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吳曉波

　　如果說“新大陸”是一種意識形態，那么，因此而迸發出的牛仔精神、普世價值觀，對快速變化的擁抱，以及對陌生技術和產品的尊重，便構成為了新的美國式商業文明。

　　“本書介紹了美國人最擅長的活動——成立和創建新企業，介紹了那些沖破舊規則束縛，創立新規則的人。”理查德·泰德羅用這種堅定而激蕩的開場白，開始了他的敘述。

　　在商學史寫作上，一直沒有出現像霍布斯鮑姆、托尼·朱特這樣既能細致考據，又擁有雄渾筆力的大家，勉強要湊個數，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泰德羅大概算是一個。

　　《影響歷史的商業七巨頭》以人物評傳的方式，講述了七位美國商業史上的企業家，他們分別是：安德魯·卡內基（美國鋼鐵）、喬治·伊士曼（柯達）、亨利·福特（福特汽車）、托馬斯·沃森（IBM）、查理·露華遜（露華濃）、薩姆·沃爾頓（沃爾瑪）和羅伯特·諾伊斯（英特爾）。

　　這些人中，年紀最大的是卡內基，出生于1835年，去世于1919年，最年輕的是諾伊斯，出生于1927年，去世于1990年。這漫長的一百五十年，見證了美國由孤懸大西洋西岸的前殖民地蛻變為第一超級大國的全部過程。

　　在泰德羅看來，企業家是美國夢的主要締造者。他在書中的一個核心觀點是：美國文化和制度把他們的一切變成了可能，同時他們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們可以改變這種文化和制度。

　　如果你問我，一部美國商業成長史，用一些關鍵詞來涵蓋的話，它們是什么？我的答案是：五月花號、西部牛仔、可口可樂、華爾街、福特T型車和硅谷。

　　美國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移民文化，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中產階層價值觀。

　　“美國是在農村誕生的。”泰德羅斷言道。在獨立戰爭結束的時候，北美大陸只有費城和紐約兩個城市，人口不超過2.5萬人。沒有貴族，沒有世家，美國之心在農村。

　　安德魯·卡內基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位首富，他出身“赤貧”，十三歲時才隨全家移民美國，這在他的祖國蘇格蘭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美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自由移民潮的最大受益者”。這一特征其實到今天都沒有改變，美國每年新增人口中的37%是新移民。

　　如果說“新大陸”是一種意識形態，那么，因此而迸發出的牛仔精神、普世價值觀，對快速變化的擁抱，以及對陌生技術和產品的尊重，便構成為了新的美國式商業文明。

　　在泰德羅看來，他在書中所講述的七個人“沒有一個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們的事業生涯中沒有什么是必然的，他們出生、成長于各個角落或國家，信仰不同的宗教，投身不同的產業，他們創立企業的道路不同，學歷也有差異。

任何一位精力充沛、懷有抱負的小伙子，無論他的教育背景是如何寒酸，都有可能在商業立足，并繼續向上高升……我們反復地看到他們伸開雙臂接受甚至主動創造一個嶄新的未來。正是這種導向未來的能力讓他人覺得不可思議——新思維，新行動——這也正是為什么他們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夢想家。

　　泰德羅試圖在自己的書里證明，在美國，人們給予了企業家與最杰出的政治家幾乎同樣的地位，而這在其他國家根本是難以置信的。在亨利·福特去世后，媒體將他與亞伯拉罕·林肯相提并論：

林肯和福特意味著美國貫穿了世界，從木屋到白宮，從機器加工車間到工業帝國。

　　作為一位商學史教授，泰德羅把七個人物置于百年美國經濟史的背景下進行描述。

　　卡內基、伊士曼和福特屬于崛起期，美國由一個二流國家向最大經濟體拓進。當1873年卡內基創辦鋼鐵廠的時候，英國的鋼鐵產量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而到1900年，美國的鋼產量已經是英國的兩倍。

　　汽車是由德國人發明的，而福特的T型車則讓汽車成為中產家庭的標配，美國成為了“車輪上的國家”。

　　進入二十世紀上半葉，世界進入“美國時代”。創辦《時代》的亨利·盧斯宣稱，如果美國人對他們所擁有的傳統和肩負的使命持真誠勇敢的態度，20世紀將是“屬于美國的世紀”。

　　到1960年代，全球前200大公司的70%的銷售額來自美國公司，大約40%的全球經濟活動是由美國企業家發起的。泰德羅以沃森的IBM和露華遜的露華濃為例，描述了這個激動人心的時代。

　　二十世紀下半葉，被泰德羅稱為“我們自己的時代”。在這一時期，美國由“快樂無憂的60年代”進入“冷靜思考的70年代”，日本企業的強勁突起對美國構成了致命的威脅。

　　到1980年，日本的汽車產量超過美國，前五大電視機公司的總部沒有一家在美國，“美國似乎不再是一個自信的國家”。泰德羅通過沃爾頓和諾伊斯的故事，講述了美國企業家在這一時期的自我拯救。

　　《影響歷史的商業七巨頭》到此戛然而止，讓人意猶未盡。泰德羅沒有續寫接下來發生的互聯網革命。美國企業家在工業制造領域失去的榮耀，被硅谷人在新科技戰場上重新搶回。

　　泰德羅對美國企業家精神的描述，在理論的層面上受到了兩位德國思想家的啟發，他們是熊彼特和馬克斯·韋伯。前者提出了創新精神和“創造性破壞”，后者以新教倫理論證了商業在人生意義上的正當性。

　　泰德羅試圖回答一個問題：一個企業家能既是好人又是偉人嗎？

　　他的答案是：這七個人都可稱得上偉大，但用我們提到的好人的標準來衡量，結果就很有問題了。

　　在書中，我們的確可以讀到很多陰暗甚至令人發指的細節。

為了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一個人不得不做出苛刻的事。

　　他們中有的人冷血無情，關閉一家萬人工廠，如同扔掉半根熱狗，有的人為了獲得一筆訂單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對權力的渴望，不輸于任何一個獨裁者。

　　而即便站到成功的巔峰之后，他們仍然表現得像一個變態。創建了IBM的老沃森會設計一個以他為中心的慶祝會，他會在賀詞正式發表以前檢查每一句贊美他的詞語，然后在公開場合聽到這些語句時，仍然會落下淚來。

　　但是，在對待財富的使用上，他們又不約而同地表現出了美國式的現代性。

　　在書中的七個人里，卡內基和沃爾頓是農民，幾乎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伊士曼、福特和沃森連高中都沒有畢業。他們的成功幾乎與所受的教育程度無關，然而在成功后，他們都成了公共教育事業最重要的捐助者。

　　卡內基捐建了數以千計的圖書館，并創辦了卡內基·梅隆大學；伊士曼和老沃森分別是麻省理工和哥倫比亞大學的主要捐助人，福特創辦的福特基金會，迄今是全球最富有和重要的慈善機構。

　　《影響歷史的商業七巨頭》是一本關于美國企業家的圖書，但是，它的創世紀特征，卻能夠引起中國讀者極大的內心呼應。在卡內基、福特和沃爾頓等人的身上，你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代中國草莽創業者的身影，他們的發家歷程、內心掙扎和面對困境的不懼應戰，又哪里有什么國界和時代的差異。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作家。本專欄為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