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余永定

　　對于“雙循環”，我希望補充幾點看法。在此之前，首先，我們需要對一些關于背景的理論討論進行回顧。在1987年10月，時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的王建，向中央提出了“關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因為我是1988年離開到牛津的，那年我還在國內，因此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我與我的領導浦山所長就討論過王建的建議，他在《光明日報》也發表過一篇長文，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坦率講，由于受勞爾·普列比什、薩米爾·阿明等第三世界左翼經濟思潮的影響，我當時對“大進大出”的建議是有疑慮的。

　　王建提出的“國際大循環”的構想，用標準的西方經濟理論的標準來看似乎沒有什么更多的理論。但事后證明這是一個非常杰出的構想。我個人認為，雖然中國學界提出過不少推進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建議，但就對政策的影響而言， “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構想的成功，是其他建議難以比擬的。當然，我這里主要講的是經濟發展戰略，不涉及體制改革等領域的問題。

　　另外，也應該看到，隨著“國際大循環”戰略的成功，對其進行調整的必要性也日益顯露出來。事實上，政府早在2006年初發布的十一五規劃中就已經明確提出，應“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把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基本立足點，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

　　理論界對如何調整國際大循環戰略的討論在90年代后期就已經開始了。2009年，人民大學賈教授提出，“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是……破解美元霸權和應對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危機的根本性措施”（見賈根良：《化危為機：中國外向型經濟需作戰略轉型》，《廣東商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據我所知，這可能是國內學者首提“國內經濟大循環”的概念。

　　應該看到，“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決定，并不是對國際大循環戰略的否定，而是對它的揚棄，是對它的補充和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辯證法對現有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對現有事物的否定理解”。

　　國際大循環戰略有力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在1979年時，中國GDP占全球GDP的比重是1.79%，而中國的GDP總量在全球排11位，此時中國的GDP總量還不如荷蘭。到了2008年，情況就已經非常不同了，中國GDP總量已經大幅提升了。在2010年，中國的GDP就已經超過日本，而2018年底中國GDP占全球GDP的比重，達到了16%。中國的GDP已經超過美國GDP的66%。

　　當中國還非常弱小的時候，無論是引資、出口、還是貿易順差的情況，別國都不在意。但是當國家真正強大了，到了現在這個局勢，中國依然實行“大進大出”，可能就有問題了。中國的出口成為全球第一，對別國的出口巨大競爭壓力，所以矛盾就出來了。

　　總之，國際大循環戰略的成功，導致了對這一戰略進行調整的必要性。一方面，我們并沒有放棄國際大循環。另一方面，我們是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 我以為這種調整是非常正確的、非常必要的。略感遺憾的是：在2006年之后，我們沒能更為堅決、全面的落實十一五規劃的要求。

　　關于“雙循環”的概念，我自己的理解與大家的理解是一致的，只是在當下，考慮到我們的國內國外形勢，我想強調以下數點。

　　第一，中國應努力建立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產業結構，確保糧食和能源安全，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制造業強國。20多年前，我們曾經辯論過關于農業的問題，不少人說，18億畝紅線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從比較優勢的角度講，中國并不適宜產糧。

　　那么糧食安全如何保證呢？提出這個問題很可能遭到嗤笑，因為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我們并沒有認真考慮中國的糧食可能會遭到別國封鎖、禁運的可能性。所以大家認為增加進口糧食就行了，節約下來的土地用于發展工業。

　　其實，即便不考慮地緣政治問題，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糧食安全也必須掌握在自己手中。現在大家肯定認識到，糧食和能源安全對中華民族生命攸關，其重要性遠遠超過如何發揮比較利益的考慮。我們必須首先保證我們的糧食和能源安全，其他考慮都是第二位的。

　　十多年前，大家一致認為中國第三產業即服務業的比重太低。相比之下，印度的第三產業占比很早就超過50%，現在是60%左右。印度這樣一個落后的國家都擁有占比超過60%的服務業，中國為什么不把更多的力量投入服務業？在英國、美國服務業的占比更是超過70%、甚至80%。在服務業中，除了高科技，大家又特別強調金融服務。提高中國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成為經濟學界的共識。

　　事實上，當時中國服務業的占比確實過低。但是，當前中國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已經達到55%左右，相當多的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恐怕已經是發展過度了。服務業占比并非越高越好。在現在國際形勢惡化的這種環境之下，盡管我們依然要重視服務業的發展，特別是要提高服務業的質量，但我們應該更多地強調制造業的發展、強調要把中國建成一個制造業大國。

　　在這個問題上，印度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它的IT產業非常不錯，但它沒有強大的制造業，IT產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發達國家打雜，所以它是個“泥足巨人”。美國和英國制造業的衰弱，已經嚴重制約了這些國家經濟的增長。

　　既然中國要建立一個相對獨立和完整的產業體系，中國就必須不但具有生產機器設備的能力而且具有生產生產機器設備的機器設備的能力。簡言之，實現從“國際大循環”到 “雙循環”的轉變，就是要使中國經濟擁有一個相對完整獨立的產業結構，保證糧食和能源安全，把中國建成一個制造業強國。

　　第二，中國應該進一步降低GDP增長對外部需求的依賴，這并不需要主動去降低出口。只要增加內需，比重自然會下降。從全世界看，在大國中，中國的GDP對外依存度是最高的。以出口對GDP比來衡量，2019年中國的對外依存度是17.4%，美國是12.2%，日本是14.7%。應該肯定的是，在十幾年前，中國就已經朝著更加依賴國內市場的方向努力了。中國的對外依存度在2006年達到最高峰35.2%，以后就開始逐年下降。因此，中國對國外市場的依存度是在逐漸下降的。但是，無論是以進出口貿易總額在GDP中的占比，還是以出口在GDP的占比來衡量，中國的對外依存度依然偏高，還有進一步降低的余地。

　　第三，中國應該加速對國際貿易失衡的糾正。在2018年，中國的貿易順差是3511億美元，高居世界榜首。世界第二位是德國的貿易順差2752億，遠低于中國。日本在2014年之后基本就是貿易逆差國。要解決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沖突，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必須要減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過高，這不利于本國的資源配置，同時又引起了中美之間新的貿易順差。我們應該加速糾正國際貿易的失衡，主要是對美國貿易的失衡。

　　第四，中國應該實行中性的貿易、投資政策。中國應該盡快取消退稅政策中的不合理部分、應該盡快實現匯率的清潔浮動、對外資實施國民待遇。對外資企業，特別是美國企業，我們必須防止被美國政府的貿易戰帶錯節奏，盡可能把它們留在中國。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堅持實行國民待遇，對中外企業一視同仁。

　　過去我們強調出口導向，因為出口導向的國家，特別是小國都是成功的。以后，我們需要用更多的力量，在進口替代方面下工夫。中國制造2025，就是這樣一種意愿的反映，對這樣的意愿應該給予支持。

　　如果說在2018年我們還猶豫是不是“中國制造2025”導致了中美貿易摩擦，因而應把它束之高閣。而經過這兩年中美之間的貿易沖突，我們已經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國制造2025只不過是美國打擊中國的借口。中國制造2025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我們如何實施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并沒有一個非常具體的實施中國制造2025的行動計劃。毫無疑問，中國必須要有自己的產業政策。對中國來說，問題不是要不要產業政策，而是如何制定一個既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同時又能通過政府力量彌補市場缺陷的產業政策。

　　第五，中國需要對海外資產結構進行調整。中國擁有2萬億美元的海外凈資產，但是在十多年間我們的投資收益每年都為負，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必須想辦法糾正。

　　第六，現在中國需要把更多的資源用于提高和加強自主創新能力，這同時要求我們對整個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進行調整。不少人認為，在中國現有的大學中，清華、北大成為了為美國提供預備生的補習班，這不完全正確，相信大多數海外留學生是會回國服務的。但是，對于有限教育資源的使用，我們也需要進行一些調整。大學應該鼓勵創新精神，鼓勵自主討論，努力培養大量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另一方面，中國應該加強中專教育和職業培訓。對于工廠有沒有好的工人以及這個工廠能否做好，起著關鍵的作用。中國的很多工人是能工巧匠，但是也有一些工人能力較差，這就要求企業要加強職業培訓教育。

　　第七，留住本國資本。我們制造業的成本上升了，很多企業轉到東南亞去了，既然企業可以挪到東南亞國家，為什么不鼓勵企業挪到成本較低的中國西北呢？交通不便？人才缺乏？政府應該采取措施，支持企業向內陸轉移。

　　第八，調整我們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和參與度。一方面，我們還應繼續積極參與國際產業鏈的分工。另一方面，考慮到形勢的變化，我們需要對自己產業鏈中的位置和產業鏈本身進行調整，更多強調本地化、讓更多的產業鏈環節和終端留在或靠近本國市場。

　　總之，現在提出的“雙循環”戰略調整是非常正確的，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經濟學者應該全力支持這種戰略的轉變，盡我們所能地提供一些智力支持，為使中國在未來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中，經濟能夠繼續保持穩定持續的增長做出自己的貢獻，使美國少數鷹派遏制中國的謀劃無法實現。中國的百年夢想是什么？中國無意挑戰美國的霸權，我們的夢想不過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通過幾代人的努力，中國是一定能夠實現這一夢想的。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導、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