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滕泰（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張海冰（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中央政策已經破冰，當前需要全社會都能深刻認識到要素改革對中國經濟短中長期的全局性意義，若各部門及地方政府能夠認真貫徹，大膽開刀，清除積弊，將各種供給約束下的生產要素解放出來，降低要素供給成本，必將為中國經濟提高中長期增長動力創造良好條件。

　　在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供給沖擊和需求沖擊雙重壓力下，全球經濟面臨著急劇衰退的風險，中國也面臨著經濟逆風重啟的艱巨任務。短期來看，中國經濟需要強有力的措施對沖疫情影響，中長期來看，危機時刻往往是催生深刻結構性變革的關鍵時機。正是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的《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可以視為疫情沖擊下中國經濟深層次改革的破冰之舉，如果得以切實推進，真正釋放土地、勞動、資金等要素活力，對于下階段經濟復蘇和中長期增長潛力提升會產生特殊的重要意義。

　　一、歷史遺留的巨大改革空間

　　中國經濟在要素市場化的過程中，形成和釋放了多種要素紅利，是推動中國經濟過去四十年高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之一。其中，第一個要素紅利是人口紅利。20世紀80年代以來，勞動供給約束逐漸解除，勞動力被允許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在過去的40年里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供給。第二個要素紅利是中國豐富且一度廉價的資本供給。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商業銀行體系開始形成，中國居民的大量儲蓄資金通過商業銀行體系被轉換成企業的資本。第三個是城鎮化進程中的土地紅利，也曾對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述要素紅利的釋放，是通過漸進式改革逐步實現的。一方面，漸進式改革過程中，計劃經濟遺留的人口戶籍制度、土地審批制度、金融管控等制度，以及一系列要素流動的行政計劃管理手段逐漸放松，正好與人口轉移和城鎮化速度相適應，在實踐中起到了良好的控制作用——這無意中解決了“發展經濟學”的很多難題。比如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很難避免的城市貧民窟問題。另一方面，在上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漸進式改革遺留下的很多行政和制度方面的供給約束，則對土地、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的可得性和供給成本形成嚴重負面影響，形成《意見》所說的“阻礙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

　　在這些計劃經濟“沙礫”的影響下，上一輪改革釋放出來的要素紅利正在逐漸消退。例如，在勞動力領域，中國勞動力成本近十年來迅速上升，不僅如此，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執行嚴格戶籍制度的極少數國家，雖然對于人口數量巨大的國情來說戶籍制度難以很快全面取消，但它越來越明顯地妨礙勞動力流動和公平待遇；同樣地，體制身份和人事檔案等制度，也成為人才自由流動的一個羈絆，亟待放松和消除。

　　在土地和資源領域，就土地使用的審批流程而言，需要得到政府部門的層層批準。用于城鎮、鄉村私人住宅建設和公共設施、公益事業建設的用地，必須經國務院或者省級人民政府批準。屬于基本農田或者一般耕地面積大于35公頃的，或者只是大于70公頃的，長期以來必須經國務院批準。審批過程漫長而復雜，大大降低了土地供給效率。在上游資源使用領域，國內具有探礦權和采礦權資質的企業只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延長石油等大型國有石油企業，前期放開油氣資源探礦權與采礦權的嘗試，也設定了境內注冊資產不低于3億元等較高的門檻。

　　又例如，在資本要素領域，中國天量的儲蓄和稀缺的資本之間，“架橋”的努力很多，“挖溝”的情況也不少，使得中國這個儲蓄率全球最高的國家，現實中卻存在融資渠道少、融資效率低、融資成本高的問題，銀行資金是“水”價格，但是到了中小微企業的手里就是“油”的價格，其中的價差在金融體系中被層層的管理費用、托管費用等吞噬了，這并不是資金多少和流動性的問題，而是金融體制中存在廣泛的資金要素供給約束需要放松。

　　要素供給約束直接影響了中國經濟的潛在和實際增長率，老紅利的消退正是當前中國經濟難以走出增速持續下行趨勢的重要原因，在此長期經濟下行趨勢與疫情沖擊疊加的特殊時刻，我們需要聚焦這一歷史遺留的巨大改革空間，消除計劃經濟“沙礫”，全面放松供給約束，提升要素供給效率，降低要素供給成本，進一步釋放經濟增長“新紅利”。

　　從人口和勞動力的角度來說，就像聯產承包責任制將幾億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新的戶籍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勞動用工制度改革、社會保險體制改革、移民管理體制改革將會把供給約束下的勞動力和創造力解放出來，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重新打造人口新紅利。

　　從資金要素角度看，2019年，中國非金融類企業的銀行貸款總額近百萬億元。每降低一個百分點的融資成本，就可以為實體經濟增加萬億元的利潤。如果能夠持續降低中國的高融資成本，就可以獲得巨大的新增長紅利。

　　從土地資源看，在下一步新型城鎮化過程中，靈活的、成本合理的土地供給仍然可釋放巨大的增長潛力！

　　二、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難點和觸發因素

　　以農村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代表的要素市場化改革曾經是中國經濟起飛的重要推動力，后來的銀行信貸制度改革、資本市場的建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制度改革等要素市場化改革，都在不同階段為經濟增長起到了加油助力的重要作用。但多年來優化要素市場化配置也存在著很多難點。

　　首先，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目前已經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所有制和利益格局，各方利益主體之間互相牽制，一項改革措施能夠達到“帕累托改進”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要素的進一步市場化，不僅會觸動各方面利益，有可能引發復雜的社會矛盾，也有可能需要削弱一些政府部門的權力，毋庸諱言，這也是改革難度增加的原因之一。

　　其次，要素領域的供給約束往往有著長期的歷史背景和現實原因。例如，地方在財力不足的情況下，既要維持地方經濟發展，又要推動城市公共設施建設，只好高度依賴土地轉讓收益，進而控制土地投放量以維持高地價，從數據來看，越是地價高的城市，對土地投放就越“吝嗇”，形成了嚴重土地供給約束，但如果立即取消土地財政，又勢必導致地方政府無力發展經濟和更新基礎設施，甚至很可能引發債務危機。又比如，在資本要素領域，從數據上看存在大量的銀行、信托、保險、券商等機構，似乎應當是競爭比較充分的領域，但實際上金融壟斷仍相當嚴重存在，銀行尤其是大銀行獲得資金的成本很低，而由于在信貸管理方面存在大量嚴格的限制措施，銀行資金很難直接進入需要的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以及一些政策限制的行業，如房地產，導致很多中小銀行、信托保險券商甚至資信背景較好的大型企業，轉而從事資金批發轉零售的業務，將低成本銀行資金層層倒手轉貸給最終需要者，導致實際融資成本居高不下，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的融資難一直沒有實質性解決。2019年全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6.2萬億元，比上年下降3.3%，同期商業銀行累計實現凈利潤2萬億元，同比增長8.91%，僅商業銀行的利潤就相當于全部工業企業的三分之一。

　　除了土地、金融領域，以往能源、電力等行業的改革進程中，改革方案的制定也存在過多參考業內相關利益方的意見，甚至是由少數部門和企業主導制定，社會公眾知情權不足，外部專家話語權不夠的情況，最終出臺的方案只能涉及皮毛，難以觸動深層利益格局，導致不少要素領域的供給約束積弊很深，改革難度越來越大。

　　最后，突破性的要素市場化改革需要外部壓力和觸發點。適當的外部壓力、事件性沖擊往往能夠為改革的推進帶來觸發點式的效果，對于改革的成功有著重要的作用。本次新冠病毒疫情帶來的供給沖擊和需求沖擊直接將中國經濟按下暫停鍵，甚至將全球經濟拖入衰退，大量的企業面臨倒閉，勞動者面臨失業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必須下大決心、下猛藥，果斷出臺真正能夠提振信心、釋放活力的實質性政策措施。除了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角度為經濟和企業補血助力，為勞動者和消費者提供幫助，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釋放要素活力，既是應對當前經濟困難的有力措施，更是為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創造新紅利的基礎性改革。

　　三、本次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新突破

　　此次出臺的《意見》在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的市場化配置上均推出了一系列制度改革措施，其中有一部分是以往改革的延續、深化，也有不少措施的確帶有新突破的性質，是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實質性進展。

　　在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方面，繼3月12日國務院發布《關于授權和委托用地審批權的決定》，賦予省級人民政府更大用地自主權之后（主要是將國務院可以授權的永久基本農田以外的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審批事項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意見》提出，“城鄉建設用地指標使用應更多由省級政府負責”，由經濟增長激勵更強的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要素投放自主權，進一步放松了土地審批的行政性供給約束，對于短期經濟重啟和中長期發展都有明顯的的促進作用。

　　在勞動力要素市場化方面，《意見》提出“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并提出“建立城鎮教育、就業創業、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與常住人口掛鉤機制，推動公共資源按常住人口規模配置”，這是戶籍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與我們在《新供給經濟學》中提出的“戶籍制度改革的關鍵是讓勞動者無論在哪里工作都能獲得公共服務”的思路不謀而合。此外，在檔案、人事關系、暢通海外科學家來華工作通道等多方面此次都有新的改革要求和安排，有利于優化人力資源配置，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率。

　　在資本要素市場化改革方面，《意見》從“增加有效金融服務供給”的角度提出改革思路，推出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大中小合理分工的銀行機構體系，放寬金融服務業市場準入等舉措，抓住了中國金融資本領域“表面看是金融過度，本質是金融抑制”，即金融服務供給不足的結構性矛盾，中國金融供給側改革有望打開新的局面。建議在減少不必要的行政管制等方面也要有改革要求，希望能夠減少金融壟斷，引入競爭，以利于降低融資成本。

　　在技術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方面，《意見》提出“健全職務科技成果產權制度”?！兑庖姟诽岢觥吧罨萍汲晒褂脵唷⑻幹脵嗪褪找鏅喔母铮_展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是加大和完善激勵機制，調動科研人員積極性的重要方向。前四十年，通過對西方三次工業革命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利用，中國經濟實現了騰飛，今后，在外源性技術供給受到貿易戰等因素干擾而萎縮的新情況下，今后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更多要依靠本國的研發力量以及中國主導的全球研發合作，提升對研發人員的激勵就顯得更為重要。在中國，國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仍然是科研的主力軍，大部分科研人員在體制內工作，絕大部分科技成果屬于職務科技成果，推動職務科技成果轉化成為生產力，避免它們成為“證書成果”、“抽屜成果”，是放松技術要素供給約束的重要突破口。

　　最后，《意見》提出要健全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對于完善中國的收入分配制度有著重要意義。新供給經濟學認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首先要堅持按要素貢獻分配，效率優先的原則，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把邊際生產率、要素成本作為衡量要素貢獻大小和確定要素報酬的重要參考指標，確保勞動、土地、資本等要素，以及技術和管理都得到合理報酬?！兑庖姟诽岢觥叭尕瀼芈鋵嵰栽黾又R價值為導向的收入分配政策，充分尊重科研、技術、管理人才，充分體現技術、知識、管理、數據等要素的價值”，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正確方向。

　　總之，此次啟動的要素市場化改革，是在特殊經濟背景下的深化改革措施，既可視為釋放土地等生產要素活力的短期穩增長舉措，更是為下一步新型城鎮化戰略和經濟轉型升級鋪路，并提高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戰略改革部署。中央政策已經破冰，當前需要全社會都能深刻認識到要素改革對中國經濟短中長期的全局性意義，若各部門及地方政府能夠認真貫徹，大膽開刀，清除積弊，將各種供給約束下的生產要素解放出來，降低要素供給成本，必將為中國經濟提高中長期增長動力創造良好條件。

　　(本文作者介紹：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經濟學博士，沃頓商學院高級訪問學者，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兼職教授，中華全國工商聯智庫委員，新供給經濟學和軟價值理論的提出者。)