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沈建光 

　　從長期來看，從適應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其揭示出來的、本就存在的國際矛盾，以及中美關系新格局來看，中國最重要的還是要做好自身的事情，一方面注重國際統一戰線，另一方面堅定地推動改革開放，以不變應萬變。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發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第二季度，伴隨著國內疫情得到階段性控制，復工復產進展順利，國內經濟延續回暖態勢。展望下半年，考慮到危機之下逆周期政策顯著加大，1萬億元特別國債與3.75萬億元專項債直達地方，將有助于提振“兩新一重”投資回升，并紓困受疫情影響較大的中小微企業和低收入群體，對下半年中國反彈給予支持。然而，疫情之下，中國經濟復蘇態勢是否穩固？在我們看來，未來需要重點關注與應對如下四大挑戰。 

　　著力增強消費反彈的持續性

　　2020年，疫情之下，國內消費受到明顯沖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在疫情最嚴重的1~2月份一度下滑至-20.5%。伴隨著第二季度疫情防控得到階段性好轉，國內生產恢復，消費重啟。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下降2.8%，較上期大幅回升4個百分點。其中，線上消費是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帶動消費的重要增長極。1~5月份實物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速達到11.5%，占社會零售產品總額比重24.3%、較上年同期提高5.4個百分點。進一步，從京東消費大數據來看，受益于疫情常態化下的國內商品供應鏈的持續修復，居民消費意愿有所提升，加之多地消費券與電商平臺結合，電商企業共同讓利支持“6?18”網上促銷節，6月京東線上消費呈現明顯反彈。

　　在我們看來，消費回暖意義顯著。一方面，消費是拉動中國經濟的最大引擎，2019年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57.8%；另一方面，當前海外疫情蔓延，中國除了防疫用品、在線設備等與疫情相關的商品出口大增外，其余主要商品出口明顯回落，外需疲軟前景下，內需更是成為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

　　然而，盡管近兩個月中國消費已經出現反彈態勢，但結合京東線上消費數據可以發現，當前消費反彈仍存在一些“不平衡”特征，低線級城市、部分中西部省份以及低收入群體受疫情沖擊更為明顯，當前消費恢復相對遲緩。下一步，通過出臺政策扶持措施以穩住目前的消費回暖勢頭，同時加大對消費薄弱地區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通過增加轉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發放現金券、消費券等多種方式，提高特定群體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延續難能可貴的消費回升勢頭的關鍵。

　　積極緩解小微企業的運營壓力

　　民營企業是我國社會經濟的重要支撐力量，也是創造就業崗位的最重要渠道。近年來，民營企業提供了80%的城鎮就業崗位，吸納了70%以上的農村轉移勞動力。然而，突如其來的疫情對民營企業造成了沉重打擊。

　　我們結合2308家A股民營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數據分析發現，企業的經營情況和盈利水平顯著惡化。以今年第一季度財務報表來計算，樣本企業報告期內總和營業收入同比增速約為-8.6%，而過去5年的復合增長率超過18%；盈利水平的惡化程度則更為明顯，第一季度全部樣本企業總和凈利潤同比大幅下滑28.7%。分行業看，休閑服務、交通運輸、紡織服裝、汽車等行業受到的沖擊最為明顯。

　　與此同時，盈利下滑也暴露了部分企業的償債風險。第一季度伴隨樣本企業的盈利下滑，上市民營中小企業的利息保障倍數從2018年的5.18倍和2019年的5.11倍，驟降至當前的2.88倍，企業的潛在違約風險明顯抬升。其中，處于虧損狀態導致利息保障倍數為負值的樣本企業占比超過40%，利息保障倍數低于1倍的超過半數。分行業來看，休閑服務行業利息保障倍數為-1.63，超過77%的樣本企業處于虧損狀態，這部分企業的現金流壓力極大；建筑裝飾、交通運輸、商業貿易分別為0.66倍、1.69倍和2.19倍。

　　因此，在當前穩就業成為經濟工作重中之重的背景下，激發民營經濟活力，發揮民營經濟就業“穩定器”作用尤為重要。對此，應持續加強對民營中小企業的金融和財政支持力度，緩解企業經營和資金鏈壓力。6月1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推動金融系統全年向各類企業合理讓利1.5萬億元”，就是支持金融直達實體經濟、落實服務小微企業的重要舉措。同時，更加注重貨幣、監管、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前瞻性地做好銀行資本、撥備和不良貸款處置的政策儲備，加大財政對于企業融資擔保、金融風險處置等方面的投入，為銀行不良率上升提供必要緩沖。

　　更加重視產業鏈斷裂和轉移風險

　　當前，我國疫情防控已進入“下半場”，但海外疫情仍處于持續擴散蔓延的態勢，對我國產業鏈供需兩端的沖擊需高度關注。根據我們對8000余種海關進出口商品品類數據與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下的制造業31個行業逐一匹配發現，涉及國內各個產業中，電子信息產業的進、出口的敞口非常高；紡織服裝鞋類制造業、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等出口敞口較高，易受外需下降沖擊；油氣、黑色、有色、木材家具等的進口敞口較高，對國外上游產品的依賴較強；同時，一些高技術產品（如光刻機）則存在被“卡脖子”的風險。

　　除此以外，更加值得關注的是，疫情沖擊下，產業鏈外遷風險加大。不可否認，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美國吸引制造業回流的呼聲異常強烈，特別是對芯片等高技術產品，美國一方面加大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一方面呼吁臺積電在美建廠。而此前，特朗普甚至曾表示要為從中國遷回美國企業給予報銷，涉及廠房、設備、知識產權、基建等費用由美國政府買單。實際上，中美經貿協議的簽署似乎并未延緩美國吸引制造業回流的決心。

　　可以看到，在中美經貿摩擦、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響下，近年來中國產業鏈外遷速度加快。其中，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有相當一部分已向東盟諸國轉移，中國出口全球占比從2015年的最高值13.6%，回落至2019年的13.1%；同期東盟出口的占比從7%升至7.5%，上升份額基本等同于中國下降的份額。而近年來，伴隨著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美國近鄰墨西哥也擠占了中國更多高附加值商品的對美出口份額。

　　因此，對待外需、外遷沖擊下的產業鏈轉移風險需要保持警惕。當然，中國巨大的市場規模、完整的工業體系、完備的基礎設施和穩定的社會環境在全球范圍內仍獨具吸引力，這其實為避免大規模產業外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未來應對產業鏈外遷的現實風險，需要持續加大開放，改善營商環境，減少外資限制，更需要采取競爭中立原則，減少民營企業準入限制。此外，增加政策透明度，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加大金融開放確有必要，這將有助于吸引投資、贏得更多跨國企業的合作，為應對逆全球化爭取更廣泛的支持。

　　穩妥應對中美經貿關系變化

　　疫情加劇了本已處于“非常態”下的中美矛盾，亦打破了年初中美經貿第一階段協定達成而創造的良好談判氛圍。

　　實際上，對待中美關系，我們一直認為，雙方博弈是個長期過程，分歧在不同階段有不同層次的體現，涉及經貿、技術、金融、經濟制度、意識形態乃至大國博弈。相對而言，在經貿領域，中美爭端源于價值鏈分工不同，尚有回旋余地。但一旦上升至其他摩擦，情況將更為復雜。近來美方在香港特別關稅、中概股問責以及鼓勵產業鏈回流等方面頻頻發力，意味著后疫情時代中美關系將迎來新的格局。

　　從長期來看，從適應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其揭示出來的、本就存在的國際矛盾，以及中美關系新格局來看，中國最重要的還是要做好自身的事情，一方面注重國際統一戰線，另一方面堅定地推動改革開放，以不變應萬變。特別是做好新型城鎮化建設、推動土地制度改革、財稅體制改革、收入分配均等化、釋放民營經濟活力，推動教育和科技體制的改革等，以改革開放應對后疫情時代的全球政治經濟新格局。

　　本文原發于中國金融雜志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現任京東數科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