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文章一：中國仍然是結構和體制雙轉型的發展中國家

　　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我認為這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件。從全要素生產率看，體制改革，要素配置和投入的改善，是中國未來10到15年，經濟增長最大的紅利來源。筆者以學者研究的方式，擬就此撰寫系列文章，今天登出之二。

　　傳統一元要素配置體制向二元體制轉型的增長潛能釋放

　　1949到1978年，中國生產要素投入主要為一元政府計劃配置體制。農村下達糧食種植計劃，土地數量基本固定，牲畜資本有限，糧食化肥統購統銷，勞動力由生產隊進行調配，勞動投入工分計量，年終實物分配；城鎮企業按照計劃生產，勞動力單位按計劃招工、工資貨幣分配、消費品按照計劃定量供應；資金統收統支，物資統一調配，產品統購統銷。1978年末改革開放，這樣要素一元計劃配置的體制，向部分計劃配置或者政府管制和部分市場調節改革，形成了政府計劃和市場調節二元要素配置的雙軌體制。

　　首先，從要素傳統的一元向二元配置的體制改革，本身就是長期被扭曲體制禁錮壓抑要素產出潛能的釋放過程。在勞動力要素配置和投入產出方面，農村聯產承包改革后，農民在自己承包的田地中勞動，工作效率提高；勞動力投入（配置）除計劃種糧外，有了自己種植和養殖的選擇及決策權；農民還可以有從事農業以外，到城鎮尋找非農業工作的自由，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了轉移和利用。在城鎮，承認個人利益，發放獎金，實行計件等績效工資，工作貢獻決定勞動力價格有了體現；允許個體、私營、外資企業發展，輕重工業結構得到調整，使勞動力從產業結構、產業組織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等方面，其配置不斷地改善。過去禁錮在生產隊和國有大集體單位中的勞動力要素，通過收入激勵和配置優化，勞動效率得到了釋放。

　　資金要素方面，國有企業從過去的計劃調配，轉向撥款改貸款；大力發展私營和外資，其資金要素配置，由信貸和其他資金市場配置。資金被過去只計劃壓抑分配給國有企業形成的周轉和投入產出低效率，通過償使用和非國有經濟信貸和資本市場配置，得到了改觀和提高。

　　土地要素方面，農村聯產承包，使農民將土地投入何種種植和養殖等，有了一定的配置權；1998年開始，建設用地從過去的劃撥無償使用，改革為有償出讓。一是被計劃壓抑的土地要素，其投入越來越多地受到其產品市場收益高低的調節；二是被禁錮過去零價值的土地，從單純的投入性生產資料變成了有價值的資產，在市場交易中以價格形式得到了體現。土地要素配置的改善和轉移，是經濟增長動力的重要來源。

　　其次，一些扭曲體制要素產出潛力的壓抑，通過非扭曲體制得到了轉移釋放。對其，經濟學上可稱之為扭曲替代的增長潛能。（1）在扭曲國有企事業體制中的勞動力要素，在個體利益和其他非體制空間中，以到鄉鎮和民營企業中做星期日工程師，個人或者單位承接非扭曲體制民營企業的技術研發項目，到民營企業中兼職，辭職到民營外資等企業方式，使壓抑在體制內勞動力要素的潛能，通過非扭曲體制得到替代和釋放。（2）從資金要素配置體制看，向國有經濟傾斜的信貸資金，往往通過國有企業財務公司和租賃公司轉貸，國有下級公司混合投資經營，國有企業項目轉包民營企業等方式，在非扭曲體制中得到了有效利用，從而糾正扭曲體制造成的效率和產出損失。（3）農村土地和城鎮國有工廠土地不允許交易的體制扭曲，通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出租和入股，建設小產權房出售，國有企業吸收外部非國有經濟投資和土地作價入股，使扭曲損失得到一定程度的糾正；在農村不能以自己勞動力要素與因限制土地要素使用而不能有效組合的，通過外出務工，與其他非扭曲體制的土地和資本要素組合，使其勞動力貢獻能力得到釋放。

　　再次，要素配置扭曲體制，雖然在一方面形成產出的損失，但另一方面，在一定的條件組合下，在一定的階段中，也會形成強勁的經濟產出能力。（1）扭曲體制下，轉移勞動力要素（沒有子女教育服務、進城居住、社會保障等成本）低價格成為競爭優勢；土地要素征用工業用地低價（或者零地價）供給制，環境標準寬松，出口退稅等，與低成本勞動力要素和制造業相結合，使產出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2）禁止農村土地交易，建設用地征用制，使地方政府得到了最低成本的土地，除了低價招徠制造企業外，還在地方壟斷的土地市場上市價出讓，每年收取的土地再讓金實際上以居民虛擬房租方式核算計入了GDP；房地產及建筑業稅收、利潤和工資增值等也進入了GDP；甚至土地和房屋漲價部分因沒有其價格縮減指數，漲價部分實際上也計入了GDP。這也是一種扭曲體制的高增長現象。（3）低成本的土地，成為城市、交通和水利等基礎設施體系巨大的建設優勢，形成GDP增長的外部經濟。如筆者據有關文獻推算，2004年到2019年公共資產規模從2.2萬億元增加到了21.5萬億元。

　　二元要素體制經濟增長奇跡、條件和動力結束

　　從各階段經濟需求側動力和增長趨勢看，1979—1997年，一般消費品需求與供給高速增長階段。城鎮職工工資獎金增長，農村居民聯產承包和外出務工收入水平提高，個體私營外資經濟增加了業主和就業人員的收入，這一階段需要滿足的是吃穿用等一般消費商品，而重工業向輕工業的結構調整與其適應，形成了一般消費品市場供給與需求相互推動的經濟高速增長。1994—2011年，出口導向工業化高速增長階段。1994年中國匯率體制改革，人民幣/美元雙匯率制并軌，從前一年的5.16元貶值到8.7元，刺激出口額占GDP比例超過了20%，最高的2006年達到35.36%，到2015年下降為20.49%，以后出口對增長貢獻比率趨于下降。2007—2019年，房地產經濟推動經濟增長的階段。其與出口導向經濟增長階段有一部分在時間上有所重合。國民經濟逐步房地產化形成的經濟增長推動力，逐步替代了出口貢獻占GDP比的下降。土地出讓金和房地產創造的GDP占比，從2000年的2.84%上升到2007年的近10%，除2008年金融危機回落外，一直在10%以上，2019年攀升到15.14%。

　　從過去的實踐看，二元要素配置體制下，GDP高增長的三個必要條件是：（1）在GDP增長目標引導下，地方政府有較強的體制能力，之間展開經濟增長競賽，越來越嫻熟地經營低成本土地、補貼制造企業投資、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推高土地和房屋價格、擴大房地產業經濟。（2）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加入WTO以后，國際市場對中國產品的出口需求較為旺盛，從開放方面擴大了中國生產的可能性邊界，實現了供需均衡狀態下的經濟高速增長。（3）中國城鄉居民有持不動產的習慣和偏好，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對居住條件改善和不動產投資的雙重期望和動機，使土地房屋等不動產供給，有時間較長和規模巨大的市場需求，加以平衡和消化。

　　那么，為什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2020年3月30日又發布《意見》？我認為，就是因為從要素一元計劃配置體制向二元體制轉型改革，對增長紅利釋放能量已經很小，功能已經結束。現在到了二元要素配置體制向社會主義一元要素市場配置體制轉折的關鍵時期了。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從8%的高速度降了下來，2019年為6.1%，時間已經8年，未來下行的壓力很大。國內外一些研究機構的預判看，如果沒有重大的改革舉措，可能經過較短期中速增長后，進入10年左右的經濟低速增長時期。從一個學者的研究看，原因在于我們面臨三個問題和風險。

　　首先，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推動的經濟高速增長動力已經結束。進入21世紀第2個10年以來，國際上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興起，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意愿和制造業回歸勢頭較強，其他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出口市場的競爭和替代加劇，中美貿易關系惡化。中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提高，土地成本上升，環保標準趨于嚴格，低價競爭優勢減弱，致使有一些外資和本土制造業向外轉移。出口貿易額占GDP比例，從2015年下降到20%以下，2019年為17.4%。由于疫情導致全球供應鏈斷裂，加上美國政府對中美間經濟合作實施全面脫鉤戰略，國際市場對中國產品需求相對收縮，還會進一步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形成下行壓力。

　　其次，傳統房地產經濟支撐國民經濟增長的動力，也將難以持續。（1）住宅剛性需求收縮。由于中國未來人口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減少、老齡化趨勢比日本、韓國等地區嚴峻，未來住宅居住性需求逐步收縮，繼承的存量房也將越來越多。（2）城鎮住宅供給量趨于過剩。目前全國城鎮住宅規模，包括1998年住宅商品化改革前存量住宅、單位自建房、新建竣工商品住宅、棚改房和各類其他小產權房等，到2019年城鎮共計存量規模為350億平米，以平均3口人一套，可以供10.5億人居住。年末還有在建和新開工住宅79.52億平米，全部建成后還可供2.4億人居住。（3）土地出讓金若不轉型為房地產稅，財政不可能持續，如果開征房地產稅，則傳統房地產的經濟增長推動力可能會結束。為什么住宅供給規模這樣大，還會有住宅需求，主要是一戶多套空置和居住投資雙重需求造成的。土地征用和出讓金財政，有持續推高地價房價、農民無法低門檻入城、收入地區不均、未來前景下行的特征。不得不改。往房地產稅轉折，炒房投資需求會萎縮，傳統房地產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也會逐步減弱。

　　再次，遇到了因貨幣供應量過大，而宏觀調控空間較為狹小，與經濟下行迫切需要大規模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刺激的兩難困境。（1）貨幣供應/GDP水平已經很高。中國2019年末M2/GDP比例為200%，同期美國、日本、德國、英國、韓國、俄羅斯等國家貨幣供應/GDP比例為72%、188%、92%、111%、152%和47%，與其相比我們貨幣已經發行過多。（2）GDP債務率256%，雖然不太高，但債務質量不佳。表現為房地產企業債務比較脆弱。2019年，房地產領域的債務規模保守計算占到總債務的45.79%，其對各種交叉復合因素的影響較為敏感。地方政府33.9萬億元的債務還本付息意愿不強和能力不足。國有企業債務效益較差，容易在銀行沉淀大量呆滯債權。（3）持續擴大債務和貨幣發行，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間，還本付息流量方面，經濟增長下行壓力較大；存量國家總資產中，虛擬金融資產和不可交易性公共資產比例較大，實體經營資產比率較低，增債和發行貨幣的基礎薄弱。盲目地擴大債務，放量貨幣，未來經濟增長下行沒有產出流量正常的還本付息，存量上沒有可交易和有收益資產作為基礎和保障，最后出現大量違約、破產、債務減記，形成系統性本幣貶值、匯率跳水和金融動蕩的概率可能會越來越大。

　　怎么辦？《意見》的用意就在于繼續深化改革，將農村和城鎮目前禁止的土地等要素，同地同權同價，向市場化交易配置放開，使其資產化和貨幣化；增加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和以地為本的創業經營收入，增強其對工業產品消費的支付能力，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緩解生產過剩，延長工業化，再支撐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10到15年時間；同時，促進鄉村和城市間，不動產交換和轉換，人口、勞動力、人力資本、消費、技術、資金、房屋、土地等雙向流動和盤活，以市場經濟的方式帶動農村農業的發展；珍惜農村近8億人口的消費和財產方面，還處于工業化中期這樣一個特征和機遇期，放寬放活城鄉居民以地為本的創業、就業和置業，使他們從小康繼續向富裕邁進，民富國強，實現21世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