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魏天諶
導語:越來越多的人們意識到,在經濟不平等未得解決的前提下,試圖解決種族問題無異于飲鴆止渴。
距離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執法事件已經過去了兩周有余,美國的抗議示威還沒有平息的跡象。
蔓延美國數十個大城小鎮的抗議游行集會仍在進行,6月12日亞特蘭大白人警察又槍殺了一位黑人男性,再度激起民憤;多個地區群眾銷毀了包括華盛頓在內的各個白人領袖雕像,西雅圖市民甚至自行建立了“國會山自治區”,警察已從該區域撤退;即將到來的本周五6月19日恰逢美國解放黑奴紀念日“六月節”,各地群眾都已表示將在當天發起盛大的抗議活動,包括Twitter等大公司都宣布將當天定為節假日。
這已經是繼1968年以來,美國爆發的覆蓋范圍最廣、群眾參與度最高、沖突形勢也最嚴峻的種族動亂。
種族矛盾在美國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淵源。本次弗洛伊德引發的大型動亂事件也表明,在過去的數十年里,種族不平等并未得到緩解,反而愈演愈烈。
除了抗議游行、解除警力這些正當訴求,還有一些令眾人匪夷所思的事正在發生:經典影片《亂世佳人》被HBO下架,知名美劇《老友記》的主創對當年選擇的主角中無一黑人演員表示致歉,世界一流學府伯克利音樂學院因為允許波士頓警察使用其校園內的衛生間而道歉,谷歌Chrome瀏覽器團隊表示可能將替換代碼中“黑名單(Blacklist)、白名單(Whitelist)”的引用,將其改為中性詞匯……此類事件近來層出不窮。
近年來,美國政治正確“矯枉過正”的現象一直引發爭議。百老匯知名音樂劇《哈密爾頓》大量啟用黑人等有色族裔演員,與歷史事實完全不同;JK羅琳的新作舞臺劇《哈利波特與被詛咒的孩子》中的赫敏也由黑人演員扮演,突破觀眾的慣有認知;各大公司都設立首席多元文化官(Chief Diversity Officer)這一角色,往往由高管層中的唯一一位黑人擔任……
這些舉動引發了許多少數族裔和白人的廣泛不滿,已經造成了一系列社會負面影響。這也是為什么特朗普能夠在2016年通過挑撥種族仇恨獲得大批白人底層群眾支持,最終入主白宮的部分原因。在這個節骨眼上,特朗普更是打起了種族分化這張牌,宣布6月19日將在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市重啟競選集會,塔爾薩城在1921年曾爆發殘酷的種族屠殺事件。特朗普此舉意圖在刺激黑人,穩固白人極右翼的支持。
可見,形式主義的解決方法無法解決問題,甚至會成為利益集團挑逗群眾情緒的工具。造成種族不平等的根源問題卻少有人觸碰。
也許存在少部分極端分子故意制造事端、趁火打劫。然而,大批群眾冒著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游行聚集,平價超市Target遭到洗劫,背后的憤怒情緒絕大部分是來自于美國社會長期的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現象。
50年前,在民眾的激烈反抗下,美國廢除了種族隔離法。然而種族不平等問題卻沒有顯著改善。絕大多數黑人在經濟上處于社會底層。研究表明,以目前狀況,美國的黑人家庭將需要努力至少200多年才能達到白人家庭今天的財富水平。在過去30年內,白人家庭的平均財富增長了84%,是黑人的3倍和拉丁裔的1.2倍。目前白人家庭財富是黑人和拉丁族裔的10倍。25%的黑人家庭只有少于5美元的存款,并有四成6歲以下的黑人兒童生活在貧困中,而白人兒童僅為一成。
需要注意的是,處于美國中下層的工薪階層難以翻身,貧富差距日益增大是一個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問題。由于歷史淵源等因素,大多數生產資料被白人資產階級所占領,廣大民眾只能依靠出賣自己的勞動維持生計,奴隸制的最大受害者黑奴更是無法逃脫被嚴酷剝削的命運。
因此,絕大部分黑人及少數族裔有很大比例處于經濟底層是一個日積月累的體制問題,而不是出于許多輿論所宣稱的“黑人智商低”、“黑人不努力”等這類污名化黑人群體的借口。不僅是黑人族裔面對著難以翻身、貧富分化的問題,社會底層其他的少數族裔和白人也面臨著同樣的困境:
首先,美國工薪階層收入長期停滯,富人階層收入高速增長。根據美聯儲經濟數據庫的數據,在1990至2019年期間,美國普通工薪階層(含中層管理人員和非自營律師、醫生等高收入人群)平均每年的工資增長率僅為4.6%,略微跑贏通脹3.4%,實際增長率為1.2%左右。
這一數據與富人階級財富快速增長形成鮮明反差。過去35年中,最富有的1%人口的稅后實際收入增加了200%,平均每年增長率超過5%,是位于社會中間階層(60%的人口)的5倍。過去10年里,在美聯儲和全球其他主要央行超級寬松“放水”政策的支持下,以股票、債券等為主要資產的富人財富更是水漲船高。
橋水創始人達利歐曾反復強調,今天的美國面臨的是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貧富差距,最富裕的1%人口擁有的財富和最貧窮的90%人口的財富幾乎一樣多。調查顯示,美國有70%的人是“月光族”,46%的成年人甚至拿不出400美元的應急支出,截至2015年有超過20%的美國兒童仍生活在貧困中。巨大的貧富差距將嚴重阻礙經濟增長,也會造成政治上左派和右派的兩極分化和社會極度撕裂,橫亙美國社會10年的30年代大蕭條就是明證。
其二,工薪階層賦稅沉重,富有階層逃稅合法。美國富人們各種避稅和規劃的方式,使得富人的實際稅率比工薪階層還低。美國稅法規定,家庭年收入達到$18,000的貧困家庭已經需要支付15%以上的收入稅,然而億萬富翁們的實際稅率卻和貧困家庭一樣在15%左右。例如2012年總統大選候選人羅姆尼,年收入為1370萬美元,在2011年的個人實際稅率僅為14%,而“股神”巴菲特的個人實際稅率比他公司的普通員工還要低。
其三,貧富差距還體現在了教育不平等,形成惡性循環。收入前40%的群體平均花在子女教育上的費用是收入在后60%群體的5倍。這一點加劇了中下階層經濟狀況下行的惡性循環——一個地區的學校通常由當地稅收支持,意味著窮人區的公立學校得不到足夠的資金、教育質量不高,造成了教育質量的進一步不平等,再度擴大了貧富差距。
其四,底層群眾無法獲得法律上的平等對待。表面上大家都可以請律師在法庭上為自己申訴,但普通人往往無法負擔巨額律師費。老百姓與政府、富人或者大型公司打官司,勝算微乎其微。在社會上獲得不公平對待時,普通人想要尋求法律途徑大概率是申訴無門。
事實上,不僅是黑人身陷囹圄,美國中年白人底層民眾的日子同樣不好過。這部分人群的死亡率自2000年以來顯著升高,被諾貝爾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稱為“美國式絕望”,指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相信美國夢,因而在無法實現時難以承受”,更多地走上了酗酒、吸毒甚至自殺的絕路。這種絕望被特朗普所利用,公開宣揚種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把經濟困境歸咎于其他民族,贏得了曾經屠殺有色人種的白人種族主義“三K”黨的熱烈支持,造成了美國社會的進一步撕裂,老百姓則將承擔最大的苦果。
本次抗議事件爆發以來,包括蘋果、星巴克等各大巨頭公司紛紛表態,以捐贈、制作BLM運動周邊產品等方式支持黑人運動。然而,其中大多數公司的應對措施浮于表面,并沒有解決本質問題。蘋果、微軟等公司甚至把大筆款項捐到了一個叫做“黑人的命也是命基金會”的組織,然而該組織的主要使命卻是促進社區和警察組織的聯系,與BLM運動中完全解除警局編制的訴求完全相反。
光明的一面是,本次參與示威的群眾訴求逐漸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基礎上增加了“打倒富人(Eat the Rich)”的口號。越來越多的人們意識到,在經濟不平等未得解決的前提下,試圖解決種族問題無異于飲鴆止渴,甚至還會進一步加劇社會矛盾。
美國的經濟不平等現象發展至今,社會變革需求已十分迫切。2020年的美國經歷了新冠疫情、經濟衰退、種族動亂并即將迎來新一屆總統大選,這場大考才剛剛開始。
(本文作者介紹:AICPA/CFA持證候選人,曾供職于畢馬威資產管理部,紐約對沖基金宏觀分析師。畢業于維克森林大學會計、歷史系雙學位,經濟系輔修學位。)
責任編輯:張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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