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賈根良

　　導讀

　　美國的真實意圖是通過實施關稅保護和科技冷戰等“脫鉤”措施，保護美國國內市場、國內產業和技術；與此同時，為了達到支配中國經濟的目的，美國又要通過強化所謂知識產權保護、鞏固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價值鏈高端的壟斷地位以及對美金融開放等措施對中國經濟實行“緊密掛鉤”。

　　2019年8月24日，美國政府宣布擬將5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的關稅率再提高5%，其結果是，美國在2019年底之前分別將3000億美元和25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的關稅率提高到15%和 30%，美國這種新的關稅戰行徑引發了人們對“中美經濟脫鉤”的新一輪熱議。

　　01

　　“中美經濟脫鉤”概念的提出

　　在中文文獻中，最早出現的“脫鉤”（decoupling）一詞與中美貿易摩擦或中美經濟戰沒有關系，而是指因2007-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在全球投資者之間盛行的“脫鉤論”（global decoupling theory），其含義是指無論英美經濟如何，亞洲新興經濟體仍能與英美經濟“脫鉤”，并保持強勁增長。

　　也許，“中美經濟脫鉤”一詞是筆者在2010年作為一種戰略主張最早提出的，筆者在主譯的《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一書中寫到：“19世紀的美國學派認為，只有當美國經濟與英國以及其它發達的工業國隔離開來，美國才能相對于英國和其它歐洲國家保持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由于國內需求的增長可以為其經濟擴張提供融資，因此美國不需要依賴外部市場，這種理論指導了美國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崛起為世界工農業強國的經濟政策制定。……中國要擺脫美元霸權的支配地位并貫徹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應該考慮中美經濟‘脫鉤’的可能性和途徑。” 

　　在經濟思想史中，“美國學派認為，只有通過高關稅保護，使美國經濟與英國經濟脫鉤，冀希望于國內市場而非著眼于海外市場，美國才有可能擺脫對英國的依附型地位，實現國民經濟獨立自主的發展。亨利·凱里甚至認為，對外貿易對美國來說不僅是沒有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受歡迎的。這種自給自足的孤立主義思想支配了美國經濟的崛起，為美國內向型工業化道路的成功提供了理論和政策指導。”

　　02

　　國內經濟大循環與不對稱全球化

　　正是基于對我國曾流行一時的“國際經濟大循環戰略”嚴重弊端的批判，基于歷史經驗，筆者2009年在《化危為機：中國外向型經濟需作戰略大轉型》一文中提出了加快從出口導向型經濟向“國內經濟大循環”的大轉變。

　　十年前，筆者在《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呼喚經濟發展戰略的變革》一文中對我國如何實現上述戰略大轉型提出了如下戰略規劃：

　　——通過把注意力轉向“內部改善”， 在國內大循環經濟的內部環境上下功夫。

　　——經過若干年調整和準備， 對外拋棄出口導向型經濟， 使用美元儲備回購外資企業， 保護民族產業和國內市場，重新實施貿易保護模式和進口替代， 嚴禁包括稀土等在內的資源或原材料出口，大力支持我國高質量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的發展；對內則以工人和農民的收入增長、開發中西部和振興高質量生產活動為三大引擎。

　　——通過讓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和農村市場與原先用于出口的廉價工業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場， 實現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通過各產業民族企業的高質量生產活動的迂回生產、重工業（特別是資本貨物工業、軍工）的迂回生產和中西部城市化創造比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導向戰略更多的就業機會。

　　——抓住在未來二三十年內將要爆發的第六次技術革命的機遇，大力推進以產業技術化為核心的創新型國家建設； 實施主權信貸；實現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 

　　筆者在十年前提出的上述觀點目前在國家相關政策中已經得到了部分的體現。例如，我國在2011年底開始對稀土出口亂象開始進行整頓。又如，筆者在上文中提出了將振興高質量生產活動作為國內大循環戰略三大引擎之一，并“大力支持我國高質量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的發展”，這在黨的方針政策中也得到了體現：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2019年11月29日出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

　　2011年，筆者在《解決中國外匯儲備貶值的大戰略》一文中提出，“以中國為龍頭，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建立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這是筆者有關中國應將經濟全球化重心轉移至發展中國家的最早表述。

　　2013年7月28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的“新時期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戰略研討會”上，筆者做了《應對TPP的對策與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新戰略》的報告，在該報告中，筆者在題為“‘外圍包圍中心’：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新戰略”一節中專門對這一戰略進行了論證。為保證“外圍包圍中心”新戰略的成功，筆者在該文中還提出了在國內市場扶植和保護民族產業全球價值鏈高端、在發展中國家建立人民幣貨幣區以及避免過度開放和不對等開放等一些具體的政策建議。這些戰略構想都早于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2013年9月）。

　　03

　　“選擇性脫鉤”是后發國家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

　　為了對“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提供經濟思想史的思想資源和經濟史的歷史依據，筆者和梅俊杰研究員在2011年開始主編一套《經濟史與國富策譯叢》。

　　在出版的第一本譯著《歐洲發展的歷史經驗》中，作者迪特·森哈斯指出，歐洲的歷史經驗說明，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選擇性脫鉤是后發展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西歐和中歐開啟了現代發展進程，那里的發展是由“臨時切斷貿易主動脈”所決定的，這一點難道僅僅事出偶然，或者還是深有大意？

　　在經濟思想史中，漢密爾頓和李斯特等都認為，或多或少地強制執行某種脫鉤或隔斷政策是努力實現國內有效發展的外部先決條件。迪特·森哈斯所指“脫鉤（delinking）或隔斷（dissociation）型發展”是針對進一步融入世界市場的、自由貿易的聯系型發展戰略提出的。

　　因此，從經濟史來看，“選擇性脫鉤”戰略一般是后發國家通過保護主義措施針對技術先進國家實施的；從經濟思想史來看，這種戰略也是后發國家倡導獨立自主工業化的經濟學家提出的。

　　因此，在2018年5月份，筆者就指出，從美國通過美元霸權源源不斷地將中國產品運往美國等角度來看，“中美國”是一種類似于宗主國（美國）與殖民地（中國）的關系，“中美國”這對“夫妻”的“離婚”即“中美經濟脫鉤”是中國走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基本條件。

　　04

　　為什么美國戰略家提出中美經濟的“脫鉤”？

　　為什么美國經濟戰略家提出中美經濟的“脫鉤”呢？就中美技術脫鉤而言，筆者在2018年4月指出，“禁止中國高科技產品和中國直接投資進入美國是美國政府吸取了英國在19世紀末的教訓”。為什么這樣說呢？

　　筆者和鄧久根教授在2015年合作撰寫的《英國因何喪失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先地位？》一文中指出：這是因為英國迷信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理論，在1875年開始的第三次技術革命浪潮中被實施保護主義的美國和德國在新興產業和新興技術上全面趕超。在19世紀末，英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和英國的有識之士呼吁英國政府放棄自由貿易政策，但由于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理論在英國深入人心，英國的關稅改革一直無法推動，只是在“大蕭條”爆發后，英國才重新回到重商主義時期的保護主義老路上，但已為時過晚。

　　正是因為對這個歷史經驗的研究，筆者在《新李斯特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何以成立？》一文中提出了“發達國家產業保護說”，對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841）提出的貿易與發展三階段論進行了修正，并指出，美國在高調宣傳自由貿易的“真理”的同時，仍在有選擇地實施保護主義。

　　那么，為什么要對19世紀末英國喪失第二次工業革命領先地位的教訓進行研究呢？這不只是為了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實施保護主義提供理論和歷史經驗的解釋，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其對中國的重大警示意義。

　　筆者曾談到和鄧久根教授合作這篇文章的動機：“寫作這篇文章的念頭產生于2012年，我當時考慮到，當國外對中國制造業產品出口的保護主義興起時，我國是否有可能重蹈英國的覆轍？何況中國目前在高端價值鏈上遠不如當時的英國？我國會不會在別國通過保護主義保護自己的新興產業的同時，卻通過我國對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教條的迷信，驅動其新興產業產品大量占領我國市場并通過直接投資控制我國新興產業的價值鏈高端和核心技術呢？”

　　正是基于這種歷史觀察，筆者在2018年7月份指出，美國試圖通過“高關稅”恫嚇，在禁止中國高科技產品和中國企業進入美國市場的同時，迫使中國接受美國提出的談判條件，將中國變成美國跨國公司、美元霸權和美國壟斷金融資本支配的天下。一旦達到目的，美國又會拿“貿易逆差”說事，不斷地制造麻煩，進一步要求中國做出更重大的讓步，最終將中國變成美國經濟的殖民地！這是中國在美中經濟戰中妥協讓步的必然命運！

　　05

　　認清美國與中國經濟脫鉤的真實意圖

　　因此，我們需要問美國高調宣傳與中國經濟脫鉤的真實意圖是什么？難道美國真的是像許多人理解的那樣要與中國經濟“脫鉤”嗎？非也。

　　在筆者看來，美國的真實意圖是通過實施關稅保護和科技冷戰（包括禁絕中國對美高科技投資，對中國企業所需關鍵零部件實行禁運，限制中國籍的理工技術專業的留學生、訪問學者或科研人員赴美，更嚴格的對華技術禁運措施，對中國5G和中國制造2025實施精準打擊，以及禁止中美之間在自然科學基礎理論方面正常交流的“法西斯主義”措施）等“脫鉤”措施，保護美國國內市場、國內產業和技術；與此同時，為了達到支配中國經濟的目的，美國又要通過強化所謂知識產權保護、鞏固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價值鏈高端的壟斷地位以及對美金融開放等措施對中國經濟實行“緊密掛鉤”。

　　為此，美國正在實行兩個新的重大戰略。

　　第一個戰略就是通過對來自中國的產品征收高進口稅，隔離美國本土和中國市場，其目的就在于刺激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恢復本土的中低端生產，重建創新所需的完整產業鏈，增加就業，緩和國內階級矛盾，并增加用于抵補減稅或政府開支所需的財政收入。

　　因為美國在華跨國公司對美大量出口不符合美國整體的國家利益或國民利益，因此，美國對其在華跨國公司輸出到美國的產品征收同樣的高進口稅也在所不惜，同時也是為了迫使這些跨國公司以占領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市場為根本目標，以達到美國充分利用本土和海外兩個市場的目的。

　　第二個戰略就是為了在對華貿易逆差減少的情況下繼續在中國推行美元霸權戰略，為此，美國正在從通過貿易逆差輸出美元為主的戰略轉變為通過貿易逆差和金融直接投資輸出美元并重的戰略，并有可能在未來轉變為以后者為主，這是美國對華經濟戰略的重大變革，這就必然要求中國對美國實施金融開放。

　　但美國不會放棄對華貿易逆差戰略，因為只有來自中國的產品源源不斷地運到美國，美國通過加印貨幣大幅度增加財政赤字才不會導致通貨膨脹。美國高關稅恫嚇的目的之一就是利用中國對出口導向型經濟和積累美國金融資產的迷信，迫使中國對美國控制中國經濟做出重大讓步；另一個目的就是讓中國為了保住對美貿易順差而通過壓低匯率賤賣產品并使用財政收入（完全的出口退稅）補貼美國消費者。

　　本文摘編自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賈根良的新著《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演化經濟學領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