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黃大智

新冠肺炎疫情以來，人們減少了消費，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在1-2月同比下跌超過了20%。許多分析認為，隨著疫情的好轉，消費者壓抑的需求會得到迅速釋放，進而出現一波“報復性消費”（指在某個特殊時期或場合限制了人們的消費需求，一旦開禁之后放開欲望進行瘋狂消費的行為）。

但是，隨著疫情在全球的大規模蔓延，新冠肺炎病毒甚至可能成為一種常態化，報復性消費可能不會來了。與之相反，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一季度人民幣存款共增加8.07萬億元。相比2019年同期人民幣存款增加6.31萬億元來看，多增加了1.76萬億元，這讓很多人驚呼“報復性存款”先來了。　　

　　然而，從一般情況來看，疫情沖擊使經濟下行，居民和企業收入都在下降：

　　數據顯示，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同比名義增長0.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下降3.9%。按常住地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91元，名義增長0.5%，實際下降3.9%；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41元，名義增長0.9%，實際下降4.7%。

　　存款和收入直接相關，新增存款理應只降不升才對，然而數據卻顯示新增存款創新高，且同比大增。對此，本文討論以下幾個問題：

1、“報復性存款”是真的嗎？

 

2、為何收入和存款出現了背離？這些存款來自哪里？

 

3、高儲蓄率（新增存款創新高）是問題嗎？

　　對于以上不感興趣者，可直接跳至結論部分。

　　數據顯示的“報復性存款”

　　從絕對量來看，2020年一季度人民幣新增存款創下新高，增速也比去年同期提升。從這兩個數據可以看出，一是存款基礎雄厚，這是未來消費的最大保證，也是經濟增長的最大保障；二是在收入下降的情況下，同比的存款增速卻提升了。從這方面來看，“報復性存款”的提法并不妥（見圖1）。

　　而從存款結構分析，人民幣存款包含住戶存款、非金融企業存款、財政存款、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四個方面。分別來看，一季度住戶存款（居民儲蓄存款）增加6.47萬億元，非金融企業存款增加1.86萬億元，財政性存款減少3143億元，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減少3713億元。

　　居民存款增長少，“報復性存款”是偽命題？

　　住戶存款方面，今年一季度住戶存款增加6.47萬億元，而去年同期增加6.07萬億元，同比多增長了4000億元。雖然在新增的8.07萬億中占絕對比重，但在去年同比多增加的1.76萬億中，占比僅為23%（見圖2）。

　　從原因來看，有幾個方面：

　　一是存款受到收入的直接影響，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帶動了存款的不斷提升。同時，一季度歷來都是春節期間，年終獎、工資結算因素都導致了前三個月為階段性高點。

　　二是一季度以來，特別是三月份以來，疫情及石油價格戰等因素，使國內外金融市場劇烈波動，投資者避險情緒加重，市場奉行“現金為王”的理念，導致部分資金回流。

　　三是隨著央行的幾次降準，市場上資金面寬松，理財類產品收益下降，部分貨幣基金七天年化收益率甚至跌破了2%，對投資者吸引力下降，也導致了部分資金回流到銀行存款（見圖3）。

　　四是疫情使人們減少了消費，并喚醒了居民的危機意識，在投資、消費、儲蓄的選擇中，將更多的資金傾向于儲蓄，以更好的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代表居民消費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大幅下跌（見圖4）。

　　綜合以上因素看，住戶存款確實在增長，但在同比新增存款中僅占23%，并非絕對主力，所以，最起碼對于居民而言，報復性存款并不存在。

　　企業存款新增占絕對比重，資金在空轉？

　　非金融企業存款方面，今年增加1.86萬億元，去年同期增加3328億元，同比多增長1.53萬億元，貢獻了同比多增存款1.76萬億中的87%。月度來看，3月份新增企業存款創下歷史新高，達到3.2萬億元（見圖5）。

　　那么，這些天量資金是來自企業收入嗎？

　　很明顯并不是！從邏輯上講，三月底以來，疫情才開始好轉，彼時企業剛剛復工復產，不可能產生大量的收入。

　　因此，新增企業存款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是寬松的貨幣政策為企業提供了良好的信貸環境，銀行通過貸款和買債等方式向企業投放了大量資金。但在實際中，宏觀總量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很難解決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因此，疫情之下，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仍然難以解決。低利率的企業貸款通過高利率的存款產品再次回流到銀行存款，資金仍然是在金融體系中空轉。

　　二是財政政策對企業加大了支持力度，財政存款向實體部門轉移較多。

　　財政收入銳減，財政存款下降

　　財政存款方面，一季度減少3143億元。一季度，由于受到疫情的沖擊，需求端和供給端全面受到沖擊，使得各級財政收入都大幅度減少。1-3月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45984億元，同比下降14.3%。全國稅收收入39029億元，同比下降16.4%；非稅收入6955億元，同比增長0.1%。

　　究其原因，一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稅基減少，以及為支持疫情防控保供、企業紓困和復工復產采取減免稅、緩稅等措施，再加上減稅降費等因素，導致收入銳減。二是轉移支付、對個體工商戶和小微企業稅收優惠等也導致了財政存款的進一步減少。

　　股市波動，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暴跌

　　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方面，一季度減少3713億元。其主要包含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如券商、信托、保險、基金等等）托管在商業銀行中的各類賬戶資金，反映的是非銀機構在月度時間范圍內資金的流向（流出或流入）。非銀金融機構存款每次破萬億的背后，都有股市投資（投機）熱情高漲、“全民”炒股的影子。

　　分月度來看，一二月保持穩定，三月份減少1.4萬億，主要是由于疫情等不確定性因素，使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引發的資金流出。

　　從以上的分解來看，雖然一季度新增存款暴漲，同比去年的絕對增長也大幅度增加，但其中同比增長部分主要是由于企業存款的大幅度增長導致，并且是由于寬松的貨幣政策和信貸環境帶來的增長，且其中也存在部分“資金空轉”的問題。因此，“報復性存款”的結論尚不能成立。

　　高儲蓄率是個問題嗎？

　　從長期來看，持續的新增存款的過高，會出現高儲蓄率的結果。根據凱恩斯理論，消費+儲蓄=收入，在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儲蓄過高必然會導致消費的減少，這與當前我國“促銷費”的導向似乎不符，并不利于經濟的發展。是這樣嗎？

　　事實上，高儲蓄是從長期的角度來考察經濟增長，高消費就短期來說。在分析長期經濟增長的索洛模型中，儲蓄率的提高會使人均資本增加，從而對應的人均產出（理解為實際GDP）也就變大了。因而增加儲蓄將會導致經濟增長。

　　在短期內，增加需求會使得總需求曲線右移，進而提高均衡狀態下的產出水平。因此，在凱恩斯理論中，短期內提振消費會刺激經濟的繁榮。

　　當然，關于高消費、高儲蓄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經濟學問題，本文不做更多討論。

　　總體來看，過高的儲蓄、有錢不花確實不利于我國的經濟復蘇，國家也在通過一系列措施刺激消費，比如發放消費券、提振汽車消費等。

　　同時，疫情帶來的居民危機意識的提高，也需要時間過渡才能放松，畢竟我國已經有效控制住了疫情的爆發，而海外疫情暫時仍看不到終點。。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遼寧大學應用經濟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