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沈建光 、徐天辰

　　從大蕭條到“失落的二十年”，緊縮歷史上給日本乃至全球經濟造成了慘痛教訓。在金融危機后全球化降檔失速、經濟弊病難以克服的背景下，以安倍經濟學為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避免日本經濟進一步滑向深淵。也正因此，安倍的政策遺產有望在日本長存。

　　8月28日，安倍晉三宣布因健康原因辭去首相一職。9月14日，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自民黨內投票中獲勝，至少將擔任首相至2021年。菅義偉已經表示將沿襲安倍經濟學，但2021年日本將舉行大選，首相職位或生變數。

　　“安倍經濟學”得失參半，但在全球走向“日本化”的今天，分析其經驗教訓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作為影響日本乃至全球的重要政策思路，安倍經濟學是否會在日本長期延續下去？

　　安倍執政七年的成與敗

　　2012年二度當選日本首相后，安倍推出以“三支箭”為代表的“安倍經濟學”：第一支箭是通過日本央行開展大規模貨幣寬松，旨在推升通脹、貶值日元、提高貿易競爭力，鼓勵企業投資和消費者消費；第二支箭是靈活的財政政策，以基建投資拉動總需求，以企業減稅激發投資積極性，以上調消費稅填補財政支出缺口；第三支箭是結構性改革，旨在克服日本經濟復蘇的結構性障礙，包括勞動力不足、中小企業信貸短缺和農業競爭力下降等。

　　從1990年代初泡沫覆滅到安倍“二進宮”，日本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居民、企業、銀行資產負債表惡化導致有效需求不足，人口下降和老齡化損害長期增長潛力。在此背景下，市場不乏批判觀點，認為安倍經濟學“無用”，是日本走向絕望和災難的體現。

　　現在看來，安倍經濟學的確發揮了效用。除2014年消費稅上調引發短暫衰退外，日本經濟維持穩定小幅增長；2008-2012年平均實際利率達到2.85%，2013-2017年降至0.43%，資金成本明顯降低；日元實際有效匯率從2012年11月的97降至2014年的70；日本股市吸引大量資金流入，自安倍上任以來翻倍；企業利潤顯著提升；安倍力主的“女性經濟學”（Womenomics）初具成效，提倡靈活就業使得女性就業人口在2012-2019年間共增加12.6%，遠高于男性的3.1%。

　　安倍經濟學之外，安倍在國際經貿領域建樹頗豐。在任期內，安倍的對外政策向現實主義轉變，成為全球化和多邊主義的代言人，不僅在美國退出泛太平洋伙伴協定（TPP）后牽頭其余國家形成全面與進步泛太平洋伙伴協定（CPTPP），主導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還與歐盟、美國分別談判自貿協定，試圖修復之前被破壞的對華、對韓關系，推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

　　但安倍的努力還不足以根治“日本病”。日本消費者支出依然較為低迷，2%的通脹目標未能實現，貿易競爭力也沒有明顯提升，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從2012年的4.3%下降至2019年的3.7%。

　　一方面，安倍經濟學存在設計缺陷和力度不夠的問題。安倍任期內為填補公共支出造成的財政缺口，于2014年和2019年兩次上調消費稅，但每次均對本已脆弱的日本居民消費產生不利影響，導致GDP陷入負增長。安倍意圖通過企業減稅間接實現雇員漲薪，但事與愿違，居民收入增長緩慢，使得上調消費稅的沖擊尤為嚴重。

　　另一方面，日本經濟的固有問題也導致安倍政策的成效不及預期。例如日企偏好“離岸生產”，制造業在日本本土生產的占比較低，這使得日元貶值對日本國內的出口提振有限。而日本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緊缺的問題十分嚴重，單憑解放國內女性和老年勞動力盡管能夠提高勞動力供給，但對需求幫助不大。

　　安倍之后，誰來接棒？

　　接替安倍的人選將通過9月14日自民黨內部投票選出，就當選可能性而言，菅義偉在宣布參選后獲得自民黨五大派系支持，已經成為最大熱門。菅義偉與安倍共事多年，在內閣中相當于副首相，被視為最為穩妥的人選，至少能夠勝任安倍辭職后的過渡首相一職。

　　菅義偉能否像安倍一樣長期穩坐首相職位，仍有一定不確定性。安倍辭職前支持率已經降至34%，為任內最低水平。在安倍兩次擔任首相的間隔期（2007年9月至2012年12月），日本更換過五屆首相，疫情反復、經濟疲軟、自民黨內派系林立，“短命首相”再次出現并非沒有可能。

　　事實上，此次未能占得上風的競爭者仍有機會在2021年之后角逐首相。安倍在自民黨內的最大對手石破茂在民調中以34%的支持率領先，深受地方民眾歡迎，但因在自民黨黨內缺乏足夠支持，不可能在此次沒有民眾參與的黨內投票中勝出。前外相、“岸田派”領袖岸田文雄深耕黨內多年，擁有自己的黨派陣營，能夠有效應對官僚制度、避免爭議，多年被安倍視為接替自己的人選，只是近年來在政治方面并未做足功夫，地位有所動搖。一旦日后菅義偉地位動搖，兩人必然將會加入對自民黨總裁和日本首相職位的爭奪。

　　從經濟政策上看，安倍經濟學大概率將延續較長時間。菅義偉是安倍經濟學的堅定支持者，已經表示希望日本央行繼續超寬松貨幣政策應對疫情沖擊，并考慮在年底前制定后續的經濟刺激計劃。岸田文雄亦表示，安倍經濟學下實施的財政、貨幣刺激難以取消。只有石破茂的政策主張與安倍差異較大，他反對超級貨幣寬松和上調消費稅，力主拿出實際政策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并對移民放寬永居條件，但其本人也贊同短時間內維持安倍的經濟政策。

　　對外政策方面，各候選人的主要分歧在于修憲。修憲問題指是否修訂日本二戰后實行的和平憲法，解禁日本的集體自衛權，允許自衛隊前往海外參與聯合國維和及反恐行動，是安倍任期內力主推行的政治議程，但日本國內對此爭議較大，中國、韓國則堅決反對修憲。在此議題上，擬全盤繼承安倍路線的菅義偉表示將向修憲等課題“發起挑戰”，岸田文雄態度謹慎，石破茂則堅決反對。如果日本推進修憲，那么東亞局勢很可能生變，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或再度拖延。

　　當然，修憲并不必然意味著對華強硬；事實上，安倍在任期內推動修憲的同時，也在積極改善中日關系。只要日本仍然追求多邊主義，它就沒有尋求對抗中國的動機。預計無論誰繼任首相，日本下一屆政府大體上都將維持對華溫和立場。除修憲外，中日關系的主要變數一是中美緊張升級，導致日本無法繼續維持中間立場；二是日本在經貿上有意繞開中國，轉而與東盟、印度、澳新等經濟體發展經貿聯系。

　　重視后安倍時代的結構性改革

　　從大蕭條到“失落的二十年”，緊縮歷史上給日本乃至全球經濟造成了慘痛教訓。在金融危機后全球化降檔失速、經濟弊病難以克服的背景下，以安倍經濟學為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避免日本經濟進一步滑向深淵。也正因此，安倍的政策遺產有望在日本長存。

　　更進一步說，日本經驗在世界范圍內具有啟示意義。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沖擊，多國陷入大蕭條以來甚至有史以來的最深衰退。安倍政府當初在高政府杠桿、低經濟增速的壓力下大膽啟用刺激，市場最初預期的政府債務危機也并未出現，這給予了各國政府使用貨幣寬松與財政、抗擊新冠疫情經濟影響的勇氣。而疫后全球進一步走向“日本化”，中長期增長趨勢下行，低增速、低通脹、老齡化不僅困擾日本，也在侵襲歐盟乃至美國，安倍經濟學的成功和不足都值得借鑒和總結。

　　當下日本貨幣和財政均面臨制約。3月新冠疫情爆發后，日本央行宣布加大量化寬松，目前每年最高可購買12萬億日元ETF、20萬億日元商票、20萬億企業債以及無限量的國債。筆者統計，今年截至8月底，日本央行購買政府債54.37萬億日元，商票2.68萬億（13.4%）、企業債1.79萬億（9.0%）、ETF5.74萬億（47.8%）；共持有政府債535.7萬億、商票4.9萬億、企業債5.7萬億，ETF資產34.0萬億，相當于日本GDP的99%。目前日本央行已經持有約一半日本政府債和80%以上的ETF資產，考慮到繼續量化寬松的邊際效果減弱以及流動性陷阱已經出現，實際操作中購買資產的幅度可能比較有限。事實上，疫前日本央行已在“節省彈藥”，購債規模僅相當于其指引（每年80萬億日元）的四分之一。

　　財政方面，疫中和疫后私人部門需求恢復較慢，接下來較長時間政府財政支出仍將是托底經濟的重要手段，但消費稅已對家庭儲蓄產生巨大擠壓，日本政府或需考慮讓手握大量現金的大企業承擔更多稅負，例如調整企業固定資產折舊政策和對企業海外現金征稅。

　　因此，后安倍時代安倍經濟學的實施也將不同于以往，重中之重將是已被呼吁多年的結構性改革。日本能否切實出臺結構性改革政策，對勞工市場進行深刻改革，發揮“第三支箭”的效用，最為重要。目前看來，結構性改革恰是安倍任期內的最大短板。

　　如何推進結構性改革？例如，考慮到提高生育率政策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奏效，日本或需加大引進移民，以公民權吸引外國人進入日本，擴大勞動力資源和稅基；“終身雇傭制”的遺毒需要破除，從終身雇傭和靈活就業的二元制向同工同酬轉變；企業和政府需要增加IT和數字化投資，以提高運營效率；收入分配也亟需“二次改革”，將更多紅利向居民而非大企業傾斜。所有這些措施，都需要一個鐵腕、有魄力的首相推進，難度不低。

　　本文原發于FT中文網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現任京東數科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