或者更美的分析師，他們對企業未來盈利的預測相對更準，但在絕對意義上，還是很不準。而更帥或者更美的基金經理，更容易募資，但他們的實際業績表現卻和其他基金經理沒什么差別。

　　由于現實中的電視辯論受到直播過程中眾多的人為干擾（例如主持人提問的傾向性，電視畫面的裁剪和角度等等），很多學者采取可控實驗的方法來研究辯論對觀眾的影響，發現觀眾的偏好非常容易受到其他觀眾，或者外部干擾因素的影響。

　　比如播放同一場辯論，一些人觀看的是兩位候選人的原始畫面，一些人觀看的是去掉引起觀眾掌聲之外的畫面，一些人觀看的是其他同時參與實驗的觀眾表情和情緒反應的畫面，還有一些人觀看的是“假扮”觀眾的反應畫面，結果發現這四組人的觀后感會對投票行為產生明顯的差別。

　　另外一個好玩的實驗是讓兩組人觀看英國2010年大選電視辯論，卡梅倫和克萊格挑戰現任首相布朗。第一組看到的畫面會顯示一個布朗獲得觀眾現場喜好度，上下起伏前進的“蠕蟲”，線條一會高一會低，第二組會看到顯示克萊格支持度變化的線條。當然，這些“蠕蟲”都是被實驗者人為控制的。結果顯示，第一組和第二組觀眾分別認為布朗和克萊格的辯論表現最好。但事實上，民調顯示卡梅倫獲得了觀眾最高的評價，他也成功成為英國新首相。

　　可見，我們作為社會人，在做決定時，并非完全基于個人喜好，而是深受周圍朋友和同事的影響。這些發現對于熟悉心理學的朋友來說，沒有任何驚艷之處。我在喜馬拉雅FM上開設的《經濟學家夏春的投資必修課》里，就詳細介紹了各種各樣的心理和行為偏差對我們的生活和投資決策產生重大的影響。可惜的是，他們通常讓我們的投資業績更差，而不是更好。如果你想改變自己錯誤的投資習慣，可以收聽這門在線課程。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本文作者介紹：諾亞控股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