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徐奇淵
在中美貿易沖突和罕見的疫情沖擊之下,全球產業鏈面臨巨大不確定性。在此背景下,全球產業鏈布局將更多考慮安全與效率的平衡,并將呈現出多元化、區塊化的新特征。這已經成為越來越多觀察者的共識,但也帶來了“去中國化”的擔憂。
與此同時,全球產業鏈的數字化發展趨勢也特別值得關注。在這方面,中國可以憑借現有優勢、抓住歷史機遇。
“去中國化”的挑戰
前有堵截。美國在高端科技領域不斷加強對中國的限制。截至2020年5月,中國已經有超過300家機構被納入美國的“實體清單”(包括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以及中國企業海外子公司)。同時,中國企業赴美投資受到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嚴厲、苛刻的審查。美國也在通過國際網絡對其他國家施加影響,收緊對中國的技術限制。中美之間的科技合作、人員交流也受到了一定沖擊。
后有追兵。中國產業鏈的外部競爭壓力上升。由于國內人力成本快速上升,紡織服裝產業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持續外移。2007年至2018年,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服裝出口占全球比重,已經從2.9%上升至18.5%。同時,區域貿易協定、雙邊貿易協定大行其道,東南亞國家處于CPTPP、RCEP等重要區域自貿區協定的交集之中。尤其是越南還達成了歐越自貿協定,競爭優勢更是明顯上升。
以上兩個方面影響疊加,再加上疫情等不確定性的沖擊,使得越來越多的擔憂認為,全球產業鏈在長期中的多元化發展趨勢,將弱化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不過,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下,中國本身也是全球產業鏈多元化布局的選項之一,同時中國還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因此中國毫無疑問仍將在全球產業鏈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多元化可能對中國的產業外移產生一定影響,但并不等同于簡單的去中國化。
另外也要注意到,從單一效率取向的全球化,轉變為效率與風險平衡的全球化,意味著我們要承受一個更高成本的全球化,也將進一步拉低未來的全球經濟增速。而一個更低的全球經濟增速,反過來也將導致全球化的進程放緩。
產業鏈將更趨數字化、資本化
由于以下三個原因,全球產業鏈將在中長期呈現出數字化、資本化趨勢,并將對現有的全球要素稟賦優勢格局產生沖擊。
第一,疫情將在中期對生產方式產生影響,提高勞動力使用成本。疫情的擴散范圍、持續時間,大大超出之前的普遍預期,而且有可能出現反復。在疫苗研制成功、大范圍普及之前,疫情將對現有生產方式產生持續影響。在制造業生產過程中,工人的日常防疫、生活住宿環境等成本將明顯上升。即便工資不變,勞動力的使用成本也將面臨上升。
第二,疫情沖擊的另一個后果是,資金成本端的低利率環境將長期化。為了應對疫情,歐美日等主要發達經濟體普遍推行非常規的財政政策,并以無限量寬松的貨幣政策進行配合。由于產業鏈將走向效率與風險的平衡,全球經濟潛在增速還將呈現趨勢性放緩。在此背景下,各國財政難以出現明顯的好轉跡象,甚至還將面臨困難處境。在全球經濟增速偏低、政府高債務的背景下,主要經濟體的央行將難以退出低利率政策環境。
第三,勞動力使用成本上升(不同于工資水平上升)、資金成本維持低利率環境,這兩個條件將激發數字技術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疫情改變了商業模式,直接從需求端推動了線上經濟、數字經濟的發展。同時,疫情還將在中長期改變勞動力、資本兩個要素的相對價格,并從供給端對全球供應鏈產生深刻的影響。從技術視角來看,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興技術大多為技能偏向型,對中低技能勞動力存在明顯替代。再加上勞動力、資本要素相對價格的邊際變化,制造業生產中的勞動投入占比將出現下降、而資本占比將有相應提升。
綜合三方面因素,全球產業鏈將呈現出更加明顯的數字化、資本化特征。新興技術的應用,將引發資本對勞動力的更多替代、從而改變現有的國際比較優勢格局。在此過程中,后發國家的趕超將面臨更高門檻。
產業鏈數字化,中國面臨機遇
產業鏈的數字化、資本化,這是未來中長期的一個發展趨勢。在此過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較優勢格局將被重新定義。有一些國家雖然擁有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但是數字經濟發展滯后,或者發展數字經濟所需的基礎設施面臨瓶頸,對這些國家的比較優勢需要進行再評估。對于發達國家而言,發展數字經濟、從而實現產業鏈數字化的最大障礙:首先是相關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面臨短板。其次是對于個人隱私保護和商業效率的權衡面臨更多困難。最后,大部分發達經濟體原本就面臨一定的產業空心化,以此為基礎要實現以實體產業鏈為基礎的數字化整合,也將面臨更高成本。
相較而言,在推進產業鏈的數字化、資本化的過程中,中國具有明顯的優勢。第一,中國的數字經濟已經有了很好的發展基礎,基礎設施比較完善,商業模式創新處于世界前沿,在新興技術領域也有一定競爭優勢,獨角獸企業數量僅次于美國、遠遠領先于其他國家。
第二,中國的產業鏈完整、生產配套網絡發達,這為產業鏈數字化提供了很好的整合基礎。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制造業部門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在某些具體領域還有一定的脆弱性。但是,中國目前的生產能力、交通物流水平、生產配套網絡等等,都為產業鏈的數字化、資本化提供了堅實基礎。
產業鏈的數字化,有可能改變甚至顛覆中國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劣勢。不過,中國的資金成本還是高于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但是中國企業可以通過境外融資、利用境外資本市場的低成本資金,增強國際競爭力。同時,中國也在積極探索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從中長期來看融資成本的下降值得期待。總體而言,產業鏈的數字化、資本化發展趨勢,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可以抓住、而且必須抓住的歷史機遇。
另一個似乎遙遠,但不得不早做思考的問題是:如果全球產業鏈的數字化、資本化成為發展趨勢,那么國民收入的分配也將更多傾向于資本,而不是勞動者。在此背景下,收入差距、甚至失業將成為一個更為嚴峻的全球挑戰。中國有望在這一進程中走在世界前列,也將首先面臨這些問題的考驗。在此過程中,如何使得產業鏈的數字化、資本化發展具有更好的包容性、普惠性?政府如何在再分配過程中起到更好的平衡作用?這些問題都值得思考。
本文原發于財經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研究部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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