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薛洪言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發布新修訂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提出以一年期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每月20日發布）的4倍為標準，確定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

　　靴子落地，市場非但沒有松一口氣，反而陷入更大的不確定性之中。下調民間借貸利率上限，會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具體影響幾何，卻只能等現實來揭曉。相比后續影響的復雜性，本文只能就一些相對明顯的問題嘗試做一點解讀。

　　持牌機構不能獨善其身

　　最高法限定民間借貸利率，持牌金融機構不可能獨善其身。

　　在新聞發布會中，最高法已經明確下調民間借貸利率是基于“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激活市場主體活力”的大局和邏輯，這個大局和邏輯同樣適用于持牌金融機構，甚至可以說持牌金融機構更應該去主動服務這個大局。

　　以2020年7月一年期LPR的4倍15.4%為限，調整后的民間借貸利率已經明顯低于不少持牌金融機構的利率定價水平，不難預計，民間借貸利率下調之后，持牌金融機構利率也會面臨很大的下調壓力。

　　比如信用卡的分期利率，現行日息萬分之五（年化18%）的定價上限肯定要下調。不說別的，僅就3億持卡人投訴銀行高利貸的擔憂，就足以讓銀行主動下調利率，規避潛在風險。

　　信用卡分期利率是很多消費金融公司、小貸公司以及互聯網貸款產品的定價基準，信用卡分期利率下調，也會帶動整個持牌放貸機構體系的定價下行。

　　一旦利率定價大幅下調，會對“高進高出”的商業模式產生明顯的擠出效應，那些不能迅速壓降綜合成本的貸款機構會被快速淘汰出局。在實踐中，降成本非常困難，短期內只能通過擠壓利潤的方式來確保定價合規。所以，未來一到兩年內，持牌放貸機構的盈利水平會出現趨勢性的顯著下降。

　　放貸機構盈利水平下行，又會通過產業鏈擠壓上游供應商利潤，倒逼貸款導流平臺、金融科技服務商下調收費標準，繼而引發導流平臺、金融科技服務商的優勝劣汰。

　　一只蝴蝶扇一扇翅膀，就能在大西洋引發臺風。未來一兩年內，我們有望看到下調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產生的蝴蝶效應。

　　普惠金融的倒退？

　　從業者喜歡用“高風險高定價”為高利率辯護，要普及高風險借款人，就必須允許高定價，否則商業模式不可持續。限制高定價，必然會限制貸款的普及范圍。

　　實踐中，根本不存在又普又惠的金融模式。放松利率管制，是犧牲“惠”實現“普”；下調定價上限，則是犧牲“普”尋求“惠”。從這個意義上，下調貸款利率上限，并非普惠金融的倒退，只不過是“普”與“惠”的天平發生偏移，從一端移動到另一端。

　　天平的偏移，必然會對金融體系產生沖擊和洗牌效應，但決定天平轉移的驅動力量從來都是實體經濟。當限制利率定價利好實體經濟時，就會限制利率定價，至于金融機構的利益受損，只要不引發系統性風險，也只會被視作變革的必要成本。

　　畢竟，金融從屬于實體經濟，金融體系讓利實體經濟，已經成為社會共識。

　　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下調民間借貸利率，一定能換取實體經濟更大的利益嗎？這個賬沒人算得清，只能說，相比前幾年，下調利率更能利好實體經濟的概率在變大。

　　先說小微企業融資。隨著普惠型小微貸款成為銀行業的硬指標，大量低息資金涌入小微貸款市場，也激活了非銀放貸機構發力小微金融的積極性?？梢哉f，小微金融市場的資金供應是相對充足的，融資難的問題已明顯緩解。

　　此外，考慮到目前的經濟形勢，小微企業經營困難，盈利能力持續下行，定價利率高于16%的貸款，對小微企業而言算不上支持，更像是飲鴆止渴，與扶持小微企業健康發展的本意背道而馳，不要也罷。

　　從數據中看，2020年1季度，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公司的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在營收中占比僅為10%左右，根本無力負擔16%以上的貸款。

　　再說個人貸款。下調利率上限，肯定會把一大批借款人踢出借貸市場。但只要你把限制理解為一種保護，也就說得通了。

　　消費固然重要，高息貸款驅動的消費并不值得提倡。尤其隨著居民杠桿率的提高，限制中低收入群體的負債行為，已經被視作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確保金融體系健康發展的一部分。

　　誰是受益者？

　　任何一項政策，都有相對受益的一方。

　　就這項政策而言，中低風險借款人群體是最大的受益者，借款成本顯著下降，借款體驗也會有顯著提升。就金融機構而言，以15.4%為基準，包括銀行在內的所有放貸機構都會受影響，但影響程度不同，也會產生相對受益方。

　　如果把這項政策對放貸機構的影響比作小行星撞地球，所有能活下來的物種都可視作受益者。

　　銀行仍是毫無疑問的受益者，用“人擇原理”的理念說，如果這項政策影響到銀行的生存，這項政策就不可能出臺。雖然銀行也有高息貸款業務（信用卡分期、助貸與聯合貸款），但低息貸款仍是主流。限制高息貸款后，銀行業的營收、業務規模會受一定影響，但不會傷及根基。

　　消費金融機構，也算受益者，畢竟有消費金融牌照加持，最壞的結果就是控制權轉讓，不存在倒閉退出的問題。不過，銀行系消費金融公司可能會受到明顯影響。

　　多數消費金融公司的大股東是銀行，而銀行之所以成立消費金融公司，一個目的是跨區域經營，另一個則是差異化經營，覆蓋中高風險的借款人。如果定價限定在15.4%以內，銀行會傾向于自己搞定借款人，給旗下消費金融公司導流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

　　小貸公司會迎來大洗牌。小貸公司的牌照含金量不高，遇到沖擊缺乏牌照加持，全靠自身抵抗力，必然有大量小貸公司要退出市場。

　　此外，從產業鏈分工的視角看，資金主要集中在銀行，流量主要集中在互聯網平臺，理論上講，除非背靠流量平臺，大量的小貸公司在產業鏈中并沒有差異化優勢，退出市場也是遲早的事。

　　以4倍為上限合理嗎？

　　就這項政策而言，有很多人質疑“以4倍為上限”的合理性。為何是一年期LPR的4倍呢，5倍不行嗎？

　　此次以4倍為上限，是援引1991 年最高法發布的《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中的相關要求，而1991年提出的“4倍利率上限”，基本是個拍腦袋的決策。

　　那為何還要援引一個拍腦袋的慣例呢？因為利率上限界定了高利貸的邊界，而對高利貸的限制更多的是個社會倫理問題。社會倫理，基于一種約定俗成的慣例，初始設定不重要，遵循初始設定才重要。

　　從歷史上看，人們會出于不同的理由來限制高利貸，有的基于宗教教義，有的基于哲學理念，有的則基于社會分配的主流思想。一如凱恩斯所說：

“利息率不會自我調整到最好的水平來符合社會的好處或優勢，而是會經常上升到較高的位置，所以明智的政府都會通過法令、習慣甚至道德的制裁來對此進行約束控制。反對高利貸的規定是我們所知道的有記載的最古老的經濟實踐?！?/p>

　　亞里士多德也曾明確提出“最可憎恨的一種，而且是最有理由被憎恨的，就是高利貸”的理念。某種意義上，對高利貸的限制，是社會大眾追求公平與平等的一種具象化表現。

　　這幾年，高利貸、暴力催收之所以引發社會輿論廣泛關注，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這些事件引發了人們內心深處的倫理正義，即高利貸是不正當的。

　　經濟是社會的子集，經濟世界中的自由競爭觀念是不能對抗社會層面對公平與平等的要求的。所以，不論從業者怎么從經濟效率、普惠金融的角度辯解，都于事無補。

　　最現實的做法，就是接受現實！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副院長，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