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毛振華

　　觀點預覽：

　　1、我對全年經濟形勢的判斷比較悲觀，可能今年GDP同比增速只有0-1%左右。

　　2、要防范去中國化的全球化，這對中國來說特別不利。

　　3、為了拯救經濟，金融機構以債務的方式把錢借給了企業，這會進一步提高杠桿率，要警惕過度加杠桿給未來帶來的負面影響。

　　4、要適當調整2020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淡化對GDP增長目標的考量，把政策重點放到民生上。

　　5、疫情防控要盡量推動全民檢測、分類管理。檢測是當前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檢測完備我們才能夠對防控疫情有信心，才能夠對復工復產有信心。

　　6、“六保”工作要把保中小企業作為重點，因為中小企業是保就業的主體、保基層運轉的主體、保民生的主體，是很多人的收入來源。

　　以下為毛振華分享全文（有刪減）。

　　Part 1

　　疫情短期沖擊，經濟下行壓力加劇

　　疫情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甚至全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遠遠超過了我們的預期。疫情最直接沖擊的就是經濟運行本身，社會按下了暫停鍵，經濟按下了暫停鍵，經濟下行壓力很大。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第一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速度是-6.8%，從中國公布季度GDP增長速度以來，以前的每一個季度GDP增長都超過6%，這一次我們掉到了-6.8%，落差將近13%，這是原來從來沒有過的，我們可以看到問題的嚴重性。

　　疫情對經濟生活的影響是全面的，三大產業都受到了很大的沖擊，第二、三產業受到的沖擊尤為突出。第二產業大幅下滑主要是疫情之下工業生產的供應鏈受到了影響；第三產業中中小企業居多，因此中小企業受到的影響也很大；疫情對農業也有沖擊，但相對小一點，但結合它同比增速一向比較低的行業特點，-3%的同比增速也是一個蠻大的回落。

　　投資、進出口、消費是拉動經濟的三大力量，我們分別來看：

　　1．看投資。投資下降了16%，其中基建、制造業、房地產投資都有下降，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制造業投資的下滑。制造業投資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它反映了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因為制造業投資會轉化為供給和生產能力，對下一階段的生產帶來很大影響。制造業投資下降了25%，這是非常大的下滑，中國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數據。

　　2．看消費。疫情沖擊下，不少行業都受到了沖擊，進而導致居民的收入減少，人們的消費水平下降，一季度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下降了19%。這個消費數據還包含了一部分超前消費，即搶購、儲備，如果把儲備、搶購部分減掉，消費數據會更差。從消費結構來看，受疫情沖擊影響，一般服務性消費基本沒有，商品消費里除了“吃”類的以外，其他類大多出現明顯下滑，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特點。

　　3．看進出口。我們的出口狀況不容樂觀，一季度出口累計同比下降13.3%，進口下降2.9%。進口降幅相對來說少一些，這主要是由于從去年開始我們的進口就已經開始下降，基數相對比較低。同時進口指標表明國內生產、消費需要，反映了中國經濟的景氣程度，如果只有出口、沒有進口也不是好事。現在我們的貿易順差大幅度下降，但是出口和進口的軋差還是處于順差，所以對經濟還是有拉動的，但軋差在大規模減小。

　　從物價水平來看，CPI與PPI走勢分化明顯。從CPI來看，消費品在漲價，這蠻值得關注。疫情使得人們的收入降低，但消費價格卻上漲了，這對人民生活水平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從CPI的結構來看，CPI里食品價格比較高，非食品價格相對比較低迷，這也跟疫情期間人們對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保持較高需求有一定關系。從PPI來看，PPI維持負增長狀態，這個負數表明，大家對未來經濟前景的判斷并不樂觀。

　　從先行指標來看，先行指標有所回升，但并不意味著后續經濟景氣能繼續好轉。3月中采、財新PMI有所回升，原因是因為它是一個環比指數，只要不比上個月差，它就會在榮枯線以上，3月份的回升主要是因為2月份下滑得太狠了。但如果你拉長時間周期來看，實際上景氣指數還是處于比較低的水平。

　　綜合以上分析，總結一下：我對全年經濟形勢的判斷比較悲觀，我覺得以現在的情況看來，沒有最悲觀，只有更悲觀。一季度GDP負增長6.8%，到半年度時GDP同比增速可能會維持在0%左右，下半年會有所增長，但是也比不了往年的水平，可能今年的GDP就是0-1%的同比增速。當然，假定能出現1%左右的GDP增速，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全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同比增速應該都是負數。

　　Part 2

　　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

　　如果我們要看未來的經濟走勢，還要繼續看疫情的走勢。在疫情全球蔓延之下，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我有一個簡單的分析。

　　（一）外部風險

　　中國早就是一個參加了全球分工和合作的國家，并且一度出口、全球化是我們經濟成長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動因、拉動力。現在外部格局出現很大的擾動，我們的壓力非常大。有幾個大方面的問題我們要關注。

　　1．全球的需求降低。疫情導致經濟下行、收入降低，人們消費傾向下降。過去全世界的外貿需求里，有一部分是滿足于非剛性需求，特別是中國的出口，很多都不是非剛需產品，因此非剛需產品的出口遇到的壓力很大。全世界的外貿需求降低了，對中國的進口需求也就下降了，中國的產品出不去。2018年在全球貿易低迷的背景下，中國再次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這是因為其他國家下降得更厲害，所以中國反而成為了世界第一大貿易國，這叫做衰退性出口、衰退性貿易增長，未來這種情況還會繼續發生。

　　2． 全球產業鏈面臨重構，加大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壓力。全球疫情發生之后，能源、交通工具都停止了運行。過去我們的產業鏈是全球配置，一臺手機、一個電腦的配件是全世界不同國家加工、組裝，現在這個產業鏈發生了問題。有些地方的貨可能無法運出去，有些地方可能沒有工人生產。在這個背景下，全球的產業鏈就會出現重構。中國過去是全球產業鏈供給環節中一個很重要的國家，現在看來，未來不容樂觀，其他國家會不會找到一個新的產業鏈供應方？

　　3．逆全球化中的去中國化。我們要防范去中國化的全球化，這對我們來說特別不利，去年美國挑起的貿易戰就是美國去中國化的全球化的一部分。我認為中美貿易戰只是中美關系的前哨戰，它分為三步曲，第一步是貿易戰，第二步是脫鉤，第三步就是試圖把中國拉入跟美國的新一輪冷戰中。在脫鉤的基礎上形成的新冷戰是什么意思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國將會動用他的盟國體系，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除軍隊以外的其它領域中角力，而美國的盟國基本上是發達國家。美國希望拉著這些發達國家跟中國脫鉤，實際上就是一種經濟的格局和封鎖。美國采取的措施表明，它就在琢磨這件事，一方面他好像在到處退“群”，他退的主要是中國在里面起作用、得益的“群”。但同時，他在自己的框框里和北美、加拿大、墨西哥、歐盟、日本、韓國、東盟等想推動零關稅的主要經濟體構建一個新的全球化體系。相比于美國想要構建的新全球化的體系， WTO本身就成了一個高關稅區。如果美國的陰謀得逞，WTO里的國家跟全球主要經濟體就成了兩個體系，這對我們是不利的。

　　我覺得，疫情早期美國率先對中國采取了隔離政策，其實就是在做一次對中國脫鉤的壓力測試，并且把這個測試展現在他的盟國面前，看看美國有多少東西是一定需要中國的，或者說在中國不參加全球供應鏈的情況下，美國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如果他得到的測試結果比較滿意，對我們未來的運行會有很大的壓力。中央也作出了判斷，現在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困難的外部環境時期，即去中國化的全球化。

　　（二）國內面臨的風險和壓力

　　1．國內防輸入、防反彈壓力持續存在，加大經濟復蘇壓力。國內主要是疫情的問題，我們在疫情上半場打得很成功，但是疫情還沒結束，沒結束就有可能出現各種情況。國內現在面臨著防疫常態化，尤其要防止疫情的二次大反復。如果出現了大反復，我們前面的防疫成果就會毀于一旦，并且未來的經濟生產會遇到很大的壓力。所以在這種背景下，一切工作還是要考慮在能夠穩定防疫的基礎上進行，所以我們的企業還是面臨著非常嚴峻的防疫形勢。

　　關于疫情防控，我再多說幾句。有人說國內疫情會出現反復，但是我覺得沒有那么大的壓力，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歸根結底有癥狀的感染者的危險最大，中國能夠成功收治所有發熱病人，這一點我們做的很好。我們的這套體系在應對輸入性疫情的時候，是很有力量的。從應對國內疫情可以看出，我們的這套防控體系，特別是在行政能力、基層布控能力、網格化管理能力上，是全世界其他國家不具備的。對未來出現的癥狀者，我們還用這個辦法繼續做，發現即收治，斬斷傳染源。第二是現在中央提出的“應檢盡檢，愿檢盡檢”對于識別無癥狀感染者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我們仍然不能掉以輕心。要確保疫情不二次爆發，我建議同時也呼吁，要盡量低成本推動全民檢測。由于無癥狀感染者的出現，使得我們不能夠隨便或者輕易對防疫問題下結論，因為我們早期沒有把無癥狀感染者的研究作為一個重點，現在這一課我們要補，并且我們有能力做得更好，因為我們有防控基礎，我們有很好的防輸出能力和斬斷傳染源的方法，也建立了大量的個人數據庫，這個基礎西方國家沒有。在過去嚴格的網格化管理過程中，我們拿到了全國每個居民的移動信息，如果我們把全世界每個人的檢測結果放到手機上，的確會有很多問題，包括隱私、人權問題等等。但在中國，在我們現有的框架下可以做到，全面檢測就避免了現在這種廣泛的隔離，也有利于復工復產的推進。

　　2．疫情沖擊下居民消費曲線也在下移，即消費者水平、消費者期望值、消費能力都在下移。除了生活必需品，其他消費全面下降，更重要的是，現在失業率的上升幅度很大，即使沒有失業，很多人的收入也在全面下降，這都會影響消費，這個影響可能是比較中長期的影響。

　　3．政策穩增長可能會導致債務風險再度加劇。中國經濟本就處于一個雙底線思維時期，一方面要防風險、一方面要穩增長。從2008年中國經濟開啟“債務-投資”驅動模式以來，一直在累積風險，風險一直沒有被徹底消除。2016年開始到2018年，政策重心轉向防風險，風險累積的速度有所減緩，但我們依然不能放松。這里面最大的問題就是債務風險，債務如果不能得到如期償還、如約償還，就會出現由債務風險引發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這次疫情使得很多企業還不了債，出現大量的違約情況。為了拯救經濟，政府又進一步投放貨幣，金融機構以債務的方式把錢借給了企業，這會進一步提高杠桿率，要警惕過度加杠桿給未來帶來的負面影響。

　　Part 3

　　宏觀政策要著力保企業、保民生

　　現在中央在“六穩”的基礎上提出了“六保”，除了保居民就業和穩就業一脈相承且均被放置在首位，其他都不完全雷同。實際上，把就業作為核心是很正確的做法，中央也出臺了很多相應的政策。關于如何做好“六保”，我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建議：

　　首先，要適當調整2020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淡化對GDP增長目標的考量。2020年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一個重要節點，翻兩番需要GDP達到5.5%，現在看來根本達不到，所以放棄這個目標比較合理。如果非要保持這個目標，基層的重點就會放到這上面，哪怕最后的統計數字完成了，大家都會懷疑。包括扶貧攻堅戰，因為很多民工是通過打工脫貧，他們現在出不去，沒有收入或者收入降低，這些本來就在扶貧的邊緣地帶的人就有可能出現一部分返貧，這是非常正常的。這不是地方干部做的不好，也不是人民不努力，而是客觀情況。

　　其次，在淡化GDP增長目標的背景下，建議各級政府把工作重點放到民生上。我建議給全國貧困地區人口和武漢地區的人口發補助，其他省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自己的財力發放一筆錢給居民。發放的時候我建議要給每個公民發放，而不是看貧困程度；同時可以建立一個基金，鼓勵有錢、有能力的人把自己拿到的錢捐出來，把它變成一個居民的基本權利。

　　再次，“六保”工作要把保中小企業作為重點。因為中小企業是保就業的主體、保基層運轉的主體、保民生的主體，是很多人的收入來源。

　　還有，要適當提高疫情容忍度，加大復工復產的力度。現在因為疫情嚴重，每個地方都把疫情防控作為重點，出現問題就可能追責。如果不提升疫情的容忍度，復工復產的力度就達不到，而提高容忍度的前提就是做好檢測，分類管理人員。在當前情況下，我們還是要推動全民檢測，檢測是現在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檢測完備我們才能夠對復工復產有信心，才能夠對防控疫情有信心。

　　Part 4

　　網友互動

　　Q：疫情后外貿大幅度下滑，中國重回自轉狀態的危險度也在提高，您怎么看？

　　毛振華：我覺得中國自身是不可能選擇這個道路的，因為中國現在是一個消費大國，我們的原油、大宗產品、很多高新技術都需要跟全世界通過貿易交換，閉關鎖國沒有道理。但是如果西方國家、發達國家利用各種條件制造矛盾，甚至想孤立我們，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走孤立主義道路，就我們國家目前的情況來看，會延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雖然最終我們也有可能會解決所有問題。中國過去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的得益者，是改革開放的得益者，我們要認真吸取和總結在過去的基礎上的這些經驗。當時在一個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我們都能破除封鎖，使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格局，今天我們跟全世界有那么緊密的聯系、有那么緊密的互補關系，我們應該有能力和信心。我覺得我們的最高領導人在這方面的論斷是很英明的，“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壞”，這是一個非常正確的判斷，這不是忽悠美國人和全世界，而是講給全黨、全國人民聽的。

　　Q：您如何評價新基建計劃以及對企業競爭格局的影響？

　　毛振華：應對這次危機，我的主導思想還是希望國家花更多的財力來扶持民生，讓民生成為資金的主要用途，因為這筆錢會轉換為消費，消費會搞活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我覺得大型基建是一個中長期項目，如果在一個正常的情況，有序推進我們的大項目是應該做的事情，本來也一直在做，再加大一點力度也可以，但是不要擠占我們救急民生這條線上的東西。

　　我一直認為大基建不是說沒有好處，但是有很多弊端。一方面，大基建基本上由國企承擔，國企來得快也聽指揮，還是很有效果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是軟預算的約束。此外，它還擠占了整個社會其他經濟體在經濟參與度方面的份額，會導致市場力量的進一步萎縮。在目前應急的情況下，我們更要看到它的弊端：它的資本有機構成比較高。大基建無一例外都是資本密集的，花同樣的錢，解決的救急少。當然國有企業在中國占有的資源很大，但是他們解決的就業比較少，大概占整個就業比重不到20%，新就業比例只有10%，但是占用的社會資源、信貸資金、投資都很大。所以，如果我們要集中精力聚焦國企就很有可能導致不能很好地解決就業問題；并且一個大基建項目需要的技術、時間都是有周期的。所以我認為國家應該繼續有序推進新基建，但當前的重點要放在中小企業、放在民生、給老百姓增加消費能力、搞活基層、保基層運轉上。

　　(本文作者介紹：中誠信集團創始人、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