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程實、錢智俊

　　“歷史不會簡單重復，但會押著同樣的韻腳。”全球局勢劇變之中，2020年中國經濟開始邁向“雙循環”新格局。從歷史進程、全球環境和發展目標來看，這一變革與1913年前后美國經濟的“雙循環”演進形成跨越時空的呼應，共同指向了大國經濟發展和全球格局迭代的一般性規律，進而賦予了歷史經驗以現實性的啟示意義。回顧美國經驗，我們發現，“雙循環”演進的深層邏輯在于：以產業升級為先導，輔之以大規模創造消費新場景的投資，進而激活消費升級，在供需兩端同步啟動“內循環”的自我強化，最后再以“內循環”去重塑“外循環”。對標中國現實，在這一邏輯的各個關鍵節點上，2020年的中國都具備可觀的潛力。未來打通這些“潛力點”的進程，即是中國經濟“雙循環”的質變之途。由此前瞻，雖然全球局勢波瀾難止，但是基于扎實全面的“潛力清單”，中國經濟的“雙循環”預計將穩步兌現富有活力的長期前景。

　　歷史的先聲：美國經濟“雙循環”的演進

　　在2020年6月的“陸家嘴論壇”上，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指出，“一個以國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互促的雙循環發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回顧歷史，在近一個世紀前的太平洋彼岸，美國經濟的“雙循環”恰也迎來了新一輪演變，并構成從新興大國邁向一流強國的關鍵一躍。具體而言，十九世紀至今，美國經濟“雙循環”的演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如圖所示）。

　　第一階段（1800-1870）：“內循環”獨立支撐。這一階段的美國經濟以農業為主，對外出口廉價的原材料，進口昂貴的工業制品。由此，貿易赤字成為常態，“外循環”拖累經濟增長，“內循環”被動成為唯一引擎。

　　第二階段（1870-1913）：“外循環”邊際增強。伴隨第二次工業革命浪潮，美國完成工業化，工業制品在國際市場占據優勢并形成貿易盈余，“外循環”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凸顯，這一趨勢在1913年左右達到歷史頂峰。

　　第三階段（1913-至今）：“雙循環”互促共進。1913年后，一戰、大蕭條、二戰等歷史拐點相繼發生，徹底重塑全球經濟貿易格局。在新格局下，美國“雙循環”的關系再度演進。表面上看，“內循環”進一步占據主導，強勁的內需造成長期貨物貿易赤字，使得“外循環”看似拖累了經濟的紙面增長。但實際上，借助于穩健的“內循環”，美國經濟在“外循環”中主動引領全球化進程、重塑全球體系、布局海外投資、發展服務貿易，大幅提升了“外循環”對美國居民收入的真實貢獻。根據學術研究，2007年這一貢獻值約為1913年水平的2.1倍。這一階段，美國經濟受益于“外循環”，而不受制于“外循環”，形成了美國版的“以國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互促”格局。

　　歷史的押韻：2020 與 1913

　　從“雙循環”的演進階段來看，2020年的中國與1913年前后的美國高度相似。諸多相似點的背后是大國經濟發展的一般邏輯，以及全球格局迭代的周期規律。基于此，較之于他國，1913年美國的歷史經驗對于今日中國的“雙循環”建設更加具有啟示意義。

　　其一，自身進程相似。美國“雙循環”演進的第二階段開始于1870年，于第25年（1894年）實現工業產值的全球第一，于第44年（1913年）進入第三階段。對于中國而言，如果將改革開放前的時期粗略算作第一階段，那么第二階段發軔于1979年，于第32年（2010年）實現工業產值的全球第一，于第42年（2020年）開始準備進入第三階段。相似的歷史“時間表”，潛藏著新技術發展、國內市場發育、產業新舊切換的長周期共振，既賦予了大國搶抓變革機遇的能力，也產生了承弊通變、時不我待的壓力。由此來看，未來的5年將是決定中國“雙循環”能否平穩開啟第三階段的關鍵期。

　　其二，全球環境相似。以1913年為分水嶺，一戰、大蕭條、二戰接踵而至，根本性地顛覆了全球舊格局。在漫長的全球亂局之中，美國經濟雖然一度遭到外部環境的嚴重拖累， 但是憑借本土產業鏈和市場的相對穩定，最終實現了逆流而上。2020年，全球疫情危機爆發并料將長期延續，保護主義、大國優先主義和民粹勢力加速漲潮，持續激化地緣政治沖突，全球經濟貿易格局已迎來新一輪重塑。中國經濟目前面臨多方面的外部壓力，但是基于自身綜合實力以及疫情防控的領先優勢，有望長期保持內部產業鏈和市場的相對韌性，因此未來存在“化危為機”的長期潛力。

　　其三，發展目標相似。從中國政策的全局來看，未來“雙循環”中的“以國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互促”，需要從三個層面理解。其一，以“內循環”為主不等于對外脫鉤，相反，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將會加速擴大，中國將以“親誠惠容”的理念與更多元的國際伙伴共享雙贏機遇。其二，“內循環”的發展壯大有助于抵減全球亂局下的外部沖擊，基于此，中國經濟在“外循環”中將更為靈活主動，受惠于外而不受制于外。其三，立足于“內循環”，中國將為全球經濟金融提供稀缺的“穩定錨”，并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價值鏈條、全球治理格局的重塑優化。這些發展目標，與美國“雙循環”的第三階段具有相似性。

　　歷史的啟示：“雙循環”演進的深層邏輯

　　歷史經驗的鏡鑒，不局限于表面的相似類比，還需深入到底層的邏輯規律。1913年前后，美國“雙循環”之所以能夠完成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飛躍，關鍵是長期聚力并以合理次序推動了“雙升級”：以產業升級為先導，輔之以方向準確的投資，進而激活消費升級，在供需兩端啟動“內循環”的自我強化，最后再以“內循環”去重塑“外循環”。

　　第一，產業升級。我們認為，“產業升級”這一龐雜的概念，最終可以歸結為兩大核心問題：1）生產什么；2）如何生產。從這兩個維度來看，1913年前后，美國產業體系完成了雙重質變。其一，優勢產品高附加值化。19世紀，美國在全球產業體系下的比較優勢長期停留于低附加值的原材料。但是，依托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1900-1913年美國在全球工業制品領域（當時的高附加值領域）占據了新優勢，其工業制品的出口逐步超出原材料出口以及工業制品的進口，顯著提升了附加值視角下的貿易盈余（詳見附圖），使美國升至全球價值鏈的頭部。其二，生產方式現代化。為了最大化發揮技術進步的紅利，這一階段美國的生產組織形式發生了軟、硬層面的同步進化。從硬件方面，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當時的先進業態）加速轉變，1900-1910年出口產品的資本/勞動比率較1890年大幅提升。從軟件方面看，“福特制”、“泰勒制”和流水線迅速普及，以大規模生產的方式擴大了美國在高附加值領域的產業優勢。以汽車（當時的尖端產品）為例，1899年美國汽車年產量僅2500輛，而到了1913年，年產量升至48.5萬輛，約占全球產量的 80%。

　　第二，消費升級。產業升級為消費升級奠定了兩大基礎。一方面，得益于生產效率的提升，美國人均GDP在1900-1913年期間升至全球第一梯隊，并且其優勢在此后長期擴大（詳見附圖）。另一方面，得益于大規模生產，居民能夠以相對低廉的價格享受汽車等高附加值商品。“高薪低價”的剪刀差，從根本上夯實了居民的消費能力。但是，收入不是決定居民消費的唯一因素，還需要適宜的消費場景和消費習慣作為“催化劑”，系統性地提升居民消費傾向。這一階段，兩種投資恰好填補了這一短板，以網絡化的方式迅速普及了新的消費場景。從動態網絡來看，美國公路網日趨擴大，對接了汽車的普及，串聯起外出旅游、娛樂等新興的消費需求。從靜態網絡看，美國城鎮化繼續較快推進，對接了居民收入的增長，并將其轉化為居民追求更高生活品質的消費需求。以投資為啟動器，“內循環”的消費引擎開始加速。從數量來看，美國經濟于1920年代進入“柯立芝繁榮”和大眾消費時代。從結構來看，1901年至大蕭條前夕，食品、服飾兩大基本消費的占比持續下滑，而娛樂、出行、住房的消費占比呈現長趨勢擴大，是大眾消費邊際增長的主力（詳見附圖）。這也驗證了“汽車-公路”網絡、城鎮化網絡對消費引擎的激活作用。由此，“內循環”供需兩端的良性互動形成，并支撐美國穿越了接下來漫長的“外循環”沖擊。

　　歷史的接力：2020年中國的“潛力清單”

　　通過逐層對標美國“雙循環”邁入第三階段的核心邏輯（詳見附圖），我們發現，在各個關鍵節點上，2020年的中國都具備著可觀的潛力，而打通這些“潛力點”的進程，即是中國“雙循環”的質變之途。基于此，雖然未來全球格局料將充滿不確定性，“潛力”向“實力”的轉化仍需時間，但是從中長期來看，我們對中國經濟的前景保持謹慎樂觀。

　　第一，產業升級的潛力。其一，優勢產品邁向高附加值。近年來，隨著高新技術產業的較快發展，中國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比例穩步增長，國際專利申請量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疫情爆發后，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保持穩健，反映出其堅韌的比較優勢。展望未來，若能繼續抓牢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歷史機遇，減弱核心技術對“外循環”的過度依賴，則將為上述趨勢注入長遠動力。對此，著力打通國內“基礎研究—科技轉化—商業應用”的創新體系，將是本階段的關鍵。其二，生產方式再進化。1913年美國從軟硬兩個方面，以“大規模生產”開啟了“大眾消費時代”。相似的，與多元消費時代相適應，當前的中國也有望孕育出新一代生產方式——數字化生產，同時具有大規模生產、創新力和精細化的三重優勢。立足于中國完備的產業鏈條，通過工業互聯網對供給側進行數字化改造，并與高度數字化的居民生活相連接，料將實現：1）為科技企業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量產能力，使其科技成果迅速轉化為經濟效應，進而支持新一輪創新；2）支持生產進程中靈活、精確地動態調整，縮短產品迭代周期，加快新供給對新需求的拉動，并減弱全球供應鏈波動的沖擊；3）消解供求兩端的信息不對稱，消費者訂單能夠被拆分后直達生產體系的終端，由此規模化生產能夠深入小眾化、多元化的細分市場，在提升消費者福利的同時，降低生產者的市場風險。展望未來，為了加速向“數字化生產”的轉型，進一步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和稅費負擔，推進“放管服”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將是核心的著力點。

　　第二，消費升級的潛力。得益于有效的疫情防控，中國經濟在疫情時代率先企穩反彈，由此居民收入的增速在短期波動之后，有望在全球視角下保持長期優勢。未來若能進一步促進收入分配公平、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則將持續夯實居民消費能力。立足于此，從美國經驗看，還需要以方向適宜的投資創造消費新場景，網絡化地推廣消費新行為和新需求。當前，有三張“網”可以作為中國經濟啟動消費引擎的抓手。第一，新型交通網絡。以城際高鐵和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為依托，進一步提高城市群之間的交通效率，從而串聯起跨城市的旅游、娛樂、商貿等服務消費新需求，并承接疫情時代服務貿易進口需求回流的新機遇。第二，新一代移動網絡。以5G、大數據中心為基礎，一方面憑借更高效的網絡激活在線娛樂、遠程辦公等新的虛擬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則以“線上”賦能“線下”的方式，推動消費重心下沉，釋放低線城市和農村地區的消費升級活力。第三，新型城鎮化網絡。2019年中國城鎮人口占比約為60%，接近于1913年美國城鎮化水平（約55%）。美國1913年之后的經驗顯示，即使在沉重的外部沖擊之下，依托于龐大的人口基數，城鎮化在60%提升至75%的過程中仍能保持較快速度。由此，如果中國的新型城鎮化穩步推進，則大量新增城市居民在教育、工作、醫療、文娛等領域的高品質需求將匯聚成強勁的國內市場增量。展望未來，若要充分發揮上述三張“網”對消費的啟動作用，關鍵在于加快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其中，金融體系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戶籍制度改革，將是分別打開資本、土地、勞動力三大要素桎梏的先鋒。

　　(本文作者介紹：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