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丁一凡 

　　疫情沖擊下的經濟全球化將發生什么樣的變化，走向何方？其實此事已有一段時間了，從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以后，美國政府采取的許多政策，以及一系列的社會運動，把經濟全球化當做西方國家社會階級分化、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在此背景下一系列的民粹主義政治家走紅，這些民粹主義的政治家對整體發達國家，特別是以美國、歐洲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一些貿易保護主義回潮，是一種逆全球化的趨勢。

　　盡管輿論一直在講經濟全球化是一種大的歷史趨勢。但歐美國家中已經出現了這種逆全球化的趨勢，中國對于未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就很重要了。今天，我主要講五個問題，第一個就是逆全球化的現象怎么出現的，它主要是來自于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社會形成了巨大的沖擊。第二，講一講中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的差距迅速的縮小，而在迅速縮小過程中中國大大利用了這場經濟全球化。第三，疫情發生使得一些發達國家多了與中國脫鉤的借口，他們確確實實在采取與中國脫鉤的措施。第四，中國最近一些年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讓這些發達國家妒火中燒，在國際輿論中我們聽到的往往是中國給發展中國家投資帶來的問題，其實恰恰是因為中國在這些國家投資發展的太好。第五，當中國來重新塑造經濟全球化的時候，怎樣才能讓經濟全球化走得更好、走得更遠。

　　一、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社會造成的沖擊

　　經濟全球化是從發達國家開始的，美歐日大企業是始作俑者。像皮尤研究中心等美國許多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就做了調查，在二戰后經濟復蘇和后來經濟高速發展的年代，所謂的中產階級一直在西歐和美國都是居民中間的大多數。但進入本世紀以后，特別是2015年以后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之后，中產階級的規模大幅度萎縮，皮尤調查顯示規模已經不到一半，在1960和1970年代的時候，大概美國所謂的中產階級在60%多，他們下降了百分之十幾。

　　除此之外，還有所謂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平均收入這些年也在大幅下降，大概從2007年以來受到了房貸和房地產市場價格暴跌的影響，美國中產階級的中位數家庭收入大概下降了28%。同時美國的貧富差距在迅速拉大，過去已經進入了中產階級階層的人，又回歸了無收入或者底層收入的人群。中產階級萎縮發生在其他發達國家。德國的中產階級從1991年占居民的60%降到了2013年54%。而在日本，2011年以后社會最大的變化就是中產階級萎縮，中產階級從原來的中等收入的人口變成了貧困人口，年收入在五六萬美元以下的中低階層已經占到人口八成，整體來講所有國家情況都很嚴重。

　　無論是美國、歐洲還是日本的中產階級萎縮，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跟制造業的衰敗緊密相連的。1953年時，美國制造業比重曾經高達32%，在1979年時，美國的制造業就業總量吸納了美國26.4%的勞動力，但是到了2018年，美國制造業就業比重僅占美國勞動力就業的8%，和美國最高的制造業就業人數相比下降了大概24個百分點。1973年，日本的制造業就業比例是最高的，占到27%，之后不斷下降，到1994年的時候下降到23%，現在更低。在歐盟的15個國家中，制造業比例最高的是1970年，當時制造業就業占到30%，但現在在10%左右。

　　與此同時，在整個GDP國內經濟總值的比例上，服務業的比重越來越高，現在在這些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服務業占的就業比重和價值比重已經超過了80%。服務業和制造業相比，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服務業工資水平一直遠遠低于制造業，因為服務業勞動力可替代率很強，這件事情在歐洲表現的更加嚴重。因為隨著歐盟的東擴，越來越多東歐國家的勞動力遷徙到了西歐，形成了工資成本上的一種競爭，使得在服務業里面的就業成本不斷的下降，而這些服務業就業人群領到的工資也不斷的下降。

　　正是因為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的變化形成了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這一切又都源于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一種所謂“新自由主義”思潮，新自由主義思潮就是排斥政府干預。從二戰結束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左右，基本上西方國家流行的都是凱恩斯主義，而凱恩斯主義政策的核心就是政府干預，國家干預主義。國家干預主義確實在二戰結束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促進了當時的經濟復蘇、經濟回升和經濟增長，但是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后，從二次石油危機之后，在西方這些發達國家都形成了一種經濟滯脹。這種滯脹現象是凱恩斯主義當年解釋不通的，因為根據凱恩斯主義的解釋，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之間有一種替代關系。如果想維持比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可能就得在通貨膨脹上稍微放松一點，有一點通貨膨脹。因為當時的很多經濟學理論認為通貨膨脹是刺激人們消費和投資的一種機制。所以大家都認為那個時候既然經濟和收入增長都很快，有一點通貨膨脹可能沒什么問題。

　　但是在七十年代之后，1973年石油危機之后就出現了經濟滯脹。在這種背景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有一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登臺，從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上臺和美國總統里根的上臺代表了一種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回歸和革命，打破了在歐美國家戰后時髦了三十年的凱恩斯主義傳統。所以八十年代之后的經濟政策就成為了拋棄國家干預主義，恢復市場至上，讓企業主宰市場的做法。

　　正是這樣激進的非黑即白邏輯，害了西方國家的經濟。這種背景下，他們要撇開市場鬧革命，讓市場決定一切的做法大大提高了企業的效率，因為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讓企業去主宰市場的話，效率確實大大提高，但也促成了企業在市場上的擴張，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的價格壟斷。而且隨著全球市場的開放，企業在市場上遷徙能力增加，企業可以隨時以搬遷來威脅員工發更低的工資。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企業的工資成本在不斷的下降，利潤和資本回報率在上升，企業高管收入不斷增長，社會分配開始失衡，社會分配逐漸向一小部分人傾斜。原來西方社會里這種社會穩定的基石，也就是龐大的中產階級開始萎縮，社會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

　　在這種背景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占領華爾街”等社會抗議行動，一些民粹主義政治家似乎看到了機會，他們利用民眾對全球發展的不滿趨勢，煽動民眾起來反對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把這些現象都稱為是全球化的罪惡和全球化造成的后果。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丁一凡

　　二、在這種過程中，其實中國與發達國家的這種差距在迅速的縮小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幾乎同步，一改革開放就吸收了很多外來的資本和訂貨。當時八十年代中國的生產能力還比較低下，我們當時參與了經濟全球化的時候，承擔的是整個全球供應鏈里面最低端的生產。與中國改革開放同時發生的是鄉鎮企業崛起，鄉鎮企業有很多都是搞這一類加工的，給國際市場提供了大量的廉價的產品。在這個過程中，全球化大大加快了中國工業化的步伐，當時中國的工業產出在1980年的時候，只有1800多億人民幣，到1997年的時候就增長到了2.6萬億，到2018年時就增長到了10萬億，到2017年時就增長到了24萬億。

　　最開始中國的出口是低端工業產品，外匯是有限的。但是后來隨著工業化和工業制成品的出口升級，不一樣的出口價值使得我們的出口額大幅增長了。1980年時我們的商品出口大概是181億美元，到1997年增長了將近10倍，到了2008年商品出口超過了1.4萬億美元，2015年增長到了2.2萬億美元。正是世界經濟的全面開放和全球化的發展，大大促進了中國工業化的發展，外部需求的持續增長支持了中國經濟的增長，也支持了中國的工業化。不僅我們的對外出口總額在大幅上漲，經濟增長這么多年來，出口還一直在增長，這恰恰說明了我們的工業制造在不斷的升級換代，我們在不斷的往高端制造業攀登，出口附加值和總額不斷的增長。中國才能在這個基礎上使得商品貿易出口這些年來一直在增長。

　　2008年發生了國際金融危機，中國趁著刺激經濟計劃大大加強了基礎設施的投資，經濟發展之快遠超國人的想象。2008年時，中國GDP是30萬億人民幣，十年后到201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90萬億人民幣。世界上其他的發達經濟體都停滯不前沒有變化，甚至有些國家在退步。歐盟從當時19萬億美元下降到了18萬億美元。日本的GDP在2008年的時候，是5.04萬億美元，到2018年倒退到了4.98萬億美元。只有美國還稍微增長了一點，美國的GDP從2008年15萬億美元增長到了2018年20萬億美元，但制造業價值沒有明顯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在服務業和金融業里面的一些變化。而2008年到2018年，十年期間美國國債增長了10萬多億美元，它的GDP增長了5萬多億美元，但是它的國債增長了10萬多億美元。全世界的發展趨勢在2008年危機之后都是停滯的，只有中國十年漲了三倍。

　　中國的經濟發展更體現在質量上?；A設施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很重要的東西，以基礎設施為例，2008年舉辦奧運會的時候我們只有一條高鐵，就是北京到天津的高鐵，只有100多公里半小時行程。十年后的2018年，我們已經建成了3萬多公里的高鐵線路“八縱八橫”，是全球其他國家高鐵之和兩倍還多。同時我們還建成了大量的高速公路和機場，使得中國的交通基礎設施一躍成為世界最發達的系統，現在我們的交通系統無論是高鐵、飛機、高速公路都好于發達國家。

　　中國的通信基礎設施在這十年中也發展起來了。到今天中國98%的領土都被4G通信網絡覆蓋了，因此我們才能夠發展電子支付體系，二維碼認證體系。出現疫情的時候我們開發出了各種各樣的健康碼服務于掌控疫情的擴散，這些技術的基礎就是通信設備的基礎設施。其實看到了在那些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和歐洲，現在日本也是每天以一兩千人的速度在迅速的傳染，而他們的控制能力要大大低于中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通信基礎設施不如中國發達，他們的控制手段當然就不如中國好。

　　總體來講，中國成績斐然的科技現代化讓這些國家更為擔憂，5G通信會使“中國制造”再上一個臺階。5G通信和4G通信相比，對工業來說5G通信大大改善了工業化的水平?，F在碼頭上用的這些自動化的設備完全是用5G來完成的，整個港口的運輸和搬運全部是無人和自動化的?，F在正在做的就是礦山，現在通過5G設備可以讓整個礦井全部用機械化來運作，而機械化的指揮是通過5G來完成的，從安全性、可靠性等各方面都是特別大的進步。下一步5G還會應用到智慧城市、無人駕駛，城市機器人送貨和物聯網等領域，所以，等到這些應用場景都發展起來之后，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便利程度都會更加提高一層。這些事情決定了中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差距在縮小，而他們在技術和財力方面也都落后于中國。

　　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和西方國家的貿易摩擦肯定會不斷增加，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我們還是享受發展中國家待遇。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和這些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是在所難免的。這是第二個部分，這里有一個圖表，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挖掘了全球制造業的比例，說明了中國正在回歸歷史舞臺的中央，1750-1800年的30%多，之后就是鴉片戰爭，中國的制造業不斷下跌，工業落后和戰爭賠款使得我們失去了工業化的機會，中國的比例不斷下降。1860年之后降到20%，1900年降到了5%左右，1938年到1950年我國制造業在全球市場上占的比例只有2%左右，但之后中國的制造業比例不斷上漲，2018年后中國制造業在世界上的占比已接近30%，很快中國制造業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就要恢復到歷史上的榮光，恢復到市場上最輝煌的時期。

　　全球制造業比例（來源OECD）

　　三、疫情使得歐美國家多了一些與中國脫鉤的借口

　　疫情凸顯了美歐等國對中國的依賴。在對付疫情中間，美國的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產生了很多的摩擦，有一次紐約州的州長科莫無意中說出了，美國本身能力不足，什么事情都依靠別人，特別是中國，從疫情初期的口罩，到給醫護人員的防護用品，到給感染者維持生命的呼吸機，甚至核酸檢測的原料都要從中國進口。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議員們說這件事情變成了國家安全的事情了，特別是他們發現在他們的醫藥原料中，85%以上從中國進口，對中國的依賴嚴重。所以他們開始要醞釀、要立法來保證國家安全，強迫他們的企業回歸。另外一個特別重要的事情是他們發現在2008年那次金融危機之后，中國一下子加大了對美歐市場的投資，兼并了很多需要境外投資者擺脫困境的好企業。

　　這次他們發現疫情會造成相似甚至比上次更嚴重的后果，所以他們開始立法排斥中國投資，嚴禁境外資本趁疫情去兼并他們的企業。促進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現在似乎在美歐的西方世界不太流行了，新的凱恩斯主義正在回歸。他們認識到這個問題很嚴重，一方面他們要利用國家干預主義的工具防止中國收購兼并他們的關鍵企業。另一方面如果經濟危機嚴重，當這些關鍵企業陷入財政困境的時候，他們要使用國有化的方法收歸國有。這種方法都是當年凱恩斯主義盛行的時候曾經采用過的方法。

　　在中美貿易戰升級的同時，美國人越來越多的使用司法和金融管轄手段強迫中國和美國全面技術脫鉤。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技術、產業鏈是相通的，現在他們很擔心這些事情對中國實力增長的幫助，所以它要跟中國全面脫鉤。最新的一個消息，Tiktok被特朗普瞄中了，也是使用行政手段來禁止中國公司在美國的運行。如果按照過去市場主導全球化的力量，讓市場決定的話，實際上Tiktok在美國的發展非常好，現在它的使用人數和發展趨勢都是要大大超過了過去耳熟能詳的美國的互聯網企業，這就說明它現在很擔心中國在這些互聯網技術上，要超越美國，對美國市場要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在這個背景下，美歐這些國家都想要打破原來的全球化格局，重新塑造產業鏈，但這可能使得整個過去已經構建起來的全球產業鏈的效率降低，而發行的貨幣就可能對這個市場產生巨大的通貨膨脹。過去從2008年那次危機以來美國歐洲就已經濫發了很多貨幣，但之所以沒有引起馬上的通貨膨脹，是因為當時的貿易比較自由，大大促進了中國這些國家給他們提供的廉價產品，但是如果現在有更多的貿易戰，同時他們有行政規定和法律規定來強行的切割這個產業鏈，比如要形成全球的三個產業鏈，東亞一個產業鏈，歐洲一個產業鏈，北美一個產業鏈。整個的工業制造的效率會大幅下降，成本會上漲，再加上寬松的貨幣政策，未來的通貨膨脹是可以預期的，所以是非常危險的。

　　盡管他們用行政手段做了這些事情，中國的市場吸引力仍然很大，所以今年以來盡管逆全球化的趨勢很猛，但是跨國公司仍然是對中國市場戀戀不舍。實際上從四月份以來來中國直接投資的外來資本還是在上升的，甚至超過了去年的水平。這在全球跨境投資在大幅萎縮的情況下，是非常反常的現象。這充分說明了跨國公司還是很看重這個市場，盡管他們的政府采取各種各樣的行政措施和法律手段，但并沒有馬上阻止這些企業繼續到中國市場來尋求利潤。

　　四、中國投資在發展中國家的成功讓發達國家很忌妒

　　上次危機以來中國最成功的不僅僅是國內經濟上了一個臺階，同時依靠著“一帶一路”的投資，使得我們不再單一的依賴貿易出口和歐美市場。從上次經濟危機后，我們可看出歐美市場的需求不可能繼續無限增長?！耙粠б宦贰钡某h，在某種程度上使我們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往來部分的彌補了對美、對歐出口的那些空缺，我們不僅做了“一帶一路”，幫助這些國家有了基礎設施的發展，然后在基礎設施發展的同時也向這些國家出口了很多機械，讓這些國家能夠完成投資項目的基礎建設，對我們的出口方向多樣化都非常有幫助。

　　中國在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沿線國家都建了很多的中國產業園，某種程度上是中國過去辦經濟特區的方法來做這些事，使得這些國家的工業化迅速發展，很快形成了集約化的力量。有些國家比如埃塞俄比亞曾經是非洲最不發達的國家，中國幫助它建立的東方工業園，使得埃塞俄比亞十年到十五年間迅速的發展起來了，變成了一個非洲中等收入國家典范。美國這些西方國家是不愿意看到中國的投資能夠成功的幫助這個一個國家，所以開始有一些破壞活動，比如美國人成立的海外埃塞俄比亞聯盟?，F在西方在發展中國家擁有比中國大的話語權，在不斷的抹黑中國方案，比如說中國的援助和投資都是債務陷阱。這些發展中國家當年都是殖民地國家，他們用的語言還是英語、法語等前宗主國的語言，它們的媒體和輿論到現在為止還是受著歐洲國家的影響。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他們的話語權仍然對這些事情起到很大的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未來中國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擴展話語權，能夠讓我們幫助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項目不是受到指責，而是證明它的生命力和對當地的幫助。

　　五、如何才能讓中國版的全球化走得更好一點

　　一是要防止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錯誤，上一輪經濟全球化造成了對發達國家一個很大的問題，讓企業自身獨占市場的結果就是讓貧富分化越來越大，它會讓整個利潤分配上一家獨大。我們要防止犯同樣的錯誤，在“一帶一路”的過程中，要讓市場和政府都深度參與所有項目，政府可以協調，使得這些“一帶一路”產生出來的效益在社會和政府之間會有一定平衡，不讓其只對某一方面有利。

　　二是我們要在美歐西方國家想去搞成地區產業鏈的過程中，健全中國自己的產業鏈，要防止出現孤軍深入的錯誤。有可能有些企業像華為，它的技術發展特別精尖，但同時它嚴重的依賴于全球產業鏈，它沒有把國內自己的生態比如半導體產業鏈培養起來，這種情況下它就出現了孤軍深入的情況。當別人把你供貨網絡割斷時，就有可能中了別人的埋伏。所以未來我們在發展產業上面要考慮到整個生態。

　　現在我們強調內外循環，其實內循環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考慮到內部的產業鏈要怎樣能夠比較完善，不被外部沖擊而影響到整體企業。內部循環在保持我們的社會凝聚力上也有很重要的意義，就像前一陣子總理講到，我們仍然還有6億人口的月平均收入在1000人民幣左右，需要形成內循環，拉動這些人就業，甚至提高他們技能和增加他們收入。外循環更不用說了，中國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的商品貿易大國，外部市場對中國的發展和工業化升級都很有意義。

　　在保證外循環的同時，我們還要有控制部分轉移生產，我們要讓工業化產生的利潤能夠受益于部分的工業轉移的進程，以此來建設我們的“朋友圈”，別人跟我們一起受益，而中國現在是有這個能力的，所以我們現在轉移生產，我們去搞產業園幫助他們工業化，某種程度上都是讓他們分享工業化的利潤。

　　最后一點，中國的內部要追求質量和效益，但是過去在對外投資的時候，有時候幾家中國企業在那里拼命競價，一旦中標后又因價格太低而只能粗制濫造完工。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有時候也會遭到一定的質量詬病，過幾年可能就出問題了。所以我們要維持在外部的形象，否則的話就會變成自己國內已經發展的很好了，但是在海外的形象仍然還是一種廉價產品的代表。改變這種象征，不光是我們自己發展的好，還要改善在對外投資過程中的質量，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今天我就給大家講這些問題，在結束之前，再回答一下大家的幾個問題。

　　問答

　　問：政府的經濟干預越來越多，是不是已經不存在實際意義上的自由市場經濟了？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之間正相關嗎？

　　丁一凡：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之間歷史上曾經被認為有一定正相關的，但滯脹否定了這種說法，未來出現同樣問題時候要看我們中國政府處理這個問題是不是比其他的歐美國家、日本等國要好一點。從政治上講，其實這些歐美國家都有利益來搞一點通貨膨脹，因為如果完全沒有通貨膨脹，他們這么重的債務是減不下來的。當債務太重的時候，他們總是要人為的搞一些通貨膨脹，使得實際債務比重不斷的下降。通貨膨脹可以幫助把GDP的分母做大，債務的分子就顯得小了。到一定的時候，就可以解決債務不再上漲的問題了。所以未來要擔心通貨膨脹出現在發達國家反過來對我們的影響。因為從現在他們對我們的防范，他們對全球化的管制，他們對我們貿易的管制都證明實際上他們已經放棄了這種自由市場的經濟，因為他們覺得自由市場經濟對中國有利而非他們，從這個角度上講，他們變得越來越政治化。

　　問：現在我們學習西方國家的股份制改革是不是需要調整了？中國如何在中美脫鉤和新冷戰中勝出？

　　丁一凡：股份制改革這件事本來就有不同理解，我們沒必要拘泥于美國模式。以華為來說，它就不是一家美國股份制公司的構架，但是它仍然是全球最成功的技術企業。我們不必在這些經濟發展方面受困于某一種企業的形式，有時是一種對西方盲目崇拜的結果。

　　關于中美冷戰和脫鉤問題，只要我們政府更加重視基礎研究，企業更重視技術的研發，中美脫鉤也不會對中國產生什么影響。美國現在的想法其實已經是一種自殺式的想法，寧可自己有巨大的損害，也不讓你正常的發展，說明它已經沒有什么別的辦法了。其實中國正面臨著一個最好的去吸引外來人才開發的時代，歐美經濟都在長期衰退，在這種背景下，那些研發人員想做的事情就是把他們的成品，能夠迅速的搬到市場上去它普及和賺錢。只有中國現在有這種條件滿足他們。最有名的就是前一陣子到中國來，加入小米的Daniel  Povey，他是在人工智能、語音識別方面的全球大拿，基礎的這些軟件都是他編寫的，他到中國來加入小米實際上說明了世界頂尖科學家對歐美的不滿，所以越來越多的人會跑到中國來尋找發展機會，這應該是中國的一個歷史機遇。所以我們不應該太擔心，和美國脫鉤了以后沒有新的技術來源了，那是以前的事情，不會在未來繼續發生了。

　　問：人口紅利消失，產業鏈升級，如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丁一凡：我來回答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中等收入陷阱是有點聳人聽聞的說法，其實世界歷史證明并沒有什么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所講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只存在于兩個地方，一個是拉丁美洲，一個是有些當年的東南亞的國家。他們沒有技術，靠某一些資源，在某一種特定的情況下突然的爆發起來了，后來他們永遠走不出來了。這個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或者說經濟學發展理論上沒有任何意義。拉美國家突然一下子變成中等收入國家是七十年代石油危機時借了很多廉價的美元搞石油資源開發，當年巴西、墨西哥這些國家皆是如此。但是在八十年代之后，美元突然升值，同時石油價格暴跌，它們就陷入了債務危機。債務危機之后美國利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他們搞債務重組，強迫他們變賣國家資產，使得這些拉美的發展中國家就陷入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這些都是孤立的例子，說明不了經濟發展的規律。中國發展的路子完全不是這樣的，中國是靠著工業發展起來的。

　　問：現在我們的房債透支、國外出口受阻、地方債風險影響投資，如果三駕馬車失靈，中國的經濟如何破局的問題？

　　丁一凡：其實從債務的情況來講，是別人在故意的放大中國的債務水平，中國的債務水平是可以控制的。比較一下現在和九十年代的債務重組時的情況，那個時候的債務情況其實比現在更讓人擔心。我們在債務重組的過程中收回的資本，好資本的比例遠遠超過美國的那些債務重組過程中的比例。美國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時候，也曾經出現過幾次債務重組，他們的債務重組之后的好資產的比例比我們要低得多，如果現在需要債務重組的話，其實還是能夠使得許多東西能夠起死回生的。而政府的財政能力還是有手段來給這些銀行重新注資，現在國有大銀行還不需要政府重新注資恢復到可信的資產負債的情況。輿論有時候對我們的經濟困難夸張得太多了，相比全球，我們現在無論從投資，無論從債務還是發展方向上，我們的余地都比他們大得多。所以，未來十年，大家可以重新看一下，未來十年大概率是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未來十年大概率是中國的技術會領先全球。

　　(本文作者介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第六屆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