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金刻羽（哈佛經濟學博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終身教授）

　　在繼續保持國際循環的同時，加強內循環至關重要

　　二次大戰以來構想和逐步設立的全球貿易體系，主要著眼于效率。由這種貿易體系催生的全球產業供應鏈，自然也不是為了應對動蕩局勢或尾隨事件而形成的。就像一輛汽車，每個部件無論大小，都是為了保證整車的正常運轉而組合起來的，很難說哪個部件更重要，更關鍵。汽車的發動機是核心要害部位，是汽車的心臟，但是，一旦其他任何零件失靈，車輛就會拋錨。還有很多問題會使得汽車無法行駛，如零部件斷供，汽車得不到定期保養。更不用說是遇到外來的破壞力，極端天氣，排氣管進水等等。 

　　現有的國際經濟體系已經運轉了70多年，各國的比較優勢和彼此之間的相對實力，都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事情。當年游戲規則的主要制定者，在今天參與其自己設計的游戲，也不見得永遠能夠得心應手，畢竟新秀輩出，高手如林。全球經濟發展的態勢必然會引起地緣政治的變化，不確定性日益增多——大國之間雙邊關系日趨緊張，國家安全成為重要考量因素，貿易糾紛頻繁發生，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情緒不斷高漲。這對很多國家的政府帶來了新的挑戰。面對這樣的形勢，如果宏觀經濟政策不作調整，必然會處于十分被動的局面。在國際地緣政治非常嚴峻的情勢下，突然出現新冠肺炎的疫情這樣的尾隨事件，非理性的政治勢力趁此機會，推波助瀾，導致了地區和某些國家之間緊張關系的加劇。在全球產業鏈上，一個經濟體越是處于重要的地位，其被斷鏈的風險越大。

　　如今的國際地緣政治的波動，是對強調效益和最優化的國際貿易體系的直接沖擊。在這樣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病毒的爆發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所及，充分表現了全球價值鏈的傳染效應，從一開始由供給危機轉變成大幅度的供給和需求雙重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下行壓力。為此，很多國家的政府紛紛采取超常規的措施，抗擊疫情，盡力緩沖對經濟的震蕩。一些國家的民粹主義急劇白熱化，保護主義強勢抬頭。保護主義當然不是答案，但是對于非理性的民粹主義煽動者來說，這是廉價的政治權宜之計。對于負責任的、嚴肅的政府來說，就應該采取主動，冷靜應對，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既要有應急措施，更要放眼于長遠。

　　中國政府提出的 “雙循環”宏觀經濟政策的理念，是非常及時的全局觀念，兼顧當前和長遠。堅定支持全球化，是中國一貫的政策，有人認為中國擁抱全球化是因為中國具有超強的競爭力，是得益者。這種看法大謬不然。中國在不少領域，尤其是高端技術方面，尚無很強的競爭力，有些關鍵的中間產品還依賴進口。相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中國的出口收入中依靠專利、技術含量和品牌的比例依然較低。就全球競爭的獲益而言，歐美發達國家從中國市場上所獲得的利潤，不可小覷，對有一些國家來說甚至是舉足輕重。有些反對全球化，鼓吹脫鉤的人，其實并不想放棄中國的市場，仍然要求中國多增加進口他們的產品，只不過是不愿意公平競爭，更不想承擔國際社會中應盡的義務而已。

　　但是，現實又決定了一個經濟體保持必要的“內存空間”的重要性，在本國經濟體系內要能夠保證內部循環的順暢。這一點對于中國來說尤其重要，因為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和其他國家有很大的差別，必須具有很強的柔韌性，在危機時刻能夠獨立自主。因此，在繼續保持國際循環的同時，加強內循環至關重要。這是一種雙重戰略，以便增強中國經濟體系的柔韌性和抗脆弱性，具有更強的克服時艱的能力。

　　全球供應鏈使得每一個國家都處于暴露狀態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就起其體量而言，規模效應不是問題。當然，中國經濟有其脆弱性的一面。中國的資源稟賦并不優越，能源和一些重要的戰略資源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很高，在全球產業鏈中斷和世界貿易受挫的時候，需要有應對措施，不至于束手無策。中國的內循環的重點，不僅僅是增加內需，維持增長，保持就業率。如果不解決能源和重要資源的供給，要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是很困難的。因此，要減少對進口的依存度，就需要大力推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提高戰略資源的利用效率，加大資源的回收利用率，建立所謂循環經濟。提高研發能力，鼓勵投資于新能源、新材料，保護知識產權，這些都是加強內循環的關鍵所在。

　　世界貿易有利于促進參與各國的經濟發展，但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參與方要遵守共同的規則。世界貿易導致各國之間的依賴性增大，包括依賴于關鍵產品的生產。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期間，我們看到了個人防護用品（PPE）供不應求的情況。但PPE的生產需要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中間產品。許多國家對這些設備實行出口限制，希望為國內經濟服務。但結果是，其他實國家也同時限制了生產這些設備所需的中間產品。這項政策適得其反。伴隨著供應鏈崩潰的插曲是，即使這個世界效率很高，但是很脆弱。

　　從貿易和全球供應鏈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從新冠肺炎疫情中吸取一些教訓。

　　第一個經驗教訓是，全球供應鏈使得每一個國家都處于暴露狀態。該圖顯示了各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程度，不同的顏色深淺代表了它們價值鏈上的的生產部位。除了格陵蘭島，以及個別的撒哈拉以南的國家，每個國家都在全球價值鏈上。

　　圖一：各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程度（來源：世界銀行）

　　第二個經驗教訓是，全球供應鏈將沖擊傳遞到全球，并放大它的影響。下面的圖就是全球貿易網絡。貿易越來越專業化，生產越來越分散，也是為了效應最大化。圖中大節點代表了全球價值鏈最核心的國家。中國，美國和德國是價值鏈上最核心的經濟體。跟中國貿易最密切的國家就是韓國日本和越南，跟美國聯系最緊密的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對于德國而言是意大利， 法國和比利時。這一圖中的另一個事實是，區域伙伴格外重要。區域貿易比全球貿易更重要。

　　圖二：全球貿易網絡（來源：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世界銀行）

　　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全球價值鏈使沖擊在各國間迅速傳播、溢出和回流。供給側的沖擊首先來自于中國，使中國大福大減少中間產品的出口。受到影響最大的國家既是韓國。這使得韓國對其它的國家的中間產品出口受到影響，從而影響了世界各地經濟體。這些大型經濟體受到了影響，又無法給中國出口重要的中間產品，中國再次受到打擊，造成了所謂的“供給側傳染”。而這些國家經濟受到了影響有給全球。隨著各國陷入危機， 就變成了一個大的需求沖擊。所有國家的需求和供應同時受到沖擊，前所未有。

　　第三個經驗教訓是，各國高度依賴，也許過于依賴。為了生產一個產品，許多中間產品來自很多國家。以波音飛機為例。它的零件可來自許多不同的國家。各國出口和進口中間產品，然后在美國組裝后出口到世界各地。

　　回到呼吸機的例子——情況同樣如此。呼吸機的部件來自許多不同的國家，因此，如果美國限制向加拿大出口呼吸機，加拿大可能會采取報復措施，限制生產這些呼吸機所需的中間產品的出口。

　　所有這些都表明，各國還沒有在其全球貿易體系中建立柔韌性。這就引出了下一個經驗教訓：什么是良好的抗脆弱性措施？首先要區分關鍵商品和非關鍵性商品。為例如食品、高科技產業的關鍵中間產品、個人防護用品、藥品的必須品建立國內供應鏈。其次就是持有重要貨物的儲備和庫存。

　　中國不希望脫鉤，不認為應該發生脫鉤事件

　　最近一段時間發生的變化不僅是通過貿易和金融聯系，世界在經濟上的相互聯系更加緊密，而且沖擊的性質也更加全球性。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大流行病都是強有力的例子。另一個變化是，與以往相比，更多的尾隨事件會更嚴重地破壞全球經濟。但我們不能讓這些尾隨事件來主宰我們在對貿易和全球化方面的思考。理由是，在正常情況下，遭受沖擊的國家，大多是與具體某國的國情有關，而不是一個全球性的沖擊。全球供應鏈和貿易恰好起到緩沖的作用。日本地震、阿根廷債務危機等事件本質上是局部性的，它們不會導致全球貿易網絡崩潰。相反，貿易有助于使當地沖擊分散化。第三個變化是，世界正日益出現更多的全球不確定性，這包括貿易戰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以及日益嚴重的反全球化情緒。這就是我認為雙循環的政策之所以是一個與高度相關的政策。就是在正常時期擁抱全球化，但同時要為最壞情景做好準備。這意味著，在實現全球化帶來的效率收益的同時，也要增強柔韌性。

　　許多人將把新冠肺炎疫情作為推動保護主義的政治權宜之計。這就是為什么雙循環政策如此及時。這是向世界傳達的信息：中國將堅定支持全球貿易體系，擁抱全球化，同時，也將進一步增強國內容量、能力和需求，從而在全球貿易體系不能在正常情況下正常運轉時，或者世界上有些國家將他們的自身安全置于全球關注點之上時，能夠有備無患。

　　這也是向世界發出的一個重要信息，即中國不希望脫鉤，不認為應該發生脫鉤事件，但是，無論發生什么情況，強大的柔韌性將使中國能夠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

　　本文來源于網易

　　(本文作者介紹：哈佛經濟學博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終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