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機構 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 

　　4月8日，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CWM50）召開“新冠疫情對恩格爾系數和家庭消費行為的沖擊”課題討論會，人民銀行等有關部門領導、科研院所及高校專家學者，以及金融機構代表參與討論。

　　《新冠疫情對恩格爾系數和家庭消費行為的沖擊》是CWM50組織的一項專項研究課題。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受到了重大沖擊，特別是在居民消費和民生兩個領域沖擊尤為劇烈。為了更加深入、客觀和細致地研判疫情對消費的影響，以及疫后家庭消費行為的變化，CWM50專門設立本項課題，由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甘犁教授牽頭撰寫。

　　會上，甘犁教授首先介紹了他所帶領的團隊在疫情期間開展的新冠肺炎疫情專項調查。該調查覆蓋全國33143戶家庭，通過分析調查結果，并與2019年開展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覆蓋34643戶家庭）結果對比分析顯示，疫情造成居民對就業形勢和收入增長預期悲觀，可能導致整體預防性儲蓄上升，家庭資產資金流動性不足，尤其是低收入階層受到的沖擊較大，受上述因素影響2020年家庭預期總消費支出將減少11%。總體來看，消費者信心不足，社會總消費恢復增長的前景并不樂觀。整體恩格爾系數上升0.95個百分點，相當于過去近兩年的恩格爾系數的下降幅度。

　　為避免因居民消費萎縮導致企業經營狀況惡化、居民收入減少進而引發總消費進一步下降的惡性循環，甘犁教授建議，盡快出臺重點針對中低收入家庭的現金補貼政策，同時綜合利用多種政策措施促進文化娛樂旅游、交通通信和醫療保健等受疫情沖擊較大的行業消費復蘇。現金補貼政策方面，他建議充分利用已有的個稅申報系統以專項抵扣的方式進行，補貼對象根據家庭勞動力結構和收入層級的差異差別對待。重點行業促消費政策方面，他建議采用延長高速公路免費時間或降低高速公路通行費用、降低旅游景點門票等措施促進文化娛樂旅游行業消費；以出臺汽車消費補貼政策、降低或取消通信和上網套餐費用等措施提振交通通信行業消費；加快落實《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各項政策規劃、促進貧困群體常規體檢等方式促進醫療保健行業消費。

　　在隨后的討論環節，各位專家發表了相關看法和補充意見。

　　光大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認為，這次疫情的沖擊是需求和供給的雙沖擊，引發了恩格爾系數的被動上升，中低收入家庭受影響較大。此外，疫情管控措施造成了物理限制，價格彈性失去作用，商品價格下降進而促進消費的自我穩定機制失效，恢復經濟的根本在于有序地從隔離措施退出。救助措施方面，他認為，保就業比保收入更重要，可以借鑒歐洲模式，把保就業作為首要目標，并將補貼和保就業結合起來。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許憲春認為，疫情對經濟和就業造成的沖擊會影響居民對收入的預期，進而影響居民對消費的安排。另外，他指出，疫情期間居民的情緒比較悲觀，隨著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復工復產的推進，居民對收入和消費的預期可能會發生變化。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認為，疫情沖擊對消費造成了兩方面沖擊，一方面是由于防疫管控措施、失業或收入降低造成無法消費，另一方面是對經濟的悲觀預期造成消費意愿降低。他提到，無癥狀感染者的存在可能導致疫情防控措施趨嚴，進而加劇不能消費、不愿消費的情形。他建議，疫情防控模式要動態調整，不斷優化，對重點人群重點監控，把對需求的抑制降到較低水平。在刺激政策方面，他認為發放現金和消費券有一定作用，但是作用有限，建議通過政府公共消費來帶動相關產業和家庭及個人消費。其中，政府的公共消費可以以推進數字化轉型為重點，面向社會的公共消費可以以公共衛生方面為主，并通過發放培訓券等方式鼓勵企業和社會組織進行培訓。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萬廣華認為，在經濟高度全球化的情況下，全球疫情爆發對生產的影響會持續較長時間，要千方百計保中小企業。今年是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為解決貧困同時保增長、促消費，建議對中小企業的低收入水平職工進行現金補貼。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祝寶良指出，短期來看，疫情對需求的沖擊大于對供給的沖擊，因此既要保供給也要保需求。投資方面，建議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適當進行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消費方面，從扶貧的角度出發，可以重點對農村家庭發放消費券或現金進行補貼，在農村推行以工代賑等等。與此同時，社保系統可以發放穩崗補貼，對于退休人員、在校學生和收入不高的群體進行現金補貼。長期來看，要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更好發揮財政穩定器的作用，走向以消費帶動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道路。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認為，供給和需求要匹配，目前我們面臨著供給過剩而需求不足的局面，既要重視在供給端救助企業，更要重視中低收入階層受到的沖擊，并通過對其進行補貼的方式促進消費。同時，他也指出，直接對居民進行補貼由于操作難度較大等原因在實行時面臨困難。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部副部長劉培林指出，恩格爾系數的變化一方面是由于無法消費，另一方面反映了收入下降，而收入下降更多體現在短期，而不是長期預期收入的下降，建議把兩方面效應進行識別和區分，增強對政策制定的參考性。劉培林認為，對企業和個人發放補貼的效果相差不大，渠道上傾向于通過納稅和社保系統發放。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提出要注意三方面問題。一是疫情期間和疫后恢復過程中的農民問題的特殊性，疫情期間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困難，疫情之后面臨就業難題，并且農村產業也受到了巨大沖擊。二是要充分估計到經濟恢復的困難性，如何從疫情時期的戰時體制回到疫情前的常規體制，要考慮地方政府、國際貿易和整個經濟活動的關聯關系，而非簡單的經濟刺激。三是湖北經濟恢復的問題，湖北經濟的恢復關系到相關的重要產業鏈，相關政策要在全國層面進行統籌安排。

　　人民銀行參事室主任紀敏認為，過去一段時間政府已經出臺一些針對低收入階層、小微企業的紓困政策，要借助制度建設加大力度進一步落實。針對債務壓力，央行提供了一些流動性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下一步要促進流動性供需的有效銜接，擴大政策覆蓋面和有效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陳道富談了三個方面的看法。一是恩格爾系數的變化更多受短期因素的影響，相應的政策應該更加注重短期的沖擊。二是建議借助疫情契機，建立直接與個人對接的制度體系，為未來更精準的社會保障打下基礎。三是認為保企業和保收入或消費并不矛盾，只是在作用渠道和著力點上有所不同，可以把保民生和保企業結合起來，并強調有必要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群體采取非刺激性的消費政策。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顏色認為，就業問題非常值得關注，在六穩當中居首位。他指出，我們在對企業和個人的救助方面的空間還很大，供給側和需求側都需要短期的救助，以避免短期沖擊長期化。他建議，通過發放現金、食品券的方式補貼個人，同時借此機會建立針對個人的救助制度體系。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范必認為，中國和美國在儲蓄和消費習慣等方面存在不同，中國人的儲蓄率較高，直接發放現金的必要性不大。在恢復經濟方面，他認為經濟體系需要逐步恢復，要對緩慢增長提高容忍度。他指出，要深化市場化改革，減少對微觀市場主體的直接干預，推動復工復產，促進經濟盡快恢復發展。

　　CWM50常務理事、孫冶方基金會理事長李劍閣對課題提出了完善意見。他從地區間收入和生活水平差異的角度提出對調研進行校正的必要性，并指出各地生活習慣和消費習慣的差異可能對恩格爾系數造成的影響。

　　會議由CWM50青年學術論壇副秘書長、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綜合經濟戰略研究部副主任馮煦明主持。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個非官方、非營利性質的學術智庫組織。論壇致力于為關心中國財富管理行業發展的專業人士提供一個高端交流平臺，推動理論、思想、創新和經驗交流，為相關決策與研究機構提供理論與實務經驗參考，進而為財富管理行業的發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動力，最終對中國金融體系的優化產生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